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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巴蜀文化的一些特色第一届两岸历史文化研习营结束致辞编者按：2011年8月18日至8月27日，由蒋经国学术交流基金会、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共同主办、四川大学合办（历史文化学院承办）的“第一届两岸历史文化研习营巴蜀文化”在四川成都举行。这是一项由台北中研院黄进兴院士、四川大学罗志田教授和中研院史语所李孝悌教授共同主持的学术计划，旨在透过实际的田野考察和文献解读，使学员对巴蜀地域所表现的中国文化有现场的体认，并促进两岸青年文史学人深入而密集的知识交流与激荡。研习营师资阵容以中研院史语所和四川大学为主，并请到成都蔡氏中医馆、美国堪萨斯大学、中山大学和北京大学教授襄助，讲座内容丰富
2、，学员的实地田野考察从远古的三星堆文化到当代的成都茶馆，晚间则有专职助教指导研读相关的文献资料并展开讨论。这里刊发的是罗志田教授在最后综合讨论中的发言。?非常高兴能和大家在这里聚集起来探讨巴蜀文化。巴蜀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独立。我自己是四川人，过去对此感觉不明显。后来一位在中国各个地方教过英语的美国老师告诉我，她发现四川人和别处人不同，很独立，不太容易听人的话。过去有个名对联说，“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这是明末清初的话，到清末民初似也如此），大致也反映出这一特点。巴蜀文化与周边西南的云、贵、藏，西北的陕、甘、青，甚至远到东南亚的文化，都有一些相似，又都不那么一样。?然而，作为中国
3、文化之一部分，巴蜀文化是中国文化之下的一个区域分支，还是存在于某一特定区域的中国文化，是可以斟酌的。换言之，中国文化不必是由一个个可区隔的子文化相加而成，而是中国之内各地方人共同分享又各自表述的一个文化；共享者反映共性，各表者表现个性。梁启超早就说过：“自春秋以降，我族已渐为地方的发展，非从各方面综合研究，不能得其全相。”因此，要“了解整个的中国，非以分区叙述为基础不可”。只有通过“分区叙述”以展现个性，才能够真正了解“整个中国”的共性。以下所说的巴蜀文化或区域文化，大体都基于这一视角。?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是中心或主体基本稳定，边缘却伸缩波动，变多于定。巴蜀文化亦然，它不仅在时序上是流动发展
4、的，对外也始终包容开放，没有太强的排他性。在长期持续的互动中，外在因素时常内化于巴蜀文化之中，进而物质化于我们这几天看到的历史遗迹和民风民俗之中。从三星堆到金沙的出土物事可以看出，从很早开始，巴蜀文化就有自己的区域特色，和中原不甚同；但又一直和中原保持接触，与中原文化关联密切，没有一般人想象的那么不入流。包括后来文翁的教化作用，影响恐怕也没有教科书上说的那么大。?司马相如的学问，就是在文翁入蜀之前修习所得。蒙文通先生曾细考其文，发现他“所用词语，多本六经”。故在文翁办学之前，“六经之学已传于蜀”。四川既然出过这样可以影响全国而且带动风气（后来赋的文体很流行）的人物，文翁开发的必要性就减小了（除
5、非文翁入蜀更早）。且文翁带来的不必是我们后来理解的那个儒学文化，那是中原重黄老的时代，长安就正在重黄老，他会带那么多儒术来吗？故文翁对巴蜀的改变，部分是一个后来塑造出来的形象，也可能是在独尊儒术以后才构建出来的。很多年后的扬雄，仍没体现出多少“文翁教化”的痕迹，反倒是继承了司马相如的风格。所以汉书地理志明言文翁教化的成效有限，而司马相如、扬雄一系才体现了巴蜀的风格。?但是，巴蜀也一向不那么排斥外来的文化，到了清代可能更开放一些，因为四川从清代开始基本上是一个移民的社会。据说川人被张献忠杀得差不多了（杀人者或也包括追剿张献忠的官军），康熙那个时候，政府统计人口好像只有十万户了。当然有很多人或许只
6、是逃跑了，不是真的被杀了。但当时杀的人或吓跑的人确实多，我下乡的那个地方，距成都只有一百公里，当地有一种灌木叫马桑，它应该永远长不大，几乎是每年自己死掉，然后换新的，所以永远都只能长到直径两三厘米左右；偶尔有几株没死的，会继续长，也会被当地人每年砍了作柴烧。但贫下中农告诉我，他们祖先来的时候，马桑已经长到直径超过十厘米那么粗了。也就是说，离成都一百公里的那个地方，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人烟了，可想那时人口已少到什么程度了！?后来经过著名的“湖广填四川”，形成一个移民为主的社会。故四川文化虽有自己的特色，川人对外来的人和外来因素通常都不会太排拒。当然也不是完全不排外，还是排一点。以前四川这边做生意的多
7、是陕西来的，所以对北方人通常以“老陕”称之。我小时候，如果在成都街上看到一个像我今天这样说国语的人和一个说四川话的人打架，那大家多半都会帮那个讲四川话的人。只要喊一声“打老陕”，很多人都上来帮忙。或即因是移民，通常都养成一种能打群架的防卫本能；但不打架的时候，川人对外来人还是较亲切的，毕竟很多人自己也是外来的。?简言之，巴蜀文化从一开始就既独立又不那么排斥外来文化或外在影响。这样的一个文化，自有其特点。我的感觉，巴蜀文化的一个特点，就是比较带有“坐井观天”的意味。我这里用的是这个词的本义，可以形象地表述出一种在框架中无限开放的取向。如果在很开阔的大平原，人们可能多四顾，而不一定向上看，无形中可
8、能忘了对我们很重要的“天”。而四川的地理形态是一个盆地，这样的地貌，就比较容易向上看，所以天文学长期很发达（如汉代就出了落下闳）。一直到近代廖平的经学六变，由第三变开始，后来的变化就越来越往天上走。?对廖平的六变，连他最重要的学生蒙文通都不敢接受，只申说前两变，三变以后的基本存而不论。其实把天人结合起来思考，是传统四川文化的一个典型再现（依扬雄所言，要能“通天地人”才是“儒”）。在近代这样一个天崩地裂的大乱之时，出现了思想的大断裂，人们开始重新审视我们周围的自然和我们自己的社会，思考人类最基本的问题，就像重新坐在井里往天上看。我的看法，廖平的“六变”是重要的思想观念，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地域特色
9、，又不为时空所限，非常值得深入研究。?四川文化又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易学”（易经的易）传统深厚。“易学在蜀”是大理学家程颐所说的话，比较不会太离谱。直到晚清张之洞入川，仍发现蜀士喜言易，可知这传统有多么源远流长。跟易学有关的就是中医，中医也是四川一个很强的传统。以前四川的老中医常说，北京某某名医，就是在我们这儿混不下去，然后跑出去的；出了夔门，就成了全国第一的名医，其实在我们这里也就一般。当然这里可能有“医人相轻”的成分在，且不同的地域的中医治不同的人，用药是有差异的，有些适用南人的药，就未必适用北人。故易地而能著名，其原因还可斟酌。无论如何，中医的学理，有系统而重变化，与易学关联很密切。你们
10、听了蔡进老师的讲座，就知道四川的好中医不仅能治病，而且在学理上也有独到的认识。?另外，四川道学发达，也有长久的传统。著有道德真经指归的严遵（字君平），是研究老子的重镇，后来成都有两条街道以君平名（今天的君平街为其一）。道家所谓重玄派，主要的活动地域也在四川。四川又是道教发源的地方（当然各说不一），且源远流长。我们去过的青城山，迄今仍是道教的重镇。现在到青城山，大家都坐缆车，这也很好。若走路，旁边有个小山洞，不在正常的旅游路线上，据说是张天师修炼过的，里面还有一个道士，修炼的方式说是跟张天师原来的一样。而且道教在四川分布广远，我们昨天去的峨眉山，原来也是道教很重要的一个场所，是所谓三十六小洞天的
11、第七洞天。佛家较晚才进入峨眉山，却后来居上，逐渐取代道家，峨眉山成为普贤菩萨的道场，在佛教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据说现在的中峰寺就是由以前道教的乾明观改建，有个殿的屋顶上还有一个什么鸟的图形，是道家的符号，可知这个佛寺的庙宇是将就原来的道观改建的。? 四川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文风很盛。从很早的司马相如、扬雄，到宋代的三苏，一直到20世纪有很多人喜欢、有很多人不喜欢、甚至排斥的郭沫若，以及活了百岁的巴金，都被我们列入文学一类。当然，除了郭沫若、巴金这一代，从司马相如起那些人恐怕不一定接受我们所说的“文学”概念。或许过去所说的文章，更能为昔人所接受。?不论如何称谓，文学是可以改变历史的。现在你要到美
12、国大学里念书，中国近现代史的指定参考书往往都有巴金的小说家。一般都说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在这书里却是一个束缚人的地方，所以那时要搞家庭革命。我很少看到美国学生质疑中国的家庭怎么会成了革命的对象，或许他们以为这是很自然的，则其读到的中国近现代史就已有着特殊的风采了。不幸我们现在又相当崇拜美国的中国研究，读这小说的人毕业后写了专书，又反过来影响中国的历史研究。经过这样出口转内销之后，至少人们认知中的中国历史，已被改变了。?这是四川文学家一个非常广远的影响（尽管很多人没注意到），无意之中指向了一个错误的方向，好像我们中国人都不喜欢家，其实大多数人还是很喜欢的。当然现在更西化以后，没那么喜欢了。像最近
13、大陆新出的法律解释，强调从财产角度肯定婚姻中的个体，等于提示大家最好结婚前先把重要的财产登记一下，免得将来出问题。这个主张特别能凸显法制观念，也展现了典型的市道逻辑。不知这法官是不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因为中国的大学生好像早就不读巴金的家了。当然也可能因为“家”已被人讲坏，巴金当年的想象现已内化为人们的基本意识了。?或许因为四川文化的独立，蜀学还有一个主要特点，就是经学传统一直不那么强。司马相如以赋体申六经，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此后四川经学的正统力量始终相对较弱，不像中原和清代的江南。如清代汉学特重的小学，在四川就基本停留在工具的层面。而外地风风火火的汉宋之争，在四川也不明显，甚至不那么对立。不
14、过，对正统派而言，这或许意味着这里的汉学宋学都不够纯正。远的不说，近代被我们认为很好的廖平，在晚清那个时候已经被视为有些离经叛道，从教书的学校被开除了。吴虞也是，他编的宋元学案粹语被认为曲解了宋儒，同样在晚清时已被四川的学政处理。现在的清末档案里就有廖平和吴虞曾被四川学政修理的材料。可是他们两人显然都对经学、理学有着深厚的兴趣，可见经学在四川从来都有一些特别之处。这或也由于四川的道家思想较强，从儒、道竞争的角度看，道盛则儒便相对弱一些，不过这方面的影响更多是潜在的。?另一方面，“道家者流，出于史官”。道学渊源深厚，史学便容易出色。蜀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史学一直有着比较有力的发展，出现了撰三
15、国志的陈寿和撰华阳国志的常璩，尤其到宋代形成非常强的传统。这也跟我们演讲中最后一讲（经史关系）相关，因为经学没有中原或江南那么强，史学的发展就相对容易。四川的史学从宋代起一直有明显的特色，就是重视两个方面：一是材料、一是见解。协助司马光修资治通鉴的范祖禹（现存司马光关于编资料“长编”的主要见解，就在他给范氏的信中）以及后来做续资治通鉴长编的李焘，都非常重视史料。还有另外的一派，就是苏东坡他们一家。三苏都有很多史论，有相当一部分人不太看得起，但另一部分人又认为他们太有见解了。重材料和有见解两者的结合，就成为后来四川史学的特色。可惜后来两者又慢慢地分开了，一些人仅重史料，看不到见解；另一些人则徒事
16、发挥见解，太过偏颇，严格说已不能承认为史学了。?我们可以看到，从最早到最后，尽管中间被杀掉这么多人（不仅明末清初，宋末元初蜀人被杀戮也极惨烈），最奇特也最值得研究的就是：天文、易学、中医还有文学等等这些巴蜀文化原来的特点，都没有因为明末的杀戮而改变，到清代到近代，仍然是这么一个传统。另一方面，四川处于边远，仿佛在主流之外，也是一个持续的认识。晚清张之洞到四川办尊经书院，被不少人看作近代的文翁。然而在他之后任四川总督的锡良仍说，“吾初来川，学界幼稚”。后来刘师培入四川，更感觉川人思想比江南人落后十年。成都有名的学人林思进（山腴），工诗文，就被刘师培看作“斗方名士”。?其实中国本是一个诗的国度，诗经时代似乎是全民皆诗的，弦歌之声不绝于耳，更是伴随读书人的行为特征。至少唐宋时代，我们还是一个老太太也还轻歌曼舞的民族。当诗文的追求与“斗方名士”挂钩时，传统其实已经改变了。然而正是这些不专以经史为务之人，却成为传统最有力的维护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