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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试析李鸿章“外须和戎”的外交思想牛少莉陇东学院 历史系 甘肃 庆阳 745000摘要:“外须和戎”是李鸿章的外交思想。这一思想形成的根源主要有：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社会背景下，对中外形势比较权衡后作出的抉择；李鸿章本身的一些特性，为人处世的原则决定其思想；也是曾国藩在外交思想言行上对他影响的结果。在这种“和戎”外交思想指导下李鸿章形成了一套处理外交事务的原则和方法，主要有：“避战求和”，力保“和局”，“以夷制夷”，恪守“诚”字。总的来说，其外交思想的宗旨是维护清政府的利益，想通过暂时的和平局面，使国家有自强的机会。关键词：李鸿章；外交思想；外须和戎外交活动是李鸿章政治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组成
2、部分。李鸿章居晚清“外交要冲”，自1870年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直到1901年病死，中间除有短时期未任职外，掌握外交大权长达30年之久，对中国近代外交史产生了重大影响。李鸿章“以外交受重望于国际，亦以外交负重谤于国内”1，时人称之为“一生功过在和戎”。100多年来，史学界对李鸿章的评价褒贬不一，毁誉参半。誉之者冠以“地主阶级改革派”、“东方之俾斯麦”的美称，始终视之为“一身系天下安危”、老成谋国的元老重臣；而甲午战争后，毁之者斥之为“国人皆曰可杀”的“汉奸”、“卖国贼”等。正如梁启超所说：“誉之者千万，而毁之者亦千万，誉之者达其极点，而毁之者亦达其极点。”2尤其是对李鸿章“外须和戎”外交思想
3、的评价，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李鸿章活跃于晚清政坛40年，与当时中国的内政、外交关系极大，所以他一直是海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近百年来，有关李鸿章及其外交思想的研究著述层出不穷，具有代表性的有：梁启超的李鸿章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再版），这是第一部研究李鸿章的专著，对李鸿章所处时代及其位置做了透彻分析，比较全面的描述了李鸿章的崛起极其所从事的洋务、外交事业。在外交上，梁启超认为李鸿章的联纵政策是失败的，但他也指出这是无奈之举。“以中国今日之国势，虽才十倍于李鸿章者，其对外之策，固不得不隐忍迁就于一时也。”3这部传记为李鸿章的评价定下了基调。苑书义撰写的李鸿章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修
4、订本），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第一部关于李鸿章的学术专著层次的传记，苑书义对李鸿章的一生进行了多视角、多层次、多方位的客观综述和评价。对于李鸿章的“羁縻”之策和“和戎”外交，苑书义认为他的“羁縻”之策的目的是好的，是想争取并利用和平环境“借法自强”，强修战备，以期达到持久和平。480年代后期，随着第一次全国性的李鸿章学术讨论会的召开，由周军、杨雨润主编的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一书出版，使学者们越来越多地从近代化的角度来重新认识李鸿章。近百年来海外学者对李鸿章的研究成果也很明显，有英国学者濮兰德撰写的李鸿章传（伦敦，1917年版），威德的李鸿章与俄国（上海九州书局，19
5、35年版）等，海外学者对李鸿章外交多持基本肯定态度；港台学者对李鸿章的研究自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方兴未艾，涌现出了许多力作：窦宗一的李鸿章年（日）谱（香港友联出版社，1975年版），李守孔的李鸿章传（台北学生书局，1978年出版）等著作，港台学者对李鸿章这一历史人物持基本肯定的态度。在大量著作出版的同时，还有许多关于李鸿章外交思想的学术论文也得以问世，主要有章育良的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外交述评（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此文对学术界关于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外交的研究作了简要述评。随新民的略论李鸿章的外交思想（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此文的主要观点是
6、：在国家主权、领土不完整的前提下，李鸿章形成的“和戎”外交理论是扭曲的，扭曲理论指导下的外交实践必然失败。刘宏周的李鸿章外交思想述评（时代人物，2007年11期），指出李鸿章“和戎”外交失败的原因是缺乏实践的基础。胡代聪的李鸿章外交思想综论（外交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着重分析了李鸿章主导外交思想的形成、发展及其内涵。上述文章主要对李鸿章及其外交思想和外交实践方面的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一、“外须和戎”外交思想的根源李鸿章“外须和戎”外交思想的形成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根源，从近代史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外须和戎”外交思想是近代社会历史的产物。李鸿章入仕为官时，中国已
7、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力日衰决定了清政府不可能有平等的外交地位。鸦片战争使中国被迫开放门户，晚清政府及其官员们，对外交这一新事务除了极力排斥、抵御外便束手无策了。李鸿章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染手外交事务，把他与中国近代外交史紧紧的系在一起。正如梁启超所说：“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5外交必须以强大的国力为后盾，正所谓“外交之为用，形变之术，固在乎外交家之智敏手腕，而万事成之基本关键，未有不以其国力如何以为断者”。6然而当时的中国自乾隆以后，盛极而衰，民力凋敝，官吏骄横。1840年鸦片战争，英国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列强接踵而至，一次次武装侵略，一批批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天朝
8、上国的神威消失了，至尊至贵的神话打破了，虚弱不堪一击的面目暴露无遗。再看当时的世界，一个新的资本殖民时代正在西方兴起。随着新航路的开辟、美洲新大陆的发现、工业革命以及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方社会最终确立，把落后的中国远远甩在了后面。而李鸿章所处时代，正是西欧大陆波澜已复平之时，列强不复自相侵略，而惟务养精蓄锐，以肆志于东方。西方各国无一不虎视眈眈地觊觎着中国，都想从中国的土地上攫取一块肥肉。面对国力比自己强盛的西方各国，能否继续像过去那样以“夷狄”视之？面对欲壑难填的列强，怎样周旋于各国之间，尽量避免战争的爆发？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增强自身的国力，以抵抗外来侵略？身为朝廷重臣，李鸿
9、章不得不去思考，处理这些事情。在1874年的海军大讨论中，李鸿章指出：“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7李鸿章明确道出了中国当时所处的前所未有的列强环伺的险恶局势。李鸿章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权衡了中国与西方列强的实力后，感叹到：“国际上没有外交，全在自己立地。譬如处友，彼此皆有相当资格，我要联络他，他亦要联络我，然后够得上交字。若自己一无地步，专欲依仗他人帮忙，即有七口八舌，亦复无济于事。”8他看清楚了千疮百孔，不堪一击的大清帝国就像一个没有资格交友的弱者。因此，李鸿章极力主张维持一个和平的环境
10、，好让清政府有自强的机会。第二，李鸿章本身的一些特性，为人处世的原则决定其思想。李鸿章从小所接受的教育和社会关系，完全属于传统模式的范围之内。其父李文安是道光年间的进士，李鸿章完全生活在一个地地道道的封建官僚家庭，成年后从政的李鸿章自然充当了满清政府利益的代言人和维护者。他从小所接受的儒家伦理道德的教育就决定了他对君王、朝廷的忠贞和赤诚报效的思想观念，因此，他至死都在为清廷效劳，其外交虽是失败的，但无不以朝廷的利益为出发点。李鸿章在对列强“羁縻”、“笼络”的同时，又震慑于列强的军事实力。他说列强“军事机器之精，功力百倍”9，“外国利器强兵，百倍中国”10。看到列强势力之强大，中国势力之渺小，李
11、鸿章不得不有“若开战，即暂胜而终败”的悲观论调。在这一点上，李鸿章虽然认清当时的客观形势，但他显得过于夸大列强，而过分低估自己的实力。还有一点，就是李鸿章从一开始就对列强的侵略野心认识不深，他认为“洋人所图我者，利也，势也，非真欲夺我土地也”11。所以，他认为，只要适当的满足列强的无理要求，委曲求全，即可避免战事，保证中国自强进程的和平环境。然而，历史证明，列强的贪婪无比，不会让李鸿章的幻想实现。第三，李鸿章“外须和戎”外交思想的形成，与他的老师曾国藩的影响有着密切关系。曾国藩的外交思想是以自强、实力为基础的，面对鸦片战争后内忧外患的局势，曾国藩提出：“外攘之要，莫如内修，刻下维持大局，以自强
12、为主。”12他反复强调，中国要对付强大的西方列强，急需自强，而要自强，并非一朝一夕空言所能达到，只有在“坚守和约”、“大事苦争，小事放松”的同时，对洋人予以“忠信笃敬”13，并以此去感化他们，去维持“和局”，去争取“自立、自强”。李鸿章对他老师以“和”和“自强”为主体的外交思想不仅予以继承，而且在此基础上加以发展形成了他自己的外交理论。他曾说；“别人都晓得我前半部的功名事业是老师提挈的不知我办了一辈子外交，没有闹出什么乱子，都是我老师一言指示之力。”14可见曾国藩对李鸿章的影响之大。综上所述，李鸿章站在维护清王朝统治的立场上，继承并完善了曾国藩“内安外攘”的主张，理智的看待弱国外交，形成了“外
13、须和戎”的外交思想。可遗憾的是，由于受当时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传统观念等诸多因素的制约，这一思想所取得的成效十分有限，中国的国力增长缓慢，特别是甲午惨败之后，国力更加脆弱。在对外交涉中步步退让，丧失大量国权，这是李鸿章外交的悲剧所在。二、“外须和戎”外交思想的宗旨和原则一个国家的外交必须要有一定的基础，尤其像中国这样的封建落后的古老帝国，在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交往的时候，更需要建立自己巩固的基础。而使国家巩固基础，增强国力是要有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为前提的，李鸿章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自周秦以后，驭外之法，征战者后必不继，羁縻者事必长久。今各国又岂有异？惟练兵制器相去太远，正须苦做下学功夫”15。李
14、鸿章想要通过以“羁縻”、“笼络”的方法，维持一个和平的环境，好让清政府有练兵制器以图自强的机会。简单的说就是为满清政府争取自强的时间。维护清政府的利益是为李鸿章外交的目的和宗旨。在这一宗旨下，李鸿章“外须和戎”的外交思想便形成。 首先，我们应该了解李鸿章这一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作为晚清“外交要冲”的李鸿章，在与洋人交往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认识：中国的国力与西方国家相比差距甚大，尤其在军事领域，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必须“委屈将就”，以求得“明是和局必阴为战备”16，“洋人之要挟与否，视我国势之强弱。我当能自强，而使民物殷阜，洋人愈不敢肆要求；我不能自强，则虽民物
15、萧条，洋人亦必隐图其狂逞”17。他得出结论，自强是平等外交的基础，有了实力才能掌握外交的主动权。因此，“我能自强，则彼族尚不敢妄生觊觎，否则后患不可思议也”。18李鸿章的认识是在对中国与世界局势透彻分析基础上对外交的正确理解，因此才有“处今时势，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呼吁，变法之目的就是为了能使国家自强。在处理外交事务中李鸿章形成了其“外须和戎”的外交思想，其实其“和戎”和“自强”是息息相关的，在李鸿章看来，“和戎”只是权宜之计，“变法自强”才是根本之图。“和戎”的主要意义在于为“自强”争取时间，创造条件。李鸿章曾把晚清政府比做病人，说“譬诸多病之人，善自医调，犹恐或伤元气，若再好勇斗狠，必有
16、性命之忧矣”19。对于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社会而言，李鸿章这一思想是合乎情理的，出发点是正确的。但是，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有良好的愿望，却不一定能得到完美的结果。李鸿章正是怀着富国强兵的这一愿望满腔热情的主张“和戎”，力图“自强”，但却得到了一个“种瓜得豆”的结果：不但没有使中国“自强”，反而在“和戎”的引导下使中国进一步半殖民地化。于是李鸿章的“自强”思想随着中国外交的失败被人们遗忘了，其“和戎”思想却随着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进程而“永载史册”，李鸿章本人也被世人唾骂为“卖国贼”。其次，李鸿章在执行其“和戎”思想指导下的外交事务中，形成了一套处理外交事务的原则和方法，在具体内容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概括起来有“避战求和”，力保“和局”，“以夷制夷”，恪守“诚”字。第一，“避战求和”，力保“和局”。即尽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