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创业指南)组织设计与创业的相关性分权化与规范化对于发现机遇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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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组织设计与创业的相关性:分权化与规范化对于发现机遇并抓住机遇的作用Nicolai J Foss Copenhagen Business School, Denmark; Norwegian School of Economics, NorwayJacob LyngsieCopenhagen Business School, DenmarkShaker A ZahraUniversity of Minnesota, USA摘要 现存的研究很少将注意力集中于在公司成立中组织设计与创业的相关性。我们认为从理论上来讲,相同的组织设计支撑了机遇的实现以及发现,具体而言,分权化的结构与机遇的实现及发现有关

2、,并且这种作用通过规范化得以加强。权利的下放给经理们自由裁量权和必要的自治权去认识并抓住机遇,同时规范化确保了行为与过程的标准化与法规化。为了检验这些想法,我们使用的数据集是来自474家丹麦公司的配对响应,这些公司来自几个不同的行业。我们发现,分权化和规范化与机遇的实现有着直接的、显著的、重要的关联。我们也提出了组织设计的变量与机遇的发现是如何相关联的。我们发现类似效果。我们讨论我们推理和实践的理论及实践意义,如创新理念的含义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组织学习的最佳方法就是要采用灵巧的设计,否则就会在组织的设计中摇摆不定。关键词设计与边界,创业,公司绩效,创新管理,组织结构,回归分析,研究方法,主题

3、与观点引言当代创业研究介绍了发现商业机遇与技术机遇及其实现之间的根本区别(e.g. Choi and Shepherd, 2004; Eckardt and Shane, 2003; Katila and Mang, 2003; McMullen et al., 2007; Shane, 2003; Shane and Venkataraman, 2000)。可以说,大部分的文献都是涉及新兴的组织,相对而言,在成立公司的创业过程中,对组织设计的要求是鲜为人知的(Foss and Lyngsie, 2014)。例如,在一个概念的讨论中,爱尔兰人(2009)引入了“亲组织结构”的概念,他们描述了大

4、致的结构、文化、资源和能力以及支持创业过程的奖励制度。然而他们既没有系统地将他们的概念与传统的组织设计理论 (e.g. Burton and Obel, 1998; Galbraith, 1974)相联系,也没有解释是否不同的创业过程(发现和实现创业机遇)需要不同的组织我们在这项研究中寻求的挑战(see also Wales et al., 2011)。关于第一个挑战,我们专注于一个不同寻常的创业过程,即抓住机遇,这是指在感知机遇的追求中,行动、资源和投资的实际部署(Cha and Bae, 2010; Eckardt and Shane, 2003; Foss et al., 2013; S

5、hane and Venkataraman, 2000)。总的来说,抓住机遇需要互补资产和活动的动员,如生产、营销、销售、配送(Teece, 1986)。在一定条件下(尤其是当专属管理权比较弱时),企业活动与公司所拥有的必要的内部财产密切协调或许会给企业带来优势,企业需要以此来进入市场获得资产并进行活动(e.g. Teece, 1986, 1992)。换句话说,组织设计会带来资源、能力和知识的不同获取方式,我们在古典组织设计理论下讨论机遇的实现(e.g. Burton and Obel, 1998; Galbraith, 1974, 1995)。具体而言,我们认为从理论上来说,分权化与机遇的实

6、现呈正相关,同时它主要的作用是由工作流程规范化所正向调节的。我们这一论点的发展意味着我们提出了在创业研究中一个相对被忽视的领域,即组织设计与实现机遇相关性(Foss et al., 2013)。虽然机遇的实现被认为是重要的,但研究人员更多的关注机遇的来源和发现机遇的过程(Block and MacMillan, 1993; Foss and Klein, 2012)。现存的研究告诉我们很少有与成功的机遇实现有关的研究(Choi and Shepherd, 2004),尤其是那些被给予了管理干预的组织,如在组织结构方面(Foss et al., 2013)。我们特别要强调的议题是是否不同的创业过

7、程(如发现和抓住机遇)与不同的组织设计有关。尽管直觉表明可能是这样,但理论推理表明并不是这样。在这项研究中所考虑的组织设计的变量即分权化和规范化传统意义上分别被认为是有机的(即分权)和机械的(即规范化)组织形式的部分。我们认为这些变量与机遇的发现以及机遇的实现有关(尽管是出于不同原因)。换句话说,我们认为对于不同创业阶段结构的影响并没有明显的差异。我们通过对丹麦公司配对的受访者的大规模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在分权化、规范化和机遇实现之间有着正相关关系。我们也发现在分权和机遇实现之间的主要关系是通过规范化来调节的。我们进一步提到了组织设计变量和机遇的发现之间是如何相关的,同时找到了这些变量和机遇实现

8、之间的协同性。虽然我们不能够完全缓和它内生性的问题,但这些发现是由一系列的可靠的测试所支持的。总体而言,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当组织从发现机遇往实现机遇转变时,它的组织设计也许并不一定要改变。相反,公司可以通过相同的组织设计元素这种方法来支持机遇的发现与实现。在“结论讨论”部分,我们讨论了有关探索平衡 (Levinthal and March, 1993; March, 1991; Siggelkow and Rivkin, 2006) 和组织双元化(OReilly and Tushman, 2008; Raisch et al., 2009)文献的影响。我们的观点和结论与Garrett和Cov

9、in的结论相关,他们认为最初的行为和一个新的公司内在的风险之间的独立性与风险绩效并不相关,违背了文献的宗旨这表明最初的行为和公司内在的风险之间结构性的分离与企业风险绩效呈正相关(e.g. Dess et al., 1999)。我们的数据并没有让我们来衡量组织变革的成本。不过,由于组织设计通常有着许多复杂的内容(Ennen and Richter, 2010)并且不是那么具有可塑性,所以改变组织设计可能会涉及到大量的成本。我们发现,使用相同的组织设计元素可以维持不同的创业过程,这对于管理者来说是一个好消息。理论与假设实现机遇的研究诸多研究流派所提供的感悟能够提高我们对于机遇实现的相关性的理解。在

10、这些研究中,有些表明在机遇实现和组织设计之间也许有着系统性的联系。研究人员已经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去定义机遇、确定其来源 (e.g. Alvarez and Barney, 2007; Eckardt and Shane, 2003; Shane and Venkataraman, 2000),并且阐明了公司用来评估它们的标准。这种文献通常突出机遇实现的具体方面,如拥护者们在促进特别机遇中的作用,但很少将注意力放在公司抓住机遇的过程上。一个创业研究流派凸显机遇作为一种资源其本身的价值,主张与其他机遇相比,一些机遇天生就更有价值。例如,一些机遇也许比其他机遇更新奇(Choi and Shepherd

11、, 2004),或者更容易实现其商业性(Shane, 2001)。这样的机遇也可能会充分利用组织的能力、技术、系统或互补性资产。其他研究探索新产品的推出(e.g. Schoonhoven et al., 1990)和将新系统引入现存组织的介绍 (Ireland et al., 2009; Normann, 1971; Puranam et al., 2006) , 这些研究强调了与取得成功相关的机遇的特点。然而,这一研究流派倾向于模糊机遇评估和机遇实现之间的界限,这使得很难确定影响机遇实现的因素。另外,研究本身并没有认识到甚至最有前景的机遇也许不会创造价值,除非这些机遇的实现与公司的外部环境,

12、尤其是市场和竞争环境相匹配。对实现机遇而言,外部(环境)因素的重要性已经在一些流派中得到了凸显,他们致力于机遇实现的时机(e.g. Choi and Shepherd, 2004; Miller and Folta, 2002; Schoonhoven et al., 1990; Teece, 1986)。有些机遇在一个行业的生命周期的特定阶段变得尤其有价值(e.g. Rosenkopf and McGrath, 2011),尤其是当他们满足市场需求(Rumelt, 1987), 抢占了竞争市场,赋予了先发优势(Choi and Shepherd, 2004),主导了活动变化的时候 (Burg

13、elman and Grove, 2007)。总的来说,这些观察表明机遇和外部环境之间的配合也许会影响来自成功抓住机遇的预期收益(Schoonhoven et al., 1990)。例如,有些产品科学的评估了接地气的机遇的价值,同时当这些机遇是来自这个行业中具有主导性组织设计的发展之后时,管理起来更加容易成功(Rosenkopf and McGrath, 2011)。反过来这也表明在一个产品发布时,与实现机遇相关的相互协调的活动也许对于活动的成功实现而言是有必要的。组织设计和机遇的实现 一个公司的正式组织结构反映了它的专业水平和贯穿整个组织的专业性分布。它也描述了谁来分配资源和谁有权利去决定所

14、追求机遇的种类以及如何将其做的最好(e.g. Galbraith, 1974; Jensen and Meckling, 1992)。许多研究流派表明具有高度分散和自治性特点的组织设计特别适合具有探索性的活动,例如,本土技术性的探索形式 (Stuart and Podolny, 1996)和公司内部的商业冒险的形式 (e.g. Dess et al., 1999)也许会带来创业机遇的发现。相反,更加集中和正式的设计会更好的的适应机遇的实现(see Dess et al., 1999; Gupta et al., 2006; Ireland et al., 2009; Jansen et al.

15、, 2006; Pavitt, 1991, 1998; Shane and Venkataraman, 2000)。例如,研究报告表明结构的组织性与更高的创业导向相关联(Burns and Stalker, 1961; Covin and Slevin, 1988; Slevin and Covin, 1989)。相反,这种定位也许会带来机遇的发现。但是,组织设计作为有机或机械的分类也许不会直接说明特定的设计变量如何独立的与不同的创业过程相联系(例如机遇的发现与实现)。此外,正如Wales等人(2011)所指出的,创业导向在公司的组织设计中以及创业观念在整个组织单元的分配上很少受到关注。相反,

16、有许多相关文献的绩效表明,一个公司组织结构的许多特点(如专业化、差异化、分权化、协调性以及自治性)都能够促进创新的活动(Block and MacMillan, 1993; Dess et al., 1999; Kanter, 1986, 1988; Miller, 1983; Miller and Friesen, 1982, 1984; Mohr, 1969; Zahra, 1991)。 然而,这样的研究通常集中于公司在创业和创新中方式的整体配置,而不是集中于有关部署行动和与实施投资相关的特点活动,这样以便来源于机遇的价值是适当的,后者则表示了机遇的实现。然而,有些研究的确表明机遇的成功实现与特点的组织设计有关。比如,Ireland and Webb (2009: 472)观察到从发现机遇到实现机遇是促进了领导层权利的集中并且其标准化和规范化的水平相对较高(see also Kanter, 1986; Normann, 1971)。集权化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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