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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隋唐时期的陵寝制度 一、“依山为陵”制度的沿续 隋唐时期帝陵的建造，基本上沿袭汉朝“依山为陵”的制度。 隋文帝杨坚死于仁寿四年（公元 604年），同年十月与皇后独孤氏合葬于太陵。太陵位于今陕西省扶风县东南的五泉乡王上村旁。陵冢高274米，呈覆斗形，夯筑而成。底部面积为26560平方米。陵冢顶部平坦，呈长方形，东西长48米，南北宽38米。陵家底部四周已被挖掉35米，现残存东西长166米，南北宽160米。陵冢周围 原筑有夯土城垣，现已基本毁坏，唯北城尚有残墙，长约130米，最高处12米，残存宽55米。夯层清晰，夯窝明显。经初步钻探，陵垣东西长756米，南北宽652米。垣墙的四角及中部都发现有大量的
2、砖瓦残片，应是当时建有阙楼和城门的残迹遗存。 唐代帝陵的建造自太宗昭陵始，基本上依山为陵。据统计，在唐朝18处帝陵中，除献陵、庄陵、端陵、靖陵四处位于平原外，其余都是利用山丘建造的。平面布局是在山陵四周筑方形陵墙围绕，四面辟门，门外设石狮，四角建角楼，陵前神道一般顺着坡势向南展延，神道上的门阙和两侧的人、兽雕像较前代增多。 据文献记载，唐代依山为陵的作法始于唐太宗。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唐太宗营建寿陵（即昭陵）时确立了这一制度。他对侍臣说：“昔汉家皆先造山陵，既达始终，身复亲见，又省子孙经营，不烦费人功，我深以此为是。古者因山为坟，此城便事。我看九峻山孤耸回绕，因而傍凿，可置山陵处，联实
3、有经焉之理。” 九峻山位于陕西省礼泉县东22公里处。山势突兀，海拔1888米。地处泾河之阴，渭河之阳，南隔关中平原，与太白、终南诸峰遥相对峙。东西两侧，层峦起伏，气势磅礴，蔚为壮观。昭陵玄宫凿造于九峻山南坡腰间，从诞道至墓室进深250米，前后置5道石门。墓室内部“闲丽不异于人间，中为正寝，东西厢列石床”。因山势陡峭，人员往来不便，故又顺山旁架设栈道，悬绝百仞，绕山300米始达墓门。对此，唐代大诗人杜甫在重经昭陵诗中描述道：“圣图天广大，宗祀目光辉。陵寝盘空曲，熊黑守翠微。再窥松柏路，还见五云飞。” 自唐太宗昭陵后，乾、定、桥、泰、建、元、崇、丰、景、光、章、贞、简等13陵都是采用“依山为陵”的
4、制度。其中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合葬的乾陵，是最具代表性的一座。 乾陵位于陕西省乾县西北6公里的梁山上。梁山海拔1049米，三峰丛立，气势雄伟，蔚为壮观。北峰最高，为陵之主体，与九峻山遥相比峻。南侧二峰较低，东西对峙，为陵寝南端的天然门阙，俗称“奶头山。”乾陵玄官位于梁山主峰南坡，拔地高度104米。隧道正南北向，斜及墓门，宽约378米，进深65米，全部用长约125米、厚约050米的石条迭砌。石条之间以510千克的铁栓嵌住，再将铁水灌注于五条和铁柱之间，上面夯土复盖，真可谓固若金汤。据初步估计，仅隧道至墓门石条就多达3000块左右。工程如此浩大，为关中唐十八陵中所仅见。 二、“寝”制建筑的进一步扩大
5、 隋唐时期的“寝”，在过去寝殿、便殿和寝宫的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的扩大。其特点是把传统的履”分割开来，分造三处。以昭陵为例，首先在立宫的门顶上，建造有供墓主灵魂游乐之用的神游殿，其功能相当于汉代寝殿旁侧的便殿。其次在陵墓之前，南边墙垣的朱雀门以内，建有献殿。献陵又称“寝殿”，正对山陵，是朝拜献祭的大殿。另据昭陵志载：“高力士于太宗献殿见小梳厢一、柞木梳一、黑角篦子一、草根刷子一，叹日：此先帝首创义旗，新王皇报，遂身服用，惟留此物，将欲传示子孙，永存节俭。”可知献殿除用于祭祀外，还是瞻仰墓主遗物的场所。献殿的规模较大，如近年在献殿遗址采集到一件安放在屋脊上的鸱尾，高1.5米，底长1米，宽0.65
6、米，重约150千克。再次在山下琼台寺的旁边，建有供墓主灵魂饮食起居生活的寝宫（或称“下宫）。据元代李好文长安图志所载唐昭陵图可知，寝宫规模较献殿为大。经考古测定，昭陵的寝宫遗址面积，东西长237米，南北宽334米，呈长方形，周围墙基厚约3.5米。寝宫前有门闭。此外，昭陵还有祭台等建筑。祭坛设在山的北麓，玄武门内，南高北低，以五层台阶组成，略呈梯形，南三层台阶东西宽53.5米，南北长86.5米。祭坛陈列有唐贞观时期14个少数民族酋长的石像，现大多被毁。祭坛的东西庑房中还陈列浮雕石刻六骏。 三、陵园制度的新发展 唐代陵园的布局始于唐太宗的昭陵，至高宗乾陵时陵园的平面布局已经定型。其基本布局是模仿唐
7、都长安城的建制设计：墓室设在山南的半腰处，高踞陵园北部，为全陵的主体建筑，四周筑围墙，为内城墙；四面各辟一门，南面为正门，门外设神道，并增筑包砖土阙。内城墙以外设外城墙，南面有三道门，石刻群置于由南而北的第二、三道门之间。第一道门外分布着皇族和文武大臣的陪葬墓。内城南门内修筑献殿。乾陵陵园的平面布局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据长安志图记载，乾陵有内外两重城墙。内城为帝陵的围墙，又名皇城，总面积约2293平方公里。从遗迹上看，城约为方形，东西为1450米，南北为1582米，墙厚2.5米；四角各有一个大土墩为角楼，四面城墙正中各开一门，门宽2.7米。门楼均为三出阙，一个为母阙，二个为子阙，属最高等级；为
8、土木结构，楼基和墩台均系夯筑，外用砖包砌，墩台上建楼。门外各有石狮1对，北门加置6马。这一部分可视为唐长安城的宫城。自第一对门阙至第二对门阙之间，长约1公里，是陵墓的神道所在。南端门阙之内，以一对高大的神道石柱为标志，由南向北依次排列有：翼马1对，驼鸟1对，石马和牵马人各5对，石人10对，述圣记碑和无字碑各1块，61尊王宾像。这些列置的石象生象征着墓主出巡时的卤薄队伍，可视为长安城的皇城。第二与第三对门阙之间，约长2至3公里，星罗棋布地分布着皇亲贵戚及功臣们的陪葬墓，这一部分可视为唐长安城的外廓城。 此外，秦汉“封土为陵”、以方形为贵的制度在唐代仍然存在。如唐高祖的献陵、唐敬宗的庄陵、唐武宗的
9、瑞陵、唐僖宗的靖陵都是采用这一制度。 四、严格而周密的陪陵制度 唐代的陪陵制度沿袭汉代，始于唐太宗之时。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唐太宗诏令：“自今已后，功臣密戚及德业佐时者，如有薨亡，宜赐茔地一所，及以秘器，使窀穸之时，丧事无阙。所司依此营备，称朕意焉。”贞观十九年，又“许陪葬者子孙从葬”。贞观二十年，唐太祖进一步规定了父祖陪陵、子孙从葬的制度。从此，陪陵遂成定制。成为封建最高统治者给予“功臣密戚及德业佐时者”的一种特殊待遇和荣誉。 唐代陪葬墓的排列位置是依据死者的身份、政治地位及其与皇帝的亲疏关系而周密布置的。唐会要卷二十一陪陵名位载其“以文武分为左右而列，坟高四文以下，三丈以上”。但考
10、古勘查情况与文献记载有一定的距离，并不完全相符。如在昭陵167座功臣贵成陪葬墓中，已确定墓主身份的57座陪葬墓，既不按文武分列，也不论官职之高低，而是基本上按照埋葬时间的先后，由北向南排列的。坟的高度也大致如此，除了长乐、新城、城阳三个长孙皇后摘生的公主外，其他庶出的皇子、公主、妃子墓葬规制一般都没有超过功臣的墓葬。 陪葬墓的外形，按照目前残存的封土堆，基本上可分为四种类型。 1依山为冢式。这类墓的建造依照唐代帝陵盛行的“依山为陵”制度，墓主为皇室中最显要、最亲近的人物或为皇帝最亲近的功臣。如侍中、郑国公魏征墓，是距昭陵玄官最近一座功臣墓。魏征是唐太宗最为亲近的大臣，故将其墓建在九峻山西南的凤
11、凰山上，依山为冢。此外，唐太宗第21女新城公主墓，也是依山为穴，葬在距昭陵玄官最近的东南方的一个小山梁上。山梁海拔1000米，墓在山梁顶。 2覆斗形土冢。这类墓的封土堆较大，有陵园，四周有围墙，南门有五对土阙，阙南列有石刻。一般为太子、公主、王一类皇室人物的陪葬墓。如昭陵的常乐公主墓、城阳公主墓，乾陵的章怀太子墓、懿德太子墓、永泰公主墓等。 3圆锥形土冢。这类墓封土堆较小，呈圆锥体，但顶部为不规则圆形，无陵园和石刻。这类陪葬墓一般属于文武大臣，少数为皇族。如 昭陵中的中书令、虞国公温彦博墓，尚书左仆射、梁国公房玄龄墓，国子祭酒、曲阜县公孔颖达墓，左卫大将军、卢国公程咬金墓，废太子李承乾墓，唐太
12、宗第11子、福王李福墓，唐太宗燕妃墓，唐太宗乳母彭城夫人墓等，封土都呈圆锥形。高者15米，低者仅为2米；直径大者40余米，小者5米。 4象山形墓。这类墓仿照汉武帝茂陵卫青、霍去病墓的形制修筑。如昭陵的司空、太子太傅、雄国公李动（徐懋功）墓，起冢象征铁山、阴山、乌德键山；封土高25米，直径98米。尚书仆射、卫国公李靖墓，起冢象征明山、铁山、积石山；封土高12米，直径72米。这种墓葬形制，象征着他们生前在那里征战的功业。 由此可见，唐代的陪陵制度有着严格而周密的规划，它反映了“主尊臣贵”、“崇重今朝冠冕”的封建等级思想。但是，随着唐朝中后期国力的衰弱，中央集权制的逐渐衰微，陪陵制度也如同虚设。至唐
13、玄宗泰陵以后，唐朝昭陵制度已经衰亡了。 五、走向高峰的陵墓石刻 唐代陵墓石刻数量之巨大、种类之繁多、题材之广泛、技艺之精湛、气势之雄伟，可谓空前绝后，它标志着中国古代的陵墓雕刻已经走向高峰。 （一）陵墓石刻制度的确立 陵墓石刻是墓主身份等级地位的象征。从唐代陵墓石刻的题材、造型和雕刻技法等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时期： 第一时期为初唐，以献、昭两陵的石刻为代表。其特征是陵前石刻尚无定制，题材内容以纪功为主，安放石刻的位置也不一致。 第二时期为盛唐时期，包括恭、乾、定、桥四陵。恭陵位于洛阳市偃师县缑氏乡，是唐高宗太子李弘的陵墓，因李弘没有称帝，故末计入唐代帝陵之列。恭陵东、西、北三门外双阙之前
14、均陈石群狮1对。陵前南门神道两侧列置石刻，自南端起计有华表1对、飞马l对、石人3对、站狮1对，在第一、二石人之间立睿德记碑1通。恭陵的这一石刻群组合开创了唐代帝陵石刻制度化的先河，此后的乾陵石刻基本上仿照于此，只是在数量和种类上有所增加，完备了唐代帝陵的陵墓石刻制度。从文献记载来看，乾陵陵园四门外各有石狮1对，北门立石马3对，南门外有立像61尊，述圣记碑、无字碑各1通，石人10对，石马及牵马人各5对，驼鸟1对，翼马1对，石柱1对。其中除少数民族首领石像属于表彰威武以外，其余都是作为“仪卫”的陵前石刻群。此后，各陵石刻除无述圣记碑、无字碑、61尊王宾像外，均仿乾陵市局，仅稍有变动而已。这一时期的
15、石刻群，气魄雄伟宏大，体现了大唐帝国的雄风。 第三时期为中唐以后，包括泰、建、元、崇、丰、景、光、庄八陵。其特点是石人中出现了相对而立的文臣和拄剑武臣，石马矮小，石刻制作粗疏，线条松散。说明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已由盛转衰。 第四时期为晚唐时期，包括章、端、贞、简、靖之陵。这一时期陵前石刻的特点是体态瘦小，神情萎靡不振，反映了唐王朝已濒 临灭亡。 （二）陵墓雕刻史上的伟大杰作 据学者统计，唐代帝王陵墓的大型石刻总数在1000余件以上，其中不少是精美绝伦的雕刻艺术品，有重要的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 献陵的石虎、石犀，是唐代初期帝陵石刻中难得的艺术珍品。石虎造型凶猛，它那机敏觅食的眼神，刚劲有力的腿部，
16、生动地刻划出了虎的性格特征。石犀的造型尤为生动，十分憨态可掬，雕琢粗中有细，质感特别强烈，栩栩如生，似缓步迎面而来。 “昭陵六骏”更是中国古代陵墓雕刻史上继西汉霍去病墓“马踏匈奴”之后的又一伟大杰作。昭陵六骏是唐太宗李世民当年统一全国，南征北战、驰骋战场骑的六匹战马。为了纪念六骏，唐太宗令绘大骏之形雕于石屏。工匠们运用高超的技艺，雕刻了六骏逼真的形象。据传说，六骏形象出于唐代大画家阎立本之手，雕刻家再依其形制雕刻于石屏上。石屏高约五尺，宽约六尺，石屏右上角或左上角都有唐太宗自题的四首赞美诗，由唐代著名书法家欧阳询书写。从文献中得知，六骏中的“特勒缥”是唐太宗平来金刚时所乘的坐骑，排列在东侧第一，黄白色，像微黑色。赞曰；“应维腾空，承声半汉；入险摧敌，乘危济难。”排在东侧第二的“青雅”，是唐太宗镇压窦建德农民起义军时所乘的坐骑，苍白杂色，前中五箭。赞曰：“足轻电影，神发天机；策兹飞练，定我戎衣。”东侧第三为“什伐赤”，它是唐太宗与王世充、窦建德作战时的坐骑，纯赤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