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前沿的若干重大问题》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试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前沿的若干重大问题（17页珍藏版）》请在金锄头文库上搜索。
1、.试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前沿的若干重大问题张澍军关于我国的学科、学术及其理论前沿研究，党的十七大在我党历史上第一次作为大会“政治报告”的内容讲了一段极为重要的话，指出：“繁荣哲学社会科学，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发挥思想库作用，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世界”。这一指示告诉我们：其一，学科、学术研究，是繁荣哲学社会科学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其二，学科、学术研究，重在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其三，学科、学术研究为党和人民服务的方式之一，是提供“思想”产品；其四，我国的学科、学术研究要有国际视野，要搭建国际对话的平台，要走向世界。我认为，这理应成为我们
2、当前探索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前沿问题的指导原则和基本思维理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分支甚至是可以思考建构一级学科的一个重要领域，理应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推进学科体系的创新发展。新时期以来，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可以讲两句话：一是获得了跨越式发展，取得了辉煌成绩；二是任重道远，还有许多带有根本性的开拓研究空间。那么，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发展的新的生长点是什么？新的突破口在哪里？我以为首先在于一些带有前提性、基础性问题的科学把握与合理解决，因为这些问题不能取得基本共识，就难以推进学科建设发展。本文就此提出几个前沿性课题，愿与各位同仁共同探讨。一、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前沿研究中的几个
3、矛盾性问题什么是学科前沿问题？我认为它至少有三重规定：（1）学科建设发展紧迫需要而又尚待研究的重要理论问题；（2）学科领域中理论与实践发生矛盾而又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3）学科理论逻辑演进中生发出来而又必须解决的新问题。一般说，事处“前沿”，是要时刻准备冲锋陷阵的。它可能成功，有所突破，有所建树；然而，也可能失误。凡郑重的探索，就应当允许失误。虽然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有一定意识形态性，但亦应如此。学科前沿问题，可呈现为理论的内部矛盾，也可呈现为理论与实际的矛盾，但归根结蒂是后者。就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前沿问题而言，如果以目前我国理论质量和学术水平较高的有代表性的专著式教材或者教材性专著为“蓝本”（以下
4、简称“理论蓝本”。这些“理论蓝本”对于我国思想政治教育事业的历史性贡献，是不言而喻的，无须赘述），那么，它给定的“原理体系”所显现出来的上述矛盾，重要的也许还不在于这种“理论蓝本”的学理体制内部，而在于作为这种“学理体制”前提的“论域”问题。就是说，要进行一种前提性思考，即对一些似乎不证自明、司空见惯的具有先决条件和基本根据意义的矛盾现象进行前提性追问。现在我们来扼要检视分析这些矛盾。1.学科研究的对象范围尚存在历史性局限，从而学科边界不够明晰所谓学科边界问题，实质是一个学科研究的对象范围问题。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化建设，已有多年。学科化建设的基础，就是理论化。而理论本身意味着对于实际的间接
5、性和超越性，意味着脱开“当下”感性的、知性的东西“脱颖而出”。正如马克思所说，意识 “摆脱世界”才能“去构造纯粹的理论” 。而我们的现行“理论蓝本”的思维框架，基本聚焦于中国的现代实际、中国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实际，总体上说，至少还没有明确走出“中国现代实际”研究对象的圈子。这样，在学科边界问题上就造成了尖锐矛盾：一方面，学界公认，古、今、中、外都存在思想政治教育，可谓源远流长。尽管原始社会有无完整意义的思想政治教育尚有不同意见，尽管国外和中国古代不是这样称谓，但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是不争的事实。另一方面，我国现行思想政治教育原理研究的主流视阈、历史和逻辑起点以及基本理论
6、框架，仍然囿于“中国现代实际”的边界范围。尽管有少量著述探讨了当代世界思想政治教育、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史等，但并没有很多影响现行原理体系的建构。为什么？根本原因就在于对世界范围的、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思想政治教育，对于中外古代尤其是对于国外古今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还很不够。理论源于实际。以“中国现代实际”替代“人类社会普遍存在”而概括提升出来的思想政治教育原理，显然会有以偏概全之嫌。即使是试图提炼总结出具有世界普遍解释力的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也力不从心。2.学科研究对象的历史局限，造成了理论层次不够明晰从宏观视角品味现行“理论蓝本”，可以看到，它交叉混合的包含有三个理论层次：（1
7、）思想政治教育元理论，或称基本原理，它的层次规范，是管“一般”，管“古今中外”，是人类世界文明发展的结晶；（2）中国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原理，即我们党和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原理。它的实践背景和依据十分明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创造的，是我国现代实践的经验总结，而不是古今中外“共通”的实践产物。它的层次规范，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是中国特色的，主要是管中国的事情。我们现行的思想政治教育原理，总体上就是这种理论架构；（3）中国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应用理论。它并不是原理性理论，而是可操作的实践观念体系，是原理与实践的中间环节。现在的问题是：学科元理论或称学科基本原理，还没有自觉从“中
8、国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中剥离出来，以“特殊”淹没了“一般”；“中国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应用理论”，也还混同于“中国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之中。这种层次混杂的理论架构，既不利于各层次理论相对独立地发展，也不利于整个学科体系的科学化建设。3.学科内容规范不够明晰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而言，所谓“内容规范”，应当包含有三个方面的理论指向：一是理论体系的内容规范；二是指向教育对象的“实施教育”的内容规范，也就是施教于对象一些什么内容；三是上述二者内含的评价规范。由于受到目前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蓝本”学科边界和理论层次都不够明晰的制约，内容规范存在某种紊乱现象几乎是难以避免的。首先，关于理论体系的内容规
9、范，现在面临的主要矛盾性课题，是论域不明，三个层次的内容规范没有划开，因而，解释力的目标指向不清，理论体系尚待分层次并内在地逻辑地整合统一。其次，关于“实施教育”的内容规范，现在面临的主要矛盾性课题，是具体探究研究古今中外不同时期、不同社会制度下、不同地域（国度、洲际、东西方）的施教内容。因为，在这些不同时空条件下的施教内容，显然会有不同内涵和意义，所以也显然不能把我们党和国家的施教内容当作人类社会普遍适用的规范，如果那样，无异于消解了思想政治教育历史。而就思想政治教育元理论来说，最重要的任务应当是揭示和阐述“施教内容”规范得以设置的本质、规律、条件以及指导原则、呈现形式、功能作用等。再次，关
10、于理论体系内容和“施教内容”的评价规范，现在面临的主要矛盾性课题，是要依据唯物史观原理、特别是历史主义的方法，制定和阐释评价的基本准则。比如，历史上各种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思想政治教育有无历史正当性的评价标准问题，一定历史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评价与个案评价及其关系问题，等等。事实上，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问题，有两种意义：一是作为理论体系重要构成部分的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的价值问题；二是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施教活动的价值评价问题。两者是紧密联系的，前者是后者的历史基础和理论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实现形式和运动形态。4.运动形式不够明晰思想政治教育的运动形式问题极为重要。因为事物的运
11、动形式，就是事物本身。我们通常所讲的物质的五种运动形式，就是物质的五种存在方式，毛泽东说，除此之外“世界上什么也没有” 。所以，思想政治教育失去了它的运动形式，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也就失去了它自身。目前，从思想政治教育元理论的视阈出发，专门的整合统一的思想政治教育运动形式的研究和阐释，似还罕见。此其一；其二，就思想政治教育具体的运动形式而言，与时俱进的、而不是停留在先前已有形式的研究，特别是对于中外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具体运动形式的研究，还是散碎的较少达成共识的，开拓空间还极大；其三，中国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运动形式研究，虽多有成就，但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动，形势严峻，亟待开拓创新。例如，除学校外，
12、已往的思想政治教育形式集中政治学习，传达中央精神，形势报告，思想谈话，批评与自我批评，集体思想教育活动，等等，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即使在学校，除学生外，这些曾经行之有效的传统运动形式，也逐渐淡化；就是在学生那里，许多形式也被边缘化了。所以，人们不得不惊呼：现在的思想政治教育究竟在哪里？这就迫使人们不能不研究它的现代运动形式，特别是它的媒介运动形式，即它作为主流思想文化基本载体的运动形式。就理论性质和应用导向来说，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研究和建设，完全陷于“学院化”甚至“经院化”是不可思议的。二、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中的“中国认识”与“认识中国”马克思曾经这样讲过：每个时代都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而
13、所谓“问题”，就是“时代声音”，就是时代“呼声”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的“中国认识”与“认识中国”课题的产生和提出，首先是学科理论遭遇的前文所述的四个方面矛盾和问题所决定的。就此，我想谈三点见解。第一，明确自觉地厘清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中“中国认识”与“认识中国”的必要性。在这里，所谓“中国认识”，也可说是如同物质产品的“中国制造”一样，即中国人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创造。广义地讲，它应当包括“认识中国”，但相对于“认识中国”，专指中国人民及其理论家对于世界普遍存在的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的认识，对其本质和规律的揭示，对本学科基本理论的系统创造和自觉建构。这一理论无疑具有元理论或者学科基本原理的性质；
14、所谓“认识中国”，在“原理”而非“历史”的意义上，可以专指现代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原理，即符合中国现代实际，适应现代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思想政治教育原理。就两者的关系而言，如果类比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那么，在理论逻辑上，“现代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原理”，实际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体系的一个分支学科领域，是思想政治教育元理论在现代中国的实现形式。所不同的是，理论史的逻辑秩序走了相反的路，就是先有了“现代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原理”，而后我们才去创建它的元理论。这就更加凸显了两者区分的迫切性。目前，是否可以这样说，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蓝本”，至少还没有自觉超出“认识中国”的对象范围和
15、框架内容，还没有实现从“认识中国”到“中国认识”的理论跃迁。进一步说，就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化的程度还不够，还有很大带根本性的拓展空间。因此我以为，这种区分的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一则，它解决了两种不同“论域”理论阐释的混淆问题。二则，有利于元理论提升出来并重点建构建设。三则，有利于学科体系层次分明、结构完整的科学化、系统化建设。第二，自觉建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中“中国认识”的可能性。当前，加强和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体系建设，关键在于提升出“中国认识”的可能性。恩格斯在论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世界普遍意义时，曾明确强调：“科学社会主义并不是专属德国的产物，而同样是国际的产物”，刻意区分了产生于“德国”
16、与产生于“德国人中间”，并作出了条件性和价值性分析。 在这里，如果是前者，即专属德国的产物，就会主要“管”德国的事情；如果是后者，即国际的产物，只不过是产生于“德国人中间”，那么科学社会主义就要“管”世界的事情了。这同思想政治教育中“认识中国”与“中国认识”的情形非常类似。应当说，恩格斯这段话给了我们许多重要启示。我认为，我们应当并能够使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中的“中国认识”的元理论，产生于“中国人中间”。因为，在我国完全具备创建思想政治教育“中国认识”的优势条件，完全具有创建思想政治教育元理论或者叫学科基本原理的现实可能性。（1）我国具有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无论作为文明古国所具有的传统资源，还是革命时期作为我党工作“中心环节”和政治优势的理论资源；无论作为党和国家的制度安排所具有的社会资源，还是作为当代思想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