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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中国古代的谏诤观张茂泽健全与完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 化，有必要借鉴古代治国理政经验和教训，传承古代政治学说优秀内容。我国古 代政治学说集中讨论国家治理问题，谏诤是国家治理活动，是君主专制下自我监 督、自我纠错机制的核心，目的在帮助治国者听取、吸收不同意见，以合理有效 决策；谏诤观是对谏诤的认识和反思，乃古代政治学说的一部分。据载，黄帝设“明台”，尧置“欲谏之鼓”，舜立“诽谤之木”，夏禹“门 悬钟、鼓、铎、磐，而置鼗”，作为听谏工具，后来谏诤发展成为古代治国理 政的重要活动。古人认为，谏诤“持善间恶”，“以善胶恶”，“告人之理”(论衡谴告)，促人醒悟，改过匡
2、正，有助于国君等个人修身，尽到“君君”职责；谏 诤还“决郁塞”，通上下之情，有助于国君“假人之长，以补其短”(吕氏春秋用 众)，进行正确决策，巩固政权，获得治国“安主”(管子形势解)良效。 开明君主都重视谏诤，广开言路，下诏求言，建言论机构，置登闻鼓，疏通言路， 选用谏官，奖赏切谏等，唐太宗李世民是代表。孟德斯鸠说：“在专制国家旱， 绝对没有诸如调节、限制、和解、平衡、商榷、进谏可言；完全没有对等或更好 的建议可以提出；人作为一个生物只能服从另一个生物的意志。在那里，人 的命运与牲畜别无二致，只有本能、服从与惩罚。”但在我国历史上，谏诤和谏 诤观发展源远流长，对我国作为多民族统一大国的形成和发
3、展起了重大积极作 用，是我国古代政治文化的独特内容，值得进行专门研究。历史上，荀子臣道、韩非子说难、说苑正谏、白虎通谏诤 等，是谏诤观的主要材料。今人黄鸣奋说服君主：中国古代的讽谏传播(文 化艺术出版社，2001)、柏树斌谏议经典(泰山出版社，2004)、孔繁敏国 史镜鉴(谏诤篇)(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和论中国古代谏诤的几个问题 (北京大学学报，1994年第5期)、刘泽华先秦时代的谏议理论与君主专制管子桓公问。吕氏春秋自知篇。全上古三代文卷一鬻子卷下上禹政。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孙立坚等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第27页。416主义(南开学报1982-1)、赵映诚中国古代谏
4、官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学 报2000年第3期)、周桂钿试论“君道”中的修身与听谏(福建论坛2001 年第l期)、赵启迪春秋战国时期的谏诤制度(吉林大学2008届中国古代史 先秦史硕士学位论文，导师吕文郁教授)等是笔者见到的主要研究成果。关于谏 诤观，刘泽华研究先秦谏诤观，概括出扬“和”弃“同”论、为社稷论、为道论、 疏导论、补短论、尊师听教说、拒谏易位说等内容，赵映诚提出，“谏官制度的 思想基础一是氏族民主制的古代圣贤思想，二是以多物，务和同的和谐理论 观念”山，可供参考。谏，本为谋划、建言，使对方改变主意。它可指积极或消极建言，后者如韩非子内储说下：“文王资费仲而游于纣之旁，令之谏纣而乱其心。
5、”从字义 看，谏是“规劝君主、尊长、朋友，并使之改正错误的意思。”随着国家统一， 中央集权成为制度，谏作为调节君臣关系活动的积极意义得到发展。说文：“谏， 证也。”刘宝楠：“证者，正其失也。”广雅释诂：“谏，正也。”广韵谏韵： “谏，直言以悟人也。”白虎通卷四谏诤：“谏者，间也，更也。是非相间 革，更其行也。”新唐书魏征传：“臣以事有不可，故谏。”谏成为臣下规劝君 上，使其改过匡正的活动。诤，通争。说文：“诤，止也。”桂馥义证：“止当作正，诤、正声相近。周礼司谏注云：谏犹正也，以道正人行。诤是直言规劝，如诤臣、诤 友。与谏合为谏诤一词，尤指直言规劝。广雅释诂四：“诤，谏也。”苟子 臣道：“大臣
6、父兄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去，谓之谏；有能进于言，用 则可，不用则死，谓之争。 伊尹、箕子可谓谏矣，比干、子胥可谓争矣。说苑臣术：“有能尽言于君，用则留之，不用则去之，谓之谏；用则可生， 不用则死，谓之诤。”诤是强谏，坚持规劝，甚者以死相谏。左传宣公二年：“晋灵公不君，宣子骤谏。”论语里仁：“事父母几 谏”。苟子臣道：“微谏而不倦”。骤谏是急速直言强谏，微谏指轻微婉转劝谏， 几谏乃找时机谏言。战国策齐策“邹忌讽齐王纳谏”，有“面刺”、“书谏、 “谤议于市朝”三类。大戴礼记、春秋公羊传、说苑正谏、白虎通谏 诤、孔子家语辨政、唐六典卷八门下省谏议大夫、册府元龟卷五赵映诚中国古代谏官制度研究，
7、北京火学学报，2000年第3期。王风阳古辞辨，第780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417二三谏诤部、旧唐书职官部等列出正谏、忠谏、讽谏、顺谏、降谏、规 谏、致谏、直谏、指谏、诤谏、戆谏、谲谏、窥谏、陷谏等，主要有五类：“讽 谏者，知患祸之将萌而讽告也。顺谏者，出辞逊顺，不逆君心也。窥谏者，视君 颜色而谏也。指谏者，质指其事而谏也。陷谏者，言国之害忘生为君也。”谲谏 同讽谏，顺谏、降谏同窥谏，致谏、正谏、忠谏近指谏，陷谏、戆谏、遗谏、死 谏、尸谏皆强谏。简约说，有直谏和讽谏两种形式，但激烈强谏最感人。一、产生和发展 谏诤观是对谏诤活动的反思性认识，它的产生和发展与君主政治下谏诤活动，尤其是谏官
8、设置密切相关。远古“人人皆谏官”。夏、商、周三代，公卿、大夫，乐师、太史，以至 百工庶民，都可向国君提意见，朝廷也采诗以观民风，诗经就有不少讽谏内 容。作为君主政治一部分，谏诤最早当出现于夏代。尚书夏书胤征：“先王 克谨天戒，臣人克有常宪，百官修辅，厥后惟明明。每岁孟春，道人以木铎徇于 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孔安国注：“谏，谏失常。”孔颖达疏：“君当谨 慎以畏天，臣当守职以辅君也。先王恐其不然，大开谏争之路。每岁孟春，道人 之官以木铎徇于道路，以号令臣下，使在官之众更相规阙。百工虽贱，令执其艺 能之事以谏上之失常，其有违谏不恭谨者，国家则有常刑。 百工之职，犹令 进谏，则百工以上，不得
9、不谏矣。”伊训：“先王肇修人纪，从谏弗睇，先民时若。”说文：“哺，违也”， 指违逆、乖戾，后作拂。孔安国解释：“言汤始修为人纲纪，有过则改，从谏如 流，必先民之言是顺。”伊尹提出君王“从谏弗啡”观念，认为这是先王治国 应有的“人纪”修养。傅说说命上：“群臣咸谏于王”；傅说日：“惟木从绳则 正，后从谏则圣。后克圣，臣不命其承。畴敢不祗若王之休命。”孔安国解释： “木以绳直，君以谏明。君能受谏，则臣不待命其承意而谏之。王如此，谁敢不 敬顺王之美命而谏之乎?”绳是木正的准绳，谏是君王圣明的途径；君王从谏后汉书卷五七李云传论。魏源集默觚下治篇十-9。尚书正义卷八胤征，十三经注疏上册，中华书局，1980
10、，第157页。尚书正义卷八伊训，十三经注疏上册，中华书局，1980，第163页。尚书正义卷十说命上，十三经注疏上册，中华书局，1980，第174页。418如流，已成为商人对国君的要求。胤征、伊训属于伪古文尚书，据专家们研究，和清华大学藏战 国竹简比较，有部分可信内容。结合谏诤历史发展情况，在商朝时当有了谏诤 观。随着国家机构健全，谏诤逐步发展成为专门官职，职责即直言谏诤，规劝天 子改正过失。商汤时有“司过之士”(吕氏春秋自知)。周礼地官保氏： “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郑玄注：“谏者，以礼义正之。”贾公彦疏： “以礼义谏正王也。保者，是保安之义。故使王谨慎其身而归于道。”保氏 即谏官，并
11、教“国子”以六艺。易蹇：“王臣蹇蹇，匪躬之故。”高亨注：“謇 謇，直谏不己也。”这反映商、周时期谏臣“蹇蹇”直谏情况。西周末，厉王暴虐无道，压制言论， “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史记周 纪)，召公谏厉王弭谤，指出“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 书，师箴，瞍赋，蒙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 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国语周语上)，王权体系内 全部人员都有谏诤职能。厉王不听，“国人”暴动，成为拒谏反例。春秋战国列国相争，各国变法图强，用贤纳谏成潮流，谏诤对各国称霸发挥 了积极作用。管仲谓桓公：“早入宴出，犯君颜色，进谏必忠，不辟死亡，不重
12、 富贵，臣不若东郭。请置以为大谏。”(吕氏春秋勿躬)齐国大谏，与掌农田 垦殖的大田、掌军旅征伐的大司马、掌刑狱司法的大理、主礼仪宾客的大行并列， 位高权重。齐威王悬赏求谏，鼓励“面刺寡人之过”。楚国也设箴尹、郑国立司 直、晋国置中大夫、赵国有左右司过等，表明当时谏官已成常设官职。此外，卿 大夫、百官、工匠、乐师、卜人及其他近臣也可借机劝谏。谏官的普遍设置推动了谏诤观的发展，儒家是代表。论语宪问：“子路 问事君”，孔子日：“勿欺也，而犯之。”朱熹注：“犯，谓犯颜谏争。”孔子提出 “事父母几谏”(里仁)、“遂事不谏”(八佾)等主张。他通过弟子向鲁国 执政进谏：“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
13、中，敛从其薄”，指季氏行 为“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左传哀公十一年)；治国者“度于礼”而符合“中” 道，被看成谏诤的标准。周礼注疏卷十四保氏，十三经注疏上册，中华书局，1980，第93页。419孝经谏诤章第十五载，过去天子、诸侯、大夫各有诤臣七、五、三人， “虽无道，不失其天下”国家，士则有诤友，父有诤子，“当不义则诤之”；认 为仅仅听话、从令，不得为忠臣孝子。郭店竹简鲁穆公见子思记载，子思答 鲁穆公问“何如而可谓忠臣”：“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认为臣下直 言谏诤，乃忠臣的标志，意思与孝经同。战国末，国家统一，大势所趋，苟子得为先秦儒家谏诤观的集大成者。他 认为“受谏而能诫”，是君子应
14、有修养之一。君子应有“非我而当者，吾师也； 是我而当者，吾友也；谄谀我者，吾贼也”(荀子修身)的人生交往态度。 他要求君主“兼听齐明”(苟子君道)，避免“谄谀者亲，谏争者疏”(荀子修 身)，将纳谏作为君道的内容、君主的职责。他著臣道篇，论述谏诤作为“臣 道”的内涵、臣下的职责更细，提出辨别忠奸办法：“从命而利君谓之顺，从命 而不利君谓之谄；逆命而利君谓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谓之篡。不恤君之荣辱，不 恤国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禄养交而已耳，谓之国贼”，认为谏臣是最大忠臣。他将谏诤划分为“谏争辅拂”四类，认为他们都是“从道不从君”的“社稷之臣”、 “国君之宝”(苟子臣道)。苟子的论述，揭示了君臣谏诤“
15、从道不从君”的 实质。史记殷本纪记载，比干说：“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他实践看法， “强谏”纣王，被剖心而亡。先秦儒家发扬这一精神，将纳谏、敢谏分别视为君 之为君(君君)、臣之为臣(臣臣)的内涵，确立了古代儒家谏诤观的基本框架。 其他各家也有类似认识，如墨子非儒下：“有过则谏，此为人臣之责也”，管子形势解：“正谏死节，臣下之则也”，韩非子难一：“夫为人臣者， 君有过则谏，谏不听，则轻爵禄以待之，此人臣之礼仪也”等。秦汉时期，随着国家大一统制度发展，谏官由皇帝近臣或侍从兼任。给事中 属加官，“所加或大夫、博士、议郎，掌顾问应对”，谏议大夫“掌论议，无常员， 多至数十人”，属郎中令。秦朝不重求谏、纳谏，短命而亡。汉初汲取教训， 鼓励臣下直言谏诤，上书言事，甚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