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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后极权和东欧知识分子政治在学界越来越关心自由主义问题的今天，政治专制这个对自由的主要限制和使自由主义讨论获得实践意义的问题却往往被搁在了一边。除了外部条件的限制之外，讨论政治专制的一个主要困难来自如何为影响现刻生存的专制寻找一个可资辨认的称呼。在对现代专制和自由的讨论中，有一个不容忽视的概念术语，那就是极权主义。极权主义这个术语起源于西方对二十世纪特有的政治专制和威权社会体制的研究。早在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面对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这样的新政治体制，西方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在解释极权现象时碰到了难以克服的问题。这些理论都形成于十八、十九世纪，它们都依据某种传统的概念对比。自由主义
2、倚重的是左派右派，保守主义依据的是保留（保守）破坏（激进），马克思主义依据的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在这些对比概念的主导下，自由主义理论面临的难题是，如果纳粹主义是一种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西班牙法朗哥主义相似的右派保守主义思潮或历史反动形式，那么苏联共产主义又怎么能是一种与之截然相反的左派雅各宾激进主义形式？保守主义理论面临的难题是，如果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主要威胁是它的无神论和破坏民族传统，那么这种威胁又如何与特别强调民族经验的纳粹主义相区分？马克思主义理论面临的难题是，如果纳粹主义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所不可避免的最终危机，那么它的压迫机制和专制文化体制怎么又同社会主义的苏联如此相似？自由主义关切的
3、是个人自由的丧失，保守主义忧虑的是传统价值和西方文明的失落，马克思主义担心的是阶级解放事业遭受挫折。它们关心的重点都与极权主义理论不同，因为后者的专注点在于现代专制的机制和手段以及它对自由公众社会的致命摧毁。极权主义理论要了解和认识的是哪些历史、政治和文化因素使得现代专制能获得如此空前的控制力，而这种控制又会对人类生存造成怎样的浩劫和苦难。它要用彻底控制和自由公众空间这一对新概念的对比把极权主义问题明明白白地提出来，而不是把它塞在右派问题、激进问题、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问题中作隔雾看花式评点。为此，它需要极权主义这一概念术语，并坚持这一概念的不可替代性。在西方，对极权主义的研究有本质理论和日常运
4、作分析两种。本质理论着重总结、分析极权统治的基本特徵，如无所不能解释的单一意识形态，以此为名义的独裁政党和寡头统治，严密控制言论、传媒和结社等等1。本质理论的最大特点是将极权主义推到了现代专制和独裁研究的前台。本质理论要表明的是，极权主义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现代专制，它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的变异形式。本质理论着眼于极权主义最典型、最可怕的可能情况。随着斯大林式恐怖统治的消失和苏联内部政策的松动，这种分析也就显得越来越脱离极权主义统治现实存在的形式和运作。与本质理论相比，关于极权主义日常运作的分析侧重在具体的社会构成，因此避免了极权原型找不到与之吻合的实际社会存在的困境。日常运作分析对极权主
5、义的看法远比本质分析来得乐观。日常运作分析注重于不同利益集团的相互关系和作用，这些关系和作用对决策的影响，极权和多元倾向之间的张力，以及这种张力如何影响具体政策的制订。日常运作分析往往只停留在经验描述层次，而不以政治批判为目的。极权主义理论在西方的鼎盛期是50年代。60年代以后，由于苏联和东欧的变化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出现，极权主义理论也到了必须调整的时刻。极权主义这一说法也就渐渐地有了附加词。卡索夫（Allen Kassof ）于1964年提出了无恐怖的极权的说法2。林兹（Juan Linz）在70年代中期提出了后极权主义的说法，他建议用极权主义专指希特勒的德国和斯大林的苏联，以示区别日后苏
6、联的后极权主义3。华尔泽（Michael Walzer）在80年代则提出失败的极权一说，他指出，极权主义是寄生在败死了的革命之上的，那些由败死的革命所滋生的极权并不如阿伦特（Hannah Arendt）或奥维尔（George Orwell）所想像的那么坚不可摧。相反，它的腐败、机会主义和出尔反尔注定它不能不是失败的极权主义4。斯大林主义及其变化形式是战后西方极权主义理论讨论的核心问题。生活在斯大林统治下的东欧知识份子同样关切极权主义问题，但是由于战后东欧政治、社会的特殊历史环境，在那里出现的极权主义理论比西方晚，它从一开始实际上就已经是一种后极权理论。后极权理论是在匈牙利事件和布拉格之夏之后才
7、出现的，那时候的东欧知识份子已经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理想纠正斯大林主义的错误完全失去了幻想。东欧人并没有刻意区分极权主义和后极权主义，尽管这种区别确实存在。这种区别基本上是经验的，而不是本质的。正如古德法勃（Jeffrey C. Goldfarb）所说：恐怖极权和无恐怖（后）极权是同一文化品种的两个亚种。5虽然斯大林本人于1953年去世，但东欧在1989年前的历史却始终笼罩在斯大林主义的幽灵之下。东欧一直在一阵阵非斯大林化和再斯大林化的间歇波动中踯躅徘徊。后斯大林时期的最初松动的基本前提是维持前苏联的共产世界盟主地位。在此前提下，苏联容忍了东欧国家某种程度的民族共产主义（即具有某国特色的共产主义）
8、。1955年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分别代表苏联党和国家为1948年从共产联盟开除南斯拉夫一事向铁托道歉。1948年因右倾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罪名入狱的喀穆尔卡于1956年10月执掌波兰大权。1956年11月至12月发生了匈牙利革命，东欧一连串非斯大林化的改革旋风于1968年2月的布拉格之春达到高潮。在这一段时期中，东欧知识份子仍无摆脱正统思想的框子，他们试图重新解释和界定马克思主义，很少有逾越这一界线的。非正统的思想探索的基调是改革、更新和改良，而不是失望、摈弃和拒绝。卢卡契（Gy?rgy Lukcs）1956年6月15日在裴多菲俱乐部的演讲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中提出，斯大林主义要为党内外知识份子对马
9、克思主义丧失信心和兴趣负责。他赞扬苏共二十大已经用列宁主义方式代替了斯大林主义，为开展关于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民主化讨论开辟了道路。他并说，二十大以前苏联官方容忍自由讨论的许诺只是为了引诱出反对者，好在他们头上砸砖头6。卢卡契在1956年后短暂的革命政权中出任文化部长，后与纳吉一起被关押在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作家德吉拉斯（Milovan Djilas）30年代投身社会主义革命，后成为仅次于铁托的南斯拉夫政治人物。但他的社会正义感却不断给他带来麻烦。1954年他开始批评南斯拉夫新领导人的奢侈生活作风，得罪了党内高层，被铁托开除出党。他在1955年至1956年写作的新阶级一书中抨击了斯大林主义形成具有压
10、迫性的党内官僚特权阶级，认为这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消灭阶级压迫的理想。这个时期的德吉拉斯虽然已经提到了极权主义，但还只是把它当作偏离真正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问题，是经济财产不公正的延伸。他指出：新阶级把国家资产当作它自己的财产，把社会主义社会和国家变成了一句空话。新阶级害怕动摇极权权威会动摇其财产占有。所以新阶级以维护社会主义所有制为名，反对任何形式的自由。7德吉拉斯因新阶级而数度入狱。在摈弃共产主义理想之后，他对极权主义的批评便集中在单一政党对权力的垄断和对社会的全面强迫控制之上，也就是他所说的列宁主义极权主义问题。姆林纳（Zden?k Mlyn?）是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布拉格之春中的活跃
11、份子。他在苏联留学时曾是戈尔巴乔夫五年的室友。他在1967年被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指派为1970年召开的党代会政策建议起草人时，就已萌发多元体制的思想，但那是作为改革思想而不是民主思想提出来的。1968年杜布切克执政，开始允许公开批评时政并推行改革。批评逐渐集中到共产党的合法性，终于在1968年8月27日华沙条约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重建斯大林式统治的枪炮声中结束。1968年5月姆林纳发表为社会的民主政治组织而奋斗一文指出，绝对无权的社会主义的人必然会疏离社会主义。但他提出的多元体制思想仍停留在列宁主义的框架中。他小心翼翼地说明：人们往往认为多元政治制度就是指许多不同政党的存在。但我认为这是不对的，
12、这对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尤其不合适。他建议在党领导下的国家阵线内部允许批评和发表意见，甚至形成另一个党派，以防止权力垄断。但他强调这些都必须以国家阵线的存在为基本条件8。苏军入侵后，姆林纳脱离了共产党，1977年移民出国，80年代成为流亡异见份子领袖。50和60年代的东欧非正统思想是在正统思想的框架中表述的，它以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或者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谋求人们在极权制度下的自由空间。自60年代末勃列日涅夫再度斯大林化，强硬意识形态路线一举摧毁了这些诉求的幻想。东欧知识份子开始意识到，他们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如何正确认识和解释马克思主义或普遍历史规律，而且是一个以暴力规定真理、以强权
13、控制思想的极权制度。这是一种充满了无奈、幻灭和绝望的认识。一方面，知识份子清醒了，他们彻底疏离了统治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对他们已经失去了思想吸引力；另一方面，这种清醒却未能给他们带来新的希望，他们知道，只要苏联支持东欧的极权统治，这些政权就能长久地存在下去。在这种情况下，直接的理论抗争和社会诉求都是危险的、徒然的。许多知识份子于是淡出政治，躲避政治，以此表示他们对非正义官方政治的反抗与不合作。他们一面对社会、政治敏感问题三缄其口，一面在日常琐事、家庭亲朋关系和精神、伦理、文艺问题中探索生活和存在的真实意义。他们把那些远离大是大非问题和官方政治的领域当作思想活动的主要场所。尽管官方政治
14、仍然高谈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群众觉悟，但这些空谈都已不能再引起知识份子的兴趣。普遍的政治冷淡和知识份子非政治化，形成了东欧特殊的后极权政治文化形态。东欧知识份子关心极权问题的时候，极权主义在东欧已经转化为无恐怖的后极权统治。极权主义也不再是强权专制形式，而是成了一种当权者和不当权者都以不同方式参与其中、维持其有秩序再生的软性政治文化环境。所以从一开始，东欧知识份子对极权主义的思考就已经超越了悲情式控诉和揭露，而转化为一种对包括知识份子自己在内的文化内省和剖析。这种内省和剖析的文化性一方面促成了东欧知识份子的非政治化倾向，另一方面也因这种倾向而得到了强化。东欧的极权理论是极权统治出现了变化以后的
15、产物，一是极权统治这个对象本身起了变化，二是对极权统治的观察方式发生了变化。极权控制的松动形成了某种思想空间，这些空间中对极权控制的思考又从制度和统治意识形态延伸到教育、伦理、文艺等非政治领域。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了东欧知识份子有别于西方理论家的特殊后极权主义思考特徵。和关心民主制度和公民自由的西方极权主义理论相比，东欧后极权主义理论更关心人性的自由、存在的自由以及理性和伦理的自由。西方极权主义理论包含着对以启蒙运动为传统的现代理性的蜕变的思考。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以绝对理性的面目出现，其不择手段的全面控制、消灭异己，是和彻底改造世界、改造人类的野心联系在一起的。面对这种情况，西方理论家基本上有两种
16、反应：一种是由对极权主义的批判得出了摈弃启蒙思想的结论，如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和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另一种则是这样解释启蒙思想：尽管人的理性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希望，但任何人，包括圣贤，都会犯错。因此，为了确保任何个人或集团不得强行控制别人，就必须创造一个能贯彻全民主权并能自我制约的政府权力，以保证国家不能操纵社会。这些是民主政治和公民自由的基本思想。东欧知识份子对极权主义的思考并不否定启蒙思想，但也不认为民主国家制度代表了对人的自由的唯一解释和定义。许多东欧知识份子认为，自由不只是社会给予个人的权利，更是一种人的存在品质，有品质的存在才能使人不受束缚地自由选择其利益和价值，也才能充分发展人的理性。民主国家为这种自由选择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弘扬这种自由必然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