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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赋”作为一种言语行为的语用学分析及“赋”的语用效力的嬗变崔德全（安康学院 中文系，陕西 安康 725000）摘要 赋，不止是一种文学体制或表达方式，更是一种特殊的言语行为目的行为。作为一种目的行为， “赋”经历了由“师箴瞍赋”到“赋诗言志”再到“作赋以讽”的转变，在此转变过程中，赋的语用效力也随之发生微妙的变化。关键词 目的行为 赋诗以讽 外交赋诗 劝而不止一直以来，人们要么把“赋”看作是一种文体，是诗的流裔或分支；要么将“赋”看作是一种不同于比兴的写作手法或表达技巧；或者有人干脆将两者结合起来，认为赋是用“敷陈”的技巧写出来的一种特殊文体。近人的研究基本上是沿着上述路子进行的。诚然，上述研
2、究都取得了令人难以企及的丰硕成果。然而这些研究却形成了一种遮蔽，它掩盖了“赋”作为一种言语行为的性质及功能。从本质上讲，不管是西周“师箴瞍赋”还是春秋“赋诗言志”亦或是汉代“作赋以讽” ，赋，都不止是一种文学体制或表达技巧，更是一种特殊的言语行为目的行为。作为目的行为， “赋”在经由“师箴瞍赋”到“赋诗言志”再到“作赋以讽”的转变过程中，其行为主体、场合及言说方式都在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其语用效力也随之发生微妙的变化。本文力图从语用学的角度透析“赋”作为一种目的行为及其语用效力转变的轨迹。1、作为乐工赋“所献之诗”的讽谏行为赋诗究竟起于何时，现在已难确知。然而引诗早在西周末年就有了。 国语周
3、语上：周穆王将征伐犬戎，祭公谋父引周颂时迈诗谏止之；又，厉王效荣夷公专利于天下，芮良夫亦曾引诗谏止而不得。赋诗在此时也存在了。国语为我们保存了赋诗行为存在于西周末年的有力证据。西周末年，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谤王，王得卫巫以监谤者。于是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然而王的股肱大臣邵公却感到不安。他劝厉王应该听听国人的心声，听听卿士大夫的讽谏之语。他说：“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师箴，瞍赋，矒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1三国吴韦昭对这段话作了详细的注释：献诗， “献诗以风也” ；箴， “箴刺王缺，以正得失也” ；赋，赋“公卿列士所献诗也” ；诵， “诵箴谏之语也”
4、 。尽管韦昭并没有明确指出盲人为何赋“公卿列士所献诗” ，但根据邵工所言可以推知，显然是因为周朝乐工发现君王有过失，从而赋诗讽谏君王。这个故事透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即乐工赋诗作为讽谏君王的重要途径或手段，似乎是一种制度或习俗，成为西周王朝的治国施政方略。对此，我们还可以作更进一步的推测：赋诗制度或习俗规定，西周王朝的乐工应不时赋“公卿列士所献诗”以讽谏，君王应该清楚并接受乐工的讽谏之意，从而改善国政，并保证整个国家的“事行而不悖” 。可以想见，礼坏乐崩之前，赋诗与听诗双方都曾自觉遵守这个制度或习俗，从而有效发挥了“赋诗”的讽谏作用并实现了其最终的目的。然而，当西周末年礼坏乐崩，该制度或习俗
5、便失去了它应有的约束力与效用，面对暴虐的周厉王，它再也不能保证听诗者为着整个国家的长治久安而像往常一样循规蹈矩了。2、春秋时期的赋诗行为在春秋时期的赋诗行为中，所赋之诗包括古诗和己作之诗。郑玄云：“赋者，或造篇，或诵古。 ”2春秋赋诗的核心是如何用“诗” ，在何种场合用“诗” 。故本文不欲对赋己作之诗行为多作解释，而集中探讨“诵古诗”之赋。即便是“诵古诗” ，也有很多不同类型：最主要的是诸侯交接邻国时的外交赋诗行为，其他还包括臣下赋诗讽谏君上行为、君王赋诗劳来使臣行为，甚至还包括同寮间赋诗讽劝行为等。1、诸侯交接邻国的外交赋诗行为春秋时期， “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
6、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 3。根据左传记载，赋诗始于晋公子重耳赋河水 ，秦穆公答赋六月 ；终于定四年秦哀公赋无衣 。然而外交赋诗的起止时段当长于此。始于重耳赋河水 ， “非前此无赋诗者，盖不足记也。终于定四年者，盖其时赋诗之风渐衰，后竟成绝响者。 ”4朱自清先生曾说：这种外交赋诗，言诸侯之志，一国之志，自然颂多而讽少，也有出乎酬酢的讽颂即表示态度之外的，但“赋诗究竟是酬酢的多” 5。然而如果从语用学的角度考察，将外交赋诗看作是一种以“诗”为手段的目的行为，我敢说，几乎所有的赋诗都有出乎酬酢之外的目的。就让我们看几个这样的例子。鲁襄八年，晋范宣子聘于鲁。公享之，宣子赋摽有梅 ， “寄意
7、于望鲁及时出兵”以助晋讨郑，鲁“欢以承命” 。鲁襄十六年冬，穆叔如晋聘，见中行献子，赋圻父 ；见范宣子，赋鸿雁之卒章，两次赋诗皆寄望于求晋护鲁，晋“敢不从执事以同恤社稷”？鲁襄二十六年“秋七月，齐侯郑伯为卫侯故如晋” ，齐国景子赋蓼萧 ，郑子产赋缁衣 ，二人皆意在游说晋侯放归卫侯，晋人故意误会其意。齐国子又赋辔之柔矣 ，意在劝晋侯当“宽政以安诸侯，若柔辔之驭刚马” ；子产又赋将仲子兮意在戒晋侯“众言可畏，卫侯虽别有罪，而众人犹谓晋为臣执君” ， “晋侯乃许归卫侯” 。鲁昭三年十月，郑伯如楚，楚子享之，赋吉日 ，意“欲与郑伯共田” ， “既享，子产乃具田备，王以田江南之梦” 。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
8、，不一一说明。由是知，在外交赋诗中，赋诗者大都在酬酢之外夹带上了很实际的功利目的，他们或赋诗以交好，或赋诗以求助，或赋诗邀与共田，或赋诗以迎女，等等不一而足。而他们在赋诗中所寄寓的意愿、请求或建议，又大都实现或被允诺了。雷汉宗先生指出的“赋诗有时也可发生具体的重大作用” ，乃不刊之论。2、君臣对话中的赋诗以讽行为西周时期的赋诗是臣子为了讽谏君王有过则勿惮改。到了春秋年间，古老的赋诗或献诗以讽的行为依然保持着其强大的传统力量，它变换了样子渗透进诸侯列国君臣对话中。 晏子春秋记载了下面这个故事：晏子出使鲁国回来，发现他的国王齐景公在寒冬里役使国人为他营造一个奢华的宫殿，不少人被冻死了， “国人望晏
9、子” 。在景公宴请晏子的宴会上， “晏子歌庶民之言曰：冻水洗我若之何？太上糜散我若之何？歌终，喟然叹而流涕。公止之曰：夫子曷为至此？殆为大台之役夫。寡人将速罢之。 ”6由是知，在君臣对话中，赋诗以讽的行为及其语用效力还依然保持着。晏子通过“主文” ，即歌“庶民之言”的方式成功地对齐景公实施了委婉的讽谏。或许，也只有采用这种“不直言君之过失”而咏歌婉谏的方式才能实现最终的“言者无罪闻者戒”的最佳言语交际效果。话语意义的恰当表达与准确理解，言语交际效果的最佳实现，本身就是人类言语行为的最终极目标。3、君王赋诗劳来使臣和同僚赋诗讽劝行为这两种赋诗行为非常罕见，我们在左传中分别为之找到一个事例。1）襄
10、二十年，公命季武子如宋，报向戌之聘。季武子不仅完美地完成了外交使命，而且还增进了鲁宋交谊。回国后，襄公享之，赋南山有台以赞美季武子乃“邦家之基” 、 “邦家之光” ，言其能奉使为国争光。季武子辞谢。此君王劳来使臣之赋诗行为。2）文七年，先蔑叛逃到秦国。初，先蔑与荀林父同寮。而晋嗣君尚在，先蔑外求君。荀林父止之曰：“此必不行” 。又劝先蔑说：急走，不然，将及祸。先蔑弗听，为赋板之三章， “义取同寮及他人为谋，汝当听之也” 。又弗听。此同寮赋诗讽劝行为。由此可见，春秋年间，赋诗行为不止体现在传统的用诗场合君臣对话中，而且还体现在诸侯间的外交赋诗与同寮间的赋诗讽劝行为中。 “赋”的语用效力也不再单单
11、是君臣讽谏，而乃扩展到了外交酬酢及交涉、同寮讽劝等方面。3、 “劝而不止”：讽谏与虞悦的悖反当秦并六国，统一天下，春秋最主要的赋诗形式外交赋诗既已失去其存在之语境，赋诗之风遂逐渐消亡。代之而起的是作赋以讽。 汉志云：“春秋之后，周道寖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讽，咸有恻隐古诗之义。 ”然则“古人赋诗与后世作赋，事异而意同。意之所取，大抵有二：一以讽谏一以言志。志与讽谏，赋之体用具矣。 ”7前世为赋者，有孙卿屈原，尚颇有古诗之义。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云：“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
12、而作离骚 。离骚者，犹离忧也。 ”又云：离骚“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 。屈平虽被流放，但仍眷顾楚国，心系楚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 “其存心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 ”班固离骚赞序云：“离骚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初事怀王，甚见信任，同列上官大夫妬害其能，谗之王，王怒而疏屈原。屈原以忠信见疑，忧愁幽思而作离骚 。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 ”8史迁、班固的解释非常准确，屈原作赋实兼言志、讽谏二义。汉兴为赋者尚有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张衡等，亦为一代赋家。这些赋家作赋之初衷，依然是讽谏君王。司马相如为子虚赋 ，以子虚、乌有、无是公三人为辞，
13、 “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风谏” ；又，“相如见上（汉武帝）好仙道” ，因上大人赋以讽。故史记司马相如传赞云：“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 9。枚乘七发 ， “说七事以启发太子也，犹楚词七谏之流” 。扬雄甘泉赋序曰“奏甘泉赋以风” ；羽猎赋序曰“聊因校猎，赋以风之” ；长杨赋序曰“藉翰林以为主人，子墨为客卿以风” 。直至东汉班固作两都赋 、张衡作二京赋 ，也都是为了讽谏。 10文选所载马班扬张京殿苑猎诸赋，意主讽谏，无疑也。然而自宋玉开始，则多淫浮之病。如高唐 、 神女 ，一以形容山势之高峻，一以敷写容色之艳丽，遂开汉大赋侈丽竞夸、闳衍浮靡之风， 子虚 、 上林
14、、 甘泉 、 羽猎等京殿苑囿诸赋皆此类也。这样，本来非常和谐的“事形”和“情义”之关系就颠倒了，随之而来的便是赋的语用效力的变异。 “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情义为助。情义为主，则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为本，则言富而辞无常矣。文之烦省，辞之险易，盖由于此。夫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辞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此四过者，所以背大体而害政教。 ”11然则，“情义”才是赋的根本、核心，它有摆脱“事形”束缚而独立存在的价值，作赋者也正是希望它能够实现使君王“引之节俭”的讽谏目的。但是，大赋的闳衍侈丽之辞所兴发起来的审美想象已经从一个讽谏
15、君王的中介变成了一种独立的精神享受。王侯们常常忽略甚至忘记了作赋讽谏的意图，而沉浸在由赋中描绘的虚无缥缈的境界而兴发起的审美想象中。扬雄将这种作赋初衷与实际语用效力的悖反现象称为“劝而不止”：“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钜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陵云之志。由是而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 ”12。司马相如的大人赋如此，扬雄的甘泉赋亦如此。 “孝成皇帝好广公室，扬子云上甘泉赋 ，妙称神怪，若曰非人力所能为，鬼神力乃可成。皇帝不觉，为之不止。 ”13赋的铺排比兴使“领会者”脱离了“劝”的目的而兴味盎然，沉浸
16、于虚无缥缈的审美想象而“为之不止” 。“极丽靡之辞，闳侈钜衍”的京殿苑囿诸赋既本末倒置， “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戒” 14，于是人们就开始讥诮赋、贬低赋，并后悔作赋。 汉书扬雄传记录了扬雄对赋的态度转变的过程：“雄少而好学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雄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 。然而当扬雄认识到赋“劝而不止”之后，他便“辍而不为” 。 法言吾子中的一段对话还透露了扬雄对赋嗤之以鼻的态度：“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 ”后来，还是汉宣帝对作赋初衷与实际效应的悖反现象作了比较公正合理的评论：“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辟如女工有绮毂，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悦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 ”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