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之后的当代澳大利亚文学批评.doc》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理论之后的当代澳大利亚文学批评.doc（19页珍藏版）》请在金锄头文库上搜索。
1、2 理论之后的当代澳大利亚文学批评 2020年4月 理论之后的当代澳大利亚文学批评 本文关键词：文学批评，澳大利亚，当代，理论 理论之后的当代澳大利亚文学批评 本文简介：内容提要:在上世纪90年代的澳大利亚，理论在一场激烈的文化战争之后黯然消退，但此后的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界并未停止脚步，相反，在近20年的时间里，他们通过1)文学的体制性研究;2)文学的数字化研究;3)文学的跨国化研究，为当代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开拓了 理论之后的当代澳大利亚文学批评 本文内容：内容提要: 在上世纪 90 年代的澳大利亚，理论在一场激烈的文化战争之后黯然消退，但此后的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界并未停止脚步，相反，在近 20 年
2、的时间里，他们通过 1) 文学的体制性研究; 2) 文学的数字化研究; 3) 文学的跨国化研究，为当代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开拓了一条崭新的新经验主义道路。当代澳大利亚批评中的新经验主义不是一种简单的反理论范式，它是一种后理论方法，它主张将理论与丰富的文学研究数据结合在一起，以翔实的资料给无生气的理论输送鲜活的氧气，因此它是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在新时代、新技术条件下的一种与时俱进。作为一种文学阅读方法，它强调基础和资源，因而是一种更加智慧和务实的阅读方式。关键词:理论消退 当代澳大利亚文学批评 新经验主义 多资源性阅读20 世纪 90 年代，在一场激烈的文化战争之后，曾经兴盛一时的理论在澳大利亚黯然消退
3、。理论的消退给世纪末的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留下一个大大的难题，那就是: 在理论之后，文学批评应该向何处去? 是回归民族主义，还是重拾新批评，还是在理论崩塌的废墟上重新构建出什么新的批评范式? 对于这些问题，当时的澳大利亚批评界自然不能给出明确的回答。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澳大利亚的文学批评也没有因为一时的困惑而停下脚步。相反，从 90 年代中叶至今的近 20 年中，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家除了在后殖民文学批评等方面稳步推进并取得新的成就之外，至少在 1) 文学的体制性研究; 2) 文学的数字化研究; 3) 文学的跨国化研究等三个崭新的领域取得了一批可观的成绩，并形成了显着的影响。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在上述三个
4、领域取得的成就为当代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开创了崭新的局面，也为当代澳大利亚文学批评指明了一条理论之后的发展道路，所以引起了广泛关注。本文结合以上三种趋势对当代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的走向做一个简要的勾勒和评述。一在一篇题为边缘处的工作: 知识生产背景下的澳大利亚文学研究( Boundary Work:Australian Literary Studies in the Field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的文章中，罗伯特 迪克逊( Robert Dixon) 指出，作为一个曾经相对独立的学科，当今的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喜欢更多地选择以整个人文学科的知识场域为背景，从不同学科的边缘处
5、入手思考新的突破，特别是通过跨越体制界限实现在边缘处的突破，这一点从近年来的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 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 项目申报情况可见一斑，今天的澳大利亚批评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关注包括图书出版和发行、文学节、文学奖、官方文化政策和政府资助、书店、阅读讨论活动、宣传介绍图书和作者的报纸广播和电视、学校的课程设置以及文学批评在内的各种文学体制，这种关于文学体制的研究与传统的文学批评可谓渐行渐远( 2137) 。1989 年，戴维卡特( David Carter) 与吉利恩维特洛克( Gillian Whitlock) 联手发表一篇文章，该文首次以澳大利
6、亚的文学体制( Institutions of Australian Literature) 为题，阐述了一种完全有别于传统文学批评的文学体制研究方法，他们指出，批评家在研究文学的时候有必要将作者和读者置于一个更大的社会文化网络之中考察，研究文学体制就不能只把眼光集中于某一两个文本和作家，而应该认真全面地检讨文学作品的创作、出版和阅读过程，检讨文学评价和批评的过程以及社会语境对其做出的反应，批评家既要研究一个时代关于文学和国家的认识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也要研究这个时代的出版和发行技术、不同作家和知识分子的社会属性以及不同文学作品的受众情况，总之，澳大利亚文化是具体的社会体制和实践共同构成的网络
7、，而不是一种抽象而神秘的精神，从事广义的文学体制研究可以帮助批评家避免针对一个国别文学和某个民族性格做出大而无当的理想化判断( 10935) 。9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的文学体制研究蔚然成风，标志着这种研究高调崛起的事件是澳大利亚书籍史( History of the Book in Australia) 课题的正式启动。作为一个新兴的跨学科研究领域，澳大利亚书籍史课题组关注澳大利亚有史以来的印刷文化( print culture) 。1993年，由莫纳什大学的华莱士科索普( Wallace Kirsop) 和新南威尔士大学的保罗艾格特( Paul Eggert) 领衔的工作小组正式成立，工作小
8、组经研究确定，按照时间先后将课题分成三个部分，分别是 1891 年以前、18911945 以及 19462005，第一部分由科索普和维比负责，第二部分由马丁利昂斯( Martyn Lyons) 和约翰阿诺德( John Arnold) 负责，第三部分由克雷格蒙罗( Craig Munro) 和罗宾施汉布莱特( Robyn Sheahan-Bright) 负责。作为项目成果，课题组最终将出版一部三卷本的澳大利亚书籍史。1997 年，澳大利亚着名文学杂志南风( Southerly) 特邀德利斯伯德( Delys Bird) 等人以澳洲经典: 澳大利亚文学声誉形成( Canonozities: Th
9、e Making of Literary Reputations in Aus-tralia) 为题出版专辑，该书以问题与体制( Issues and Institutions) 为题连续刊登九篇文章。这组文章每篇立足一个视角深入讨论与澳大利亚文学经典形成相关的体制问题，除了首篇文章从宏观的视角介绍文学体制对文学经典的影响之外，三篇文章讨论了澳大利亚政府、学校教育和文学的关系，两篇探讨了澳大利亚一家着名的文学出版商和一家着名的书评杂志与澳大利亚文学经典形成之间的关系，另外三篇分析了澳大利亚主流意识形态及核心价值体系与工人阶级文学、女性文学以及土着文学之间的关系。九篇文章皆以文学经典为中心，却把
10、目光集中于整个澳大利亚文学环境和文学体制，其所作的分析透彻而深刻，文章发表之后引起了批评界的广泛关注。1997 年，利戴尔( Leigh Dale) 以英文男人: 澳大利亚大学里的文学教育( The EnglishMen: Professing Literature in Australian Universities) 为题出版专着。在这部专着的卷首，作者表示，虽然该书的研究对象是文学，但她关注的不是文学文本，也不是阅读这些文本所需要的样式理论知识，她希望向读者展示的是作为澳大利亚文学体制一部分的大学文学教育，希望通过系统的体制性考察展示澳大利亚大学语境中采用的文学阐释步骤，揭示少数文学文本
11、何以成为经典的具体过程( 35) 。戴尔借鉴女性主义、后殖民理论和性别研究的社会批判模式，同时借鉴安东尼奥葛兰西( Antonio Gramsci) 的霸权理论、雷蒙德威廉姆斯( Raymond Wil-liams) 和皮埃尔 布尔迪 ( Pierre Bourdieu) 的合法性概念，针对澳大利亚大学 100 多年( 18601960) 的文学教育实践进行了系统检讨。全书共分六个部分，首章列举澳大利亚历史上一位着名的保皇派总理罗伯特孟席斯( Robert Menzies) 对于文学的态度，生动地说明了文学教育在他担任澳大利亚总理期间( 19391941) 的发展方向。在全书的结论中，戴尔提出
12、，澳大利亚的文学教育体制史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那些执掌文学教育过程的文学教授们的个体阅读和教育史，参与澳大利亚文学教育的那些文学教授们在自己的学生时代受到过什么样的文学教育，在他们的孩提时代接受了怎样的喜好培训，他们就会形成怎样的文学观，因此，所谓的大学文学教育就是一个由一些思想观念不同的个人构成的群体，他们之间的相互争执构成了学生学习的体制环境，这种环境的变化突出地反映在师资的聘用、人员的晋升以及对不同人员研究活动的支持上( 2023) 。与理论影响下的种种文化研究相比，90 年代兴起的澳大利亚文学体制研究目的不在于立足某一个性别、阶级、民族或者时代否定传统文学经典建构，继而批判澳大利亚文学中的
13、狭隘，所以它不是一种单纯批判性的研究，研究文学体制本质上是一种具体的经验型调查，理论之后的当代澳大利亚文学批评它区别于 80 年代各种批评流派之处首先在于它的肯定性，它所要探究的是一种包括文学发展在内的全方位的澳大利亚文化史( Carter 87) 。二2008 年，澳大利亚文学批评界在悉尼大学召开大会，会议的主题是: 多资源性阅读: 新经验主义、数字化研究和澳大利亚文学文化( Resourceful Reading: The New Empiricism，eRe-search and Australian Literary Culture) 。会议邀请了来自澳大利亚各地高校的一大批专家围绕理
14、论之后的澳大利亚文学研究方向开展研讨，会议结束之后出版了同题论文集。该论文集共收录 25 位着名文学学者、档案学专家、文学出版商以及信息技术专家的文章，在该书的前言中，迪克逊指出，当今澳大利亚文学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传统人文学科与现代数字技术的革命性结合，这种数字化的文学研究已经在今日的澳大利亚开创了一种崭新的文学阅读和研究模式，值得高度关注( Bode and Dixon 910) 。在澳大利亚，较早从事数字化文学研究的专家是澳大利亚纽卡索尔大学的文学与语言计算研究中心的约翰巴罗斯( John Burrows) 教授。巴罗斯教授于 1976 年被聘任为纽卡索尔大学的文学教授。从上世纪 80
15、年代初，他开始运用计算机辅助文学文本分析。1987 年，他出版专着计算走进批评: 简奥斯汀小说研究以及一种方法实验( Computation into Criticism:A Study of Jane Austens Novels and an Experiment in Method) 。在该书中，巴罗斯指出，传统的文学读者和批评家对于文本中的语言细节( 如介词、连词、人称代词和冠词) 采取一种完全忽略的态度，仿佛这些词汇在作品中根本不存在。但是，在一部文学作品中，这些细节并非完全不重要，通过仔细分析不同人物在使用这些小词方面表现出来的表达习惯，读者常常可以很深刻地了解不同人物的性格和个性。在简奥斯汀的小说诺桑觉寺( Northanger Abbey) 中，作品主人公在使用the，of，it和I等词语时表现出来的频率很不同。在她后期的一些作品中，我们发现一些女主人公在使用最简单的习语时也表现出一些确定而有意义的变化，了解这些细节对我们阅读和评论作品无疑都会提供更坚实的依据。巴罗斯教授退休之后，休克雷格( Hugh Craig) 接任纽卡索尔大学文学与语言计算研究中心主任。2009 年，克雷格与美国的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