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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鹿鸣”文化刍议摘 要： “鹿鸣”出自诗经，本为周王室宴饮嘉宾之乐。随着时代的变迁，文化的下移，该词又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拥有了强烈的人文主义和文化层面的深刻寓意，其在科举文化中的表现尤为典型。在当下中国国学亟待复兴之时，鹿鸣文化对传统文化教育的多元化发展大有裨益，并给予我们深切启迪。 关键词： 诗经 鹿鸣 燕飨 鹿鸣宴一、“鹿鸣”文化的意涵及发展“鹿鸣”一词，源出诗经?小雅?鹿鸣，文曰：“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呦呦鹿鸣，食野之蒿。我有嘉宾，德音孔昭。视民不?f，君子是则是效。我有旨酒，嘉宾式燕以敖。呦呦鹿鸣，食野之芩。我有嘉宾，鼓瑟
2、鼓琴。鼓瑟鼓琴，何乐且湛。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本诗原为西周时期周王在太庙举行燕飨礼仪，大会贵族宾客时所唱的曲目，即周天子宴会群臣嘉宾的诗歌。西周建立后，为了巩固分封宗法制的统治秩序，由周公制礼作乐，逐步形成了一整套礼法并施兼顾的礼乐制度，用来维系上至天子诸侯，下到卿大夫以至士庶的复杂的社会关系。在西周王朝统治中国的近三百年间，“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1（卷四周本纪第四，P133），起到了极为有效的统治作用，而鹿鸣之诗正是周代礼乐文化的典型代表作品。史记云：“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1（卷四七孔子世家第十七，P1936），即把其列入诗经所言的“四
3、始”诗中。按：小雅中每十首诗歌被编为一个系列，称为“什”，鹿鸣既为小雅全章之首篇，又是鹿鸣之什的首诗，足见其地位之崇。作为“宴群臣嘉宾”的代表性作品，诗歌充分描绘了君主与贵族之间欢快舒畅、融融泄泄的场景，国君不但赐宴于群臣，“又实币帛筐篚以将其厚意，然后忠臣嘉宾得尽其心矣”1（卷四七孔子世家第十七，P1937）。在这种礼乐文化的约束与引导下，君臣之间?哿?心，共同建设江山社稷的图景由此跃然纸上。除歌颂君臣之间团结协作、和睦勤勉的深情厚谊的主题外，对该诗亦有讽喻刺世之解读。司马迁即提出“周道缺仁义陵迟，鹿鸣刺焉”1（卷十四十二诸侯年表第二序，P509），将其作为对国家大道不行、仁义堕落衰败的哀刺
4、之作。蔡邕琴操也认为由于君主不能礼贤下士，“乃援琴而刺之，故曰鹿鸣也”2（卷上，P935）。因诗经内容多古奥晦涩，故对此种解构尚存争议，程俊英就认为单从诗歌本身来看并无讽刺之意，而仅仅是单纯反映贵族宴饮的情况3（P287）。在此姑且存疑，且备一说。周平王东迁后，王室衰微，礼乐制度崩坏严重，致使长期被贵族阶层垄断的文化出现下移，鹿鸣之礼渐渐被用于各级贵族乃至庶人宴宾的仪式中。朱熹曾指出该诗为“燕群臣嘉宾之诗”，又言“岂本为燕群臣嘉宾而作，其后乃推而用之乡人也与！”4（卷四，P67）说明该曲在前期尚用于大小贵族的饮宴之会，到后期在乡鄙大众的宴会场合也可以演奏传诵了。由此，“鹿鸣”一词开始有了礼乐文
5、化的象征性含义，此后亦成为宴会礼仪歌辞的代表。到汉代，鹿鸣依然长期被作为演奏的乐曲，但已经不再局限于宴会之上，而是广泛应用于祭祀等典礼仪式上。如后汉书载明帝首次施行养老礼，举行饮宴仪式时“升歌鹿鸣，下管新宫”5（卷二显宗孝明帝纪第二，P102），二者皆为小雅所收之曲目（后者已佚）。永平十年，明帝祭祀旧宅舍后又“召校官弟子作雅乐，奏鹿鸣”5（卷二显宗孝明帝纪第二，P113），并亲自演奏乐器，以娱乐百官臣僚。汉末曹操所作短歌行一诗，再次引用“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6（诗集，P9）之语，以表达其求贤若渴、吸纳四方英才俊杰的愿望。直至宋代，以鹿鸣之意作曲，并用于乡饮之歌的篇目依然十分
6、畅行，宋史?乐志的乡饮酒一节收有淳化乡饮酒三十三章即为代表。该诗创作于宋太宗淳化年间（990-994年），为举行乡饮酒礼时所唱之曲。其中鹿鸣篇有六章，前三章云：“鹿鸣呦呦，命侣与俦。宴乐嘉宾，既献且酬”“鹿鸣呦呦，在彼中林。宴乐嘉宾，式昭德音”“鹿鸣呦呦，在彼高岗。宴乐嘉宾，吹笙鼓簧”后三章又云：“鹿鸣相呼，聚泽之蒲。我乐嘉宾，鼓瑟吹竽”“鹿鸣相邀，聚场之苗。我美嘉宾，令名孔昭”“鹿鸣相应，聚山之荆。我燕嘉宾，鼓簧吹笙”7（卷一三九乐志十四，P3295-3296）与小雅篇的原诗相比较，可发现其模式如出一辙，都是以鸣叫之鹿比兴，阐释作者款待嘉宾的殷勤。乐章结尾还不忘加上“扬于王庭”之语，以讴歌帝
7、王开基宏业。乡饮之礼乐对王道的推崇，由此可窥知一二也。除用于宴会奏曲外，鹿鸣也演化出了琴曲之名，历史上多部著作均有提及。郭茂倩乐府诗集云：“古琴曲有五曲、九引、十二操。五曲：一曰鹿鸣，二曰伐檀，三曰驺虞，四曰鹊巢，五曰白驹”8（卷五七琴曲歌辞一，P822）。五首琴曲均由诗经中的同名诗歌派生而来，郭氏在编排曲目时，仍把鹿鸣置之榜首，足见其影响力之深远厚重。二、“鹿鸣”文化的深层延展自汉魏以降直至明清，“鹿鸣”不再单纯作为诗曲闻达于天下，而是有了更深层次的内涵，从多个角度体现了鹿文化对中国人文主义精神的影响。大体说来，有以下三个方面。（一）对母性文化特质的歌颂早在远古时代，我国的先民就开始了对麋鹿
8、文化的推崇。基于麋鹿本身固有的温驯动物习性和旺盛的繁殖能力，许多部族将其作为图腾加以崇拜，久而久之，便孕育出了以麋鹿喻指女性和母亲的人文意蕴。西汉经学家毛苌说：“鹿得萍，呦呦然鸣而相呼，恳诚发乎中”1（卷四七孔子世家第十七，P1937），即是说鹿在发现萍草一类的美食后，会发出“呦呦”之鸣，来招呼其它鹿一同进食。良好的食物来源是保证鹿群繁衍生息的重要物质基础，体现了古人对鹿的生殖崇拜，到后来这种崇拜便引申为对母爱和母性文化特质的歌颂。 （二）对求仙隐逸生活的象征麋鹿与隐逸文化关系亦十分密切。其徜徉于林木中，饥食萍草，渴饮甘泉，率性而动静，无过欲之求。终古代社会数千年，儒家的积极入世情怀与道家优游
9、林下的愿景相辅相成，共同影响着士大夫的精神世界。而麋鹿的率真天性恰恰迎合了道家学说中对归隐山林、遁世升仙的向往，此后用鹿来比喻避世的贤者，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亮点9。（三）鹿鸣宴的勃兴发扬唐代以来，鹿鸣文化又浸润于科举制中，出现赐飨于贡举人才的鹿鸣宴，传布直到明清，成为科举文化的重要部分。按唐制，每年仲冬时节，各州县馆学和监学举行考试，推选成绩优异者至中央，由尚书省直接授予官职。考试结束后，举行乡饮酒礼，并“歌鹿鸣之诗，因与耆艾叙长少焉”10（卷四四选举志上，P1161）。正是从这时起，鹿鸣诗不再单独用于普通宴饮之会上，而是通过制度化的规定，打上了铨选文化的烙印。相较于之前多作为民间俗乐的
10、非正式化，此时则具有国家制度层面的礼仪象征了。文坛巨擘韩愈送杨少尹序言：“杨侯始冠，举于其乡，歌鹿鸣而来也”11（卷四，P275），这里的“歌鹿鸣”即说杨氏在家乡被荐举，参加鹿鸣之宴而被朝廷授官，并非奏鹿鸣之曲也。此外，从训诂学的角度来说，鹿者即禄也，鹿鸣也即禄名。学子参加此宴，就意味着将干禄为政，食国之粟，从而必上忠君王，下抚黎民了。鹿鸣宴的象征意义于此得到了强化。到宋代，鹿鸣宴则发展为举行殿试后的燕飨，与唐代仅设宴招待举人和内外考官相比，等级进一步提高。宋制，殿试完毕即召集文武状元同时开宴，同年进士互相拜谒，蔚然成风。据梦粱录载：“帅司差拨六局人员就丰豫楼开鹿鸣宴，同年人俱团拜于楼下”12
11、（卷三士人赴殿试唱名，P158）。宋史中还收录了徽宗政和年间（1111-1118年）的鹿鸣宴诗，中有“登降维时，利用宾王”，“?A我髦士，金玉其相”7（卷一三九乐志十四，P3299）之句，不乏对新进官员的勉励，希望他们人尽其才，宾从王道。国家对贤士的礼遇，由此可探赜一二。至明清时期，鹿鸣宴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不再囿于科举赐宴的场合，清代尤其如此。如皇帝赐飨于年高德劭的勋臣旧戚等，也可以鹿鸣称之。宴会举行之后，皇帝对这些旧臣耆老进行封赏恩赐的行为极为普遍，如雍正元年（1723年），王鸿绪之兄、武英殿大学士王顼龄“重与鹿鸣宴，加太子太傅”13（卷二六七列传五十四，P9974）；嘉庆十五年（1810
12、年），赵翼于“重宴鹿鸣，赐三品衔”13（卷四八五列传二八二，P13391）。甚至到近代，该仪制仍畅行不衰，如咸丰四年（1854年）前协办大学士汤金钊、兵部尚书特登额“重宴鹿鸣，加宫衔，赐御书匾额”13（卷二十文宗本纪，P729）等，不一而足。尽管清政府在筵席上对德隆望尊的大臣的封赐均为虚衔，但在很大程度上笼络了官员，尤其是以汉族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官僚群体。在“夷夏之防”观念根深蒂固的汉族士人看来，满洲以鞑虏之躯得天下，必然不会受到这些“智识阶级”的拥护与效忠。为了扭转这种局面，清代肇基二百余年，汉化程度逐步加深，对汉族官员刚柔并济的政策也呈现多元化，鹿鸣宴恰为实例。深受儒家古法熏陶的士人，对这种
13、“尊古尚君”的典礼极易产生共鸣，使得君臣关系大体上维持在相对和谐的状态中，这对政权的稳固是有积极作用的。三、“鹿鸣”文化的时代价值作为萌芽于先秦的中国礼乐文化的一部分，鹿鸣文化在悠远的历史长河中可谓历久弥新，与时俱进。纵观中国古代近三千年，对礼乐文化秩序的建构始终是历代王朝不渝的政治任务和文化责任。而鹿鸣不论是在周代作为燕飨之礼的乐辞，还是汉魏之后用于各种典礼仪式上的必备曲目，都充分承担了礼乐教化的功能，对维系传统等级社会的和谐有一定作用。而由唐代起兴，直到清代依然流布的鹿鸣宴，更是将政治功用和文化效用进行了有机融合，不仅体现了君主对贤才俊杰之士的渴求与勉激，在后期还衍生出敬重耆老勋旧的主题。
14、不论这种行为是否出自当政者的本身意愿，单就其客观上对社会大众的心理认知层面的作用来说，的确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这种潜移默化的政治文化背景的熏染下，上至君臣，下到黎庶，皆可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相对的和谐关系，这正是礼乐文教的社会影响力之缩影。当前的中国，国学亟待复兴，利用好传统文化的菁华，使其作用于当代社会的诸多方面，必将利于社会进步、文教昌明。鹿鸣文化中的尚贤敬老、敦睦和谐之主题，以及对母性的赞扬与认同，既符合传统儒学治国齐家的旨趣，又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信条。其暗含的隐逸思想，亦为对孔子“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14（卫灵公篇第十五，P163）的最好诠释。凡此种种，均可对当代传统文化教
15、育的多元化发展大有裨益。另外，从政治文明传承的角度看，弘扬鹿鸣文化更是有着高瞻远瞩的时代价值。在传统宗法制社会家国同构的模式影响下，以“鹿鸣”为代表的礼乐文制长期影响着国民的精神形态，传至当代依然余音不绝。如今的政治文明建设中，我们仍可利用其敬老尊亲的孝义内涵，在习礼中将中华文化的精髓发扬光大，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公民文化素质的提高贡献精神力量。参考文献：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2孙星衍，编.琴操校本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3程俊英.诗经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4朱熹.诗经集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5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6曹操.曹操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4.7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8郭茂倩，编.乐府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9刘淑文.鹿鸣的文化阐释D.长沙：湖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10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11韩愈，撰.马其昶，校.韩昌黎文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2吴自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