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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学史编史思想的发展线索兼论科学编史学学术结构袁江洋摘 要：本文简要地勾画了科学史编史思想的发展线索，以此为基础，就科学编史学的性质及学术结构（概念、研究维度）进行再界划。关键词：科学编史学；线索；学术结构；问题簇一、科学史编史思想的发展线索科学编史学（Historiography of Science），开始受到较为普遍的关注并形成一定的规模与准研究规范，而不仅仅是作为少数年迈而著名的科学史家对自己一生学术生涯的回顾或追忆，是自萨顿时代结束以后的事情 本文作者曾据1977年国际科学史学会于ISIS上发布的Directory of Members and Guide to Graduate
2、Study（第四版）作如下统计：在其主题索引中“编史学”一栏下列有44名学者的姓氏，经核对发现其中于30年代获得博士学位者人数为2人，40年代1人，50年代4人，60年代9人，70年代16人，另有12人未获得博士学位或获得博士学位的时间情况不详。若不考虑这12人，在所余位学者中于60-70年代获博士学位者占78%。这一统计虽然简单，却有助于说明：科学编史学开始成为较规范的学术的时间是在60-70年代。但是，正如在科学史开始于萨顿时代发生学科化之先就有着科学史研究一样，在科学编史学成为一种显学之前，就有着关于科学史研究之编史目标、原则与方法的探讨。科学史编史思想的发展过程，可以说是科学史这门学科
3、所走过的历程的一个缩影。因此，考察科学史编史思想的发展过程，不但有助于我们理解科学史这一学术领域里所发生的许多重要变化，而且有助于我们领会、洞察科学史的学术走向以及我们科学史研究者的使命。1科学史的写作从来就浸透、体现着形形色色的写作旨趣、功利性目的及特殊的价值观，这一点，即便是在前萨顿时代也不例外。我们可以看到：英国皇家学会始建之初即有斯普拉特皇家学会史这样的名为历史实为辩护词的著作问世；启蒙时代的哲人如伏尔泰曾按照自己的哲学见解解释牛顿，并揭开了塑造另一位牛顿作为“理性之父”或“科学家典范”的牛顿的序幕；而更多的著作则出自被人们称为“科学家历史学家”的撰写者之手，其主要目的在于叙述其作者本
4、人所在学科或所研究问题的发展沿革。毫无疑问，科学史前史只能是关于某种寄生性的事业的历史：有关著述的撰写并不是在某种独立的科学史编史思想的导引下进行的；科学史也不是一种独立的学术研究，它寄生于、附属于并服务于其他的学术事业其最重要的宿主当然是科学而非史学。只是当科学的社会地位一再上升之后，科学史才随之开始于本世纪初于美国发生专业化。在萨顿（G.Sarton，1884-1956）之先，在法国，坦纳里（Paul Tannery，1843-1904）就曾有过促使科学史发生专业化的梦想。坦纳里甚至殷殷地期望科学史家能保有一种独立的历史意识，使自己区别于职业科学家。然而，这位充满自由精神的“业余”科学史家
5、在竞争法兰西科学院科学史教授职位时欲实现他的梦想，这是第一步便以失败而告终。他的梦想的继承者，萨顿，多年以后在追忆起这一幕悲剧时，曾指责当时负责遴选工作的人士不懂科学史的底蕴；但联想到他自己的经历，他又说道：“我们不必过于严厉地审判1903年的那些决策者，因为今天仍然有许多这样的决策者在犯着同样的错误，并且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不懂得科学史是什么，更糟糕的是，他们对之有着错误的见解”。2尽管萨顿的事业也曾一度受挫，但就推进科学史的专业化而言，他毕竟赢得了决定性的成功。为什么坦纳里与萨顿分别有着如此不同的结局？是因为萨顿比坦纳里站得更高些么？不。象坦纳里一样，萨顿希望通过一场伟大的综合来实现科学
6、史的专业化。但是，萨顿却不象坦纳里那样渴望追求科学史家独立的历史意识；或许，萨顿之所以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此。坦纳里在构想他的史学纲领时试图通过一种历史型的理念对以往的科学史研究进行梳理，并希望在这种梳理过程中发现新科学史研究的蓝图。而萨顿的综合则“通过一张力图揭示科学进步的理性之筛，为现代科学史研究确立了最初的目标、价值、研究规范以及原则，因此，在今天看来它是极不完备的；它深深地植根于那一个世纪之交里人们对于科学的本性、对于科学与历史、哲学乃至于一般人类生活之相互关系所持有的某种共同的看法或信念之中，并因此而取得了它的成功”。3萨顿坚信：科学是唯一的一项在进步的人类事业，对科学进步历程
7、的揭示就是对人类理性之进步历程的揭示。这样的信念在一个科学主义上扬的时代、在一个相信科学进步必将引发人类社会进步的时代，的确是一种极富于魅力的东西。按照进步的原则设置编史方案，萨顿认为，凡是有利于科学进步的因素都值得描述，而凡是不利于科学进步的东西则应予以剔除。萨顿式的编史纲领无疑带有显著的辉格色彩，它将科学史简化成了实证知识史；按照这类纲领，科学史家只是科学知识进步过程的记录者或关于科学进步的史料的整理者。而且，萨顿从培根主义角度或者说更多地从“事实”出发理解科学知识体系，他梦想在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多卷本巨著中囊括古往今来的全部科学发现；无疑，相对于揭示科学进步这一编史目的而言，萨顿的编史方案
8、不但是难以实现的，而且远不如思想史式的方案来得有力。早期科学思想史研究的例子可见于法国皮埃尔迪昂（Pierre Duhem，1861-1916）的工作。迪昂更多地从理论的角度看待科学知识体系的结构与性质，他将哲学分析大量地引入了其旨在揭示科学理论之进步的科学史研究，形成了自己颇具哲学色彩的编史学见解。他认为科学探索世界的逻辑构造，科学理论是科学知识体系的核心结构；而科学理论的发展是连续的。他关注科学之起源问题的研究，通过对科学概念作“长程追溯”这种“长程追溯”对科学概念随时间推移而变化的过程缺乏关注他将现代科学思想的起源追溯到了中世纪的巴黎。迪昂用其本国语言写作，其编史纲领过于哲学化且带有巴黎
9、中心论色彩，这些因素使得许多科学史家在很长时期里未能对他的工作给予应有的重视。较之于迪昂，柯瓦雷（Alxandar Koyre，1892-1964）的思想史研究无疑带有更多的历史特征。从其伽利略研究（法文版，1939）到牛顿研究（1964），他将注意力集中于从哥白尼到牛顿天文学及数学的发展上，并将哲学史研究中的概念分析手法（如文德尔班等新康德主义者所常用的概念分析方法）引入其研究，以此刻划科学思想的“辉煌进步”。这种概念分析区别于迪昂的“长程追溯”，注重分析科学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独特含义，并通过比较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论证不同时期的科学家是在以不同的方式看待、理解世界并得到不同的宇宙图
10、式。如果说内史传统成形于萨顿时代，那么，其时，外史传统也同样获得了相当的发展。内史传统的发展与哲学尤其是科学认识论思潮有着密切的关系，萨顿、柯瓦雷尽管在哲学取向上有很大不同，但他们都视科学的动力是内在的、自主的；相反，也有学者受社会学思潮的影响致力于探讨科学的社会根源这类工作导致了科学社会学与科学社会史研究的发展。当时社会学两大主要传统即马克思主义传统与韦伯的观念论传统都对这两类探讨发生了重要作用 受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统影响，德国社会学家曼海姆（K.Mannheim）于1937年出版其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陈述其“知识社会学”见解。在本文中，我们仅限于探讨有关科学社会史方面的发展。前一传统通过前苏
11、联科学史家赫森（Boris Hessen）的论文“牛顿原理的社会和经济根源”（于1931年于伦敦举行的第二次国际科学史大会上宣读）而对西方科学史界发生触动，后经贝尔纳（J.D.Bernal）（他视自己的研究为“科学学”，其主要著作有科学的社会功能（1939）、历史上的科学（1954）这样的学者而产生广泛影响。而默顿（Robert K.Merton，1910-）则在其早年从事科学社会史研究时综合借鉴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传统与韦伯社会学传统，确立自己的编史方案。默顿于30年代末完成的博士论文17世纪英国科学、技术与社会现已成为科学社会史研究方面的经典著作。赫森持有一种强科学社会史纲领，认定牛顿全部科学
12、活动的内容和方向都植根于“物质生产力的状况”。而默顿则持有一种弱纲领，他给出默顿命题：培根主义的功利原则及清教伦理都曾对17世纪英国科学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但他并不打算将知识的产生过程纳入社会史探讨，他说，“特定的发现和发明属于科学的内部史，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与那纯科学因素以外的因素无关”。4在科学社会史开始起步的同时，其他类型的外史在此，我不打算按照某种事后的理论性的划界标准区分内史与外史，而是将在特定时间里不能划入内史（萨顿式或柯瓦雷式的科学史研究）范围之内的所有科学史研究均视为外史也获得了某种发展。如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关于中国古代科学与文明的研究，
13、德国学者于战后对占星术等不复在现代科学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神秘学术的研究，医学史家兼科学史家佩格尔（Walter Pagel，18981983）关于文艺复兴时期帕拉塞尔苏斯主义的研究，以及历史学家兼科学史家巴特菲尔德（H. Butterfield，1900-1979）试图在科学史文明史的角度中探讨近代科学的起源的努力，都不能简单地划入内史或是科学社会史。纵观萨顿时代，我们不难发现：科学史虽有“历史”之名，但长期以来却并不具备“历史”之实。科学史曾更多地受惠于科学、哲学或社会学而非史学，这当然与史学理论本身发展尤为迟缓有关；但更重要的是，科学史家对于揭示科学进步有着太过于执着的信念，甚至将或不得不将
14、这种信念同自身的荣辱、同科学史这门学科的生存关联在一起。正因为此，真正具有历史向度而非反历史向度的科学史研究才十分少见。萨顿逝世时，科学史研究在美国正开始发生职业化，大批有着不同出身背景的学人步入科学史家行列。在这种时节，柯瓦雷来到美国并向他们提示了自己极富感染力的科学思想史研究纲领。柯瓦雷的纲领以更加辉煌的方式揭示了人类思想的统一性，它真正抓住了职业化时期科学史家的想象力，并迅速替代萨顿式的内史纲领，成为当时科学史研究的主导传统。较之于萨顿式的科学史，柯瓦雷式的思想史的确在某种意义上拓展了科学史研究的范围：为了探讨科学思想的发展，研究者必然要在更宽的人类思想结构中触及到与之相关的其他类型的思
15、想；但从另一方面讲，这种思想史研究仍然是一种封闭的或半封闭的研究：它仍然将有关研究约束在内史的范围之内。柯瓦雷愿意在其研究中探讨某些超科学的思想诸如哲学、形而上学以及宗教的思想对科学思想之发展的促进作用，但他却不愿意涉及那些在他看来不利于科学进步的因素，如16、17世纪的炼金术思想，他就不愿意给予认真的关注。据狄布斯（A. G. Debus，1926）记载，在柯瓦雷与佩格尔之间，曾有过这么一段小故事：一次，在听完柯瓦雷关于牛顿研究的学术报告后，佩格尔向他问起了他对牛顿炼金术的看法，而柯瓦雷则以“我们不考虑这些东西”作答。对于佩格尔来说，牛顿研究意味着将牛顿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置于其所在的史境中
16、加以理解，因此，牛顿的炼金术活动是科学史家所必须探讨的内容；而对于柯瓦雷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揭示科学思想之进步历程并将牛顿嵌入这一历史进程之中。5柯瓦雷式科学思想史纲领替代萨顿纲领只是科学史这门学科转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的起点。事实上，在这一时期开始之初，在职业科学史家阵营内部，就出现了象狄布斯这样对柯瓦雷编史纲领提出质疑的学者。另一方面，外史型的研究尤其是科学社会史研究日益增多起来。相应地，内史研究传统逐渐失去其主导地位，而外史研究传统则作为一种学术传统真正确立并取得足以与内史传统相抗衡的地位。概括地说，内史与外史的全面对峙构成了这一时期科学史研究的基本格局，而在以典型内史与典型外史为两极的基本结构中，科学史家阵营发生高度分化，稳定的大型学派甚少出现。60年代以来，科学编史学尤其是关于科学史研究对象及编史方法的探讨在各种类型的学者那里受到较为普遍的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