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命题的思考.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关于“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命题的思考.docx（8页珍藏版）》请在金锄头文库上搜索。
1、关于“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命题的思考摘 要：20世纪90年代隆重推出的“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命题，今天已经走向冷寂。“转换”说的推出与“文论失语症”和“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现实语境密不可分。学理上，“转换”说主张将古代文论话语“转换”为现当代文论话语；实践上，主张将之运用到当代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中来。这种双重指向正是“转换”说问世的现实前提和立论基础。因此，不能将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或者当代价值与意义等同为现代转换；然而，绝大部分“转换”论者都直接把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或当代价值视为“现代转换”。这无疑扩大了“转换”边界，泛化了“转换”内涵，也忽视了此说诞生时的历史背景和倡导者的初衷及目的。其实，当代
2、文学理论的建构，不可能从古代文论的转换中得来，只能在当代文学批评和实践中逐渐形成。 关键词：失语症；重建；现代阐释；现代转换：吕双伟，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 长沙 410081）20世纪以来，在追求“古为今用”的过程中，在时代、社会等因素的影响下，对古代文论的当代意义的追寻，逐渐演变成为追求古代文论在当代文学理论建构中的主导权、话语权，从而导致了“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简称“转换”）命题在1996年被隆重推出。毫无疑问的是，“转换”说的明确问世与“文论失语症”和“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现实语境密不可分。正是由于学者呼吁中国文论患了“失语症”，缺乏自己的言说话语，从而主张用自己的话
3、语来重建中国文论；而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又不能靠完全西化了的现代文论话语，那自然只能依靠古代文论的运用，这自然需要一个转换的过程，于是，“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就应运而生。近二十年来，中国文论界对“失语症”、“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及“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讨论，由最初的空前热闹变成了现在的极度冷寂。甚至连曾大力倡导“转换”说的曹顺庆先生，也在2014年8月的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年会上对这一命题加以否定，做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一个误导中国文论的口号的大会主题发言。不可否认的是，今天，“转换”说虽然还有学者支持和倡导，但是，已经没有多少拥趸，激溅不了多少浪花。当然，“转换”说引发了中国文论界对古今中
4、外文论的异质性和同构性及对话可能性、融通方法等的探讨，深化了学者对中国古代文论、现当代文论和西方古典、现代文论的认识。但是，至今为止，它对于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实际建设，并没有产生多少效果，并没有“转换”出公认的、批量的理论话语且能够运用到当代文学创作和批评中。以古代文论为基础或者本根，重新建构中国文学理论话语，只能是一时的宣传策略或冲动口号，难以付诸实践。个人认为，作为命题本身，“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提法和争论将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或者当代价值与意义等早已存在的命题。虽然学术界已经对这一命题做了深入分析和批评1，也做了一些综述，2但是，批评者内容深刻却不详细具体；综述者长篇
5、大论却没有抓住“转换”说的实际指向与内涵。因此，本文从否定“转换”说的角度，对这一命题重新进行直言不讳地反思。一、学术命题的提出要谨慎中国当代文论确实存在创新力不够、针对性不强和实践性不足的弊端，需要新鲜血液和新颖方法来改进和提高。从当今需要继承传统的意义而言，古代文论是老传统，现当代文论则是新传统，从实际上看，新传统的影响比老传统更为重要。因此，建设当代文论，只承认古代文论传统，而全盘否定20世纪以来形成的新传统的看法是偏颇的；只能立足于现当代文论新传统，而无法以古代文论为本根。在20世纪90年代对西方现代性反思、民族传统被重新重视的背景下，在当代文论话语苍白无力的环境下，曹顺庆先生提出“文
6、论失语症”，指出因为我们重视西方，忽视传统，缺乏自己的民族话语和理论建构，因而主张通过亲近、融化传统，通过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来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这无疑代表了当时大部分文论学者的想法，发出了他们的心声，因而之后围绕“失语”和“转换”说展开热烈讨论的学者，大部分沿袭了这一思路，相关研究综述也大多袭用了这一说法。但是，“失语症”、“重建”和“转换”等提法虽形象生动或气魄宏大，但不能严谨自足，初看似乎合情合理，细思则问题较大。“转换”说看似应运而生，但细看则发现概念模糊，指向不明，厚古薄今太重，实际上也难以践行。要知道，“西语的输入并不是话语主体强行霸占的结果，而是我国文学及文论话语主动的寻求、模仿、
7、融合理解及民族国家的现代性需求使然”3。不是殖民者或者传教士的刻意传播，有意入侵，而是我们主体的自觉主动吸收和运用。因此，其合理性和必然性，实在不容忽视。然而，“失语症”及“转换”说刚问世那几年，还是引起了大陆学人的普遍共鸣，得到了集体性的接受与呼应。其原因当然主要是当代学人不满于古代文论文化在今天的失落、民族认同感和文化认同意识增强、焦虑感更强的结果。此外，还与文论学者的知识素养不高，问题意识不明有关。有些学人，热衷于跟风，对流行话题缺乏深入的研究就信以为真，跟随大流；研究文论却不太关注当代文学创作和批评实际，不潜心研究古代文论，热衷于对西方文论思想做理论演绎和概念辨析。所谓“汉语批评”、“
8、西方文论的中国化”、“中西文论的异质性”等均停留在文学理论本身，离开了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和哲学美学观念的创新，同样说服力不强。更有学者提出在今天建立传统的大文论话语体系，认为中国古代文学和文论不同于西方“纯文学”、“纯审美”观念，主张重建国学视野下的文化通观意识，充分尊重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文史哲合一的学术大传统，在还原的基础上阐释和建构中国传统的“大文论”话语体系。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忘记了今天的文论体系是因今天的文学活动而生，而不是靠古代文史哲合一的历史资料而生，因此这是逆文学发展潮流而动，在现实条件下更是难以践行。建设当代中国文论体系，需要清醒的头脑和冷静的智慧，不能一时心血来潮就发言无忌。新
9、颖的理论命题尽管能带来轰动效应，但是，如果不符合现实，不能应用于实践，那就是空中楼阁，只能昙花一现。 “失语症”及“转换”论，虽然看到了中国文学理论的当下困境，但既没有掌握西方文论话语的精髓，也没有紧密联系当代中国文学现实。当代文论理论建设，首先应该想到今天现实需要什么？当前文学创作处于什么情况？有什么样的学术问题亟待探讨？不能把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视为建构当代文论体系的灵丹妙药。古代文论的个体性、体验性、模糊性的诗性话语方式，难以获得理论的传承性，也不适合现代的知识生产方式和学科建制。当代文学理论建构，东西文学理论都是思想资源，绝不能排斥或者抵制西方文论，应该学习其外在，把握其精髓，融会其精神
10、。王志耕先生认为西方文论尽管不断地结构，再不断地解构，但是其生命力并没有消失，而是融会到了研究中：作为思潮的西方文论确是在本世纪发生过急剧的变更，批评由外部进入内部，再由内部走向更广阔的外部，或者说不断地结构，再不断地解构。但是，作为方法（言说方式）的西方当代文论却的确是以“平面”的方式存在的。如出现于本世纪初的精神分析批评，作为由弗洛伊德、容格等人标举的一种思潮早已结束，但作为一种批评方式，它却保有着持久的生命力。因为无论怎样高喊“已死”，作品的维度是永远不能消失的，即使是在有人预测的“电脑复制”时代也是如此。同样，结构主义早已被解构，但由结构主义而生成的叙事理论，将为我们理解本文提供长期有
11、效的工具。至于解构主义，虽然有人以为至今已觉不新鲜，但它所建立起来的富有创新意义的思维方式不仅在逐渐渗入西方的许多研究领域，并且也为我们今天的话语选择提供着一种哲学的方法论。4同时，我们既要对当代文论进行理论构建，也要打破理论崇拜，平和地看待理论性和系统性。在现代化的语境中，我们过于推崇理论的系统性和普适性，过于相信知性和理性的思维方式，却相对忽视了追求这种现代化带来的弊端。理论的假定性、不确定性没有得到清醒的认识。“就其与事实的关系而言，理论永远是一个假说”5。建构理论时，如果忽视了它与事实的关系，那它就是任意的假定。因此，建构当代文学理论而不能膜拜理论和沉浸在理论的幻象中，没有包罗万象的理
12、论体系。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大陆学人受到西方知识引进的影响，多自我构建理论，但西方文化的异质性决定了它破灭的命运。理论幻象的破灭，导致了文论界的焦虑和急促，于是以不断更新理论武器为手段，却无暇对之整理、消化。结果理论名目繁多，内容庞杂，但焦虑感反而越来越强，导致对西方理论知识的不信任，从而转向中国古代文论，希望以之为基础，通过“转换”来实现中国文论的重建。“现代转换”中的“现代”，自然是区别于传统的新思维、新观念、新方法。它代表着新的生产、生活方式与社会组织方式。追求现代性，就意味着对传统的背反与改造。在文论领域，西方后现代文化理论激活了中国学者对现代性的追问和反思，激起重写中国文论现
13、代性的学术热情。但是，当下中国处于前现代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交织的历史境遇之中，各种思潮并没有在本土生根发芽，更加缺乏与西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对应的哲学思潮，消化吸收的功夫远远不够。因此，我们不能跟风随流，现代性的文论建设还没有完成，就不知深浅地呼吁重写现代性。中国文论的现代性建构本来就没有完成，又何来重写之说？如同当代中国文论话语从来就没有建成，还在过程中，又何来“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之说？二、“现代转换”不能偷换为现代阐释古今文论生成的历史语境、文化语境差异巨大，“转换”实在难以践行。左东岭先生对中国本土文论传统的转换与再生持怀疑态度：“研究者深感中国文论在世界文坛的微弱，便疾呼通过古代文论建
14、立中国的批评话语，其初衷不可谓不佳，但这与争论中西方文化的体用关系一样，显然又是一个永无休止的话题。其实此种设想充其量不过是一厢情愿的理想期待而已。”6但古代文论无疑具有当代意义，可以进行现代阐释。“古代文论当代意义需要不断地生成，它不是一个既成的结论体系，而是一个不断阐释的过程，而且用以阐释的方法应该是多样化的，因而它就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更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系统。因此，与其说古代文论的当代性是一种目标性的知识形态，毋宁说它是一种有待激活的精神资源。”7古代文论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和完美无缺的系统，而是可以激活，发挥作用的精神资源，可以不断阐释。“古代文论话语能否被今天的阐释者所理解、它能否进
15、入今天的文学理论与批评的话语系统，关键就要看作为其基础的那种古人对世界的理解与态度是否能与今天的阐释者沟通。”8这些都强调了现代阐释在追求古代文论的当代意义中的地位，今天的古代文论研究，自然无法避免现代阐释。一种话语的语境涵盖的内容包括话语主体的生存状态、作为话语的逻辑出发点的主流哲学、政治经济状况等因素。福柯曾提出“知识型”（episteme）概念，它“是决定各种话语和各门学科所使用的基本范畴的认识论的结构形式，是某一时代配置各种话语和各门学科的根本性的形成规则，是制约各种话语和各门学科的深层隐蔽的知识密码”9。特定的话语都是在特定的知识型框架中被谈论和理解的。古代文论是伴随着古代社会的语境
16、而生成的，在当代语境下，无法再现，也难以再生。古代文学价值观的贵族化、小众化倾向也与当代文学发展的通俗化、大众化趋势迥然不同。古代那种形象性和象喻性的批评理论虽能对文学现象做出评点，但却难以深入进行学理层面的分析。因此，幻想以“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为基础，来建构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无疑十分艰难。这也导致“转换”说被讨论的时候，多将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或者当代价值视为“转换”的成果和实绩，据此，20世纪以来，王国维、梁启超、朱光潜等先生的古代文论研究成果，成为许多论者视域中的“转换”代表。无疑，这是对于“转换”内涵的泛化和扩大，是意义的位移。此外，在倡导“转换”论者看来，古今文论贯通、中西文论融合都离不开现代阐释，这也是一种“转换”。这无疑也是扩大了“转换”的指向和内涵。在讨论“转换”命题的时候，很多学者从泛化的角度来理解，肯定“现代转换”问题的提出具有充分的历史、现实和理论依据，其实是在说现代阐释的必然性。古风先生的解释可为代表： “现代转换”包括“转”与“换”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