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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七夕，古今诗人惯咏星月与悲情。吾生虽晚，世态炎凉却已看透矣。情也成空，且作“挥手袖底风”罢。是夜，窗外风雨如晦，吾独坐陋室，听一曲尘缘，合成诗韵一首，觉放诸古今，亦独有风韵也。乃书于纸上。毕而卧。凄然入梦。乙酉年七月初七。-啸之记。 2010年河北省公务员申论考试十大社会热点解析1. 天价月饼为何年年天价社会事件：08年8月12日下午，在广州某超市，上架的月饼少人问津。广州市物价局副局长邱亿通在广州市稳定月饼价格提醒会上指出，“即使用鲍鱼鱼翅等高档材料制作的月饼，价格也不会太离谱，反而月饼盒内搭售其他商品、过度精美的包装导致天价月饼屡禁不止。”他还批评说，“积聚了中国深厚历史的月饼如今却出现了
2、买者不吃，吃者不买的现象。”（8月13日新快报）。谈谈你对天价月饼的看法？ 参考答案：“纯金”月饼、“纯银”月饼，月饼盒里装名贵洋酒、高档礼品每当每年的中秋佳节来临之时，过度豪华包装的月饼纷纷火爆出炉，各种“豪华月饼”挤满各地商店的柜台，而且销量甚好。这些变了“味”的月饼动辄几千元一盒，甚至售价竟高达数万、数十万元，价格之高不能不令人瞠目结舌。虽然竞赛似的豪华包装月饼年年渐涨，总是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但是却迎合了一部分人的需求，市场竟然也总是销路看好。 国家有关部门高度重视月饼包装问题，曾经发布了月饼强制性国家标准和限制商品过度包装通则等规定。但在令人叫好的同时，大家不禁要问，这么做有用吗
3、？月饼的“过度包装”不但会造成大量的资源与能源浪费，而且还会因此产生一大堆垃圾，对环境保护很不利，这样的做法当然不可取。可是我们也应该明白，凡是所谓“天价月饼”的购买者，都不是冲着盒中的几块月饼，他们看中的其实就是这些令人炫目的奢华包装以及“天价”之下所包含的内在价值。买的、卖的、旁观的，其实都心知肚明：“买的不吃，吃的不买”。愿意掏这“冤枉钱”的人，目的只有一个：买了送礼。 因此，即便月饼强制性国家标准和限制商品过度包装通则能够严格执行下去，相信“天价”商品的新闻并不会就此消失，因为还有不少人需要它的存在，说不定其它原因而形成的“天价”商品又会马上热销。 总而言之，天价月饼的价值，不在于月饼
4、。在天价月饼中，月饼只是一个符号，“天价”才是月饼的本质。因此，无法解决腐败贿赂这个命题，天价月饼、天价粽子等天价商品依然还会层出不穷，并且永不消逝。2. 明星“跳槽”国外的背后 社会事件：国际巨星巩俐被新加坡当地媒体报道称已获得新加坡公民权，她的好友在接受采访时也默认这个消息，但巩俐八月二十三日并未出席于当地高等法院举行的公民宣誓仪式，也未领取粉红色的新加坡身份证。（8月25日中新网）。谈谈你对明星“跳槽”国外的看法？ 参考答案：一个人加入外国国籍，其实本不算什么。因为那是人家的私事，和别人没有任何关系。如今加入外国国籍的中国人不说是多如牛毛，也可以说是数以万计。有钱者，会移民国外；有名者，
5、会移民国外；便是无名无钱者，如果才华出众的话，也会移民到国外。 明星们的频繁“跳槽”，自有其跳槽的原因和背后的苦衷。但归根结底的一点是，有利于其个人事业或人生的发展。否则，本文转自公务员考试信息()谁愿意移民到国外？明星们不但有名且有钱，一旦看到自己在国内发展不好，便会将眼光投到国外。当然，还有一部分明星是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许多内地明星为了到国外求发展，先是通过“优秀人才入境计划”领取香港身份证成为香港人，而后移民到国外，如胡军、章子怡以及汤唯等。无论如何，明星们加入外国国籍不可阻止，他人也无法阻止。 而明星加入外国国籍，似乎也在提醒我们，我国的电影市场还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是我们迫使明星“
6、跳槽”，还是明星们后继乏力只好到海外去“混”了？实际上，去海外“混”的人很少。有些人不但在国外“混”出了名堂，还返回身来，继续在国内大红大紫大把赚钱。比如像李连杰、章子怡等。和体育人才一样，演艺人才同样应是“放出去、引进来”。可惜，我们目前看到的多是“放出去”，很少看到“引进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相信未来的影视市场，一定会是“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3. 运动员的商业产权究竟该属于谁社会事件：“该帖所述纯属恶意造谣”。耐克公司的一纸声明，直接回击了刘翔商业活动频繁，身体机能已不能满足大运动量的比赛要求，因此应赞助商利益要求而选择退赛的这种传言。据称，刘翔退赛并没影响广告商的信任，
7、目前所签约的耐克等十多个国内外品牌中，已有多个品牌迅速声明双方合作不会因退赛发生变化。（8月21日中国青年报）谈谈你对运动员的商业产权归属的看法？ 参考答案：商业活动是否多到了影响运动员正常训练和肌体健康的程度，媒体不妨进一步追问。笔者此番只是想探讨另一个话题，国家运动员的商业产权究竟该属于谁？随着体育的市场化，明星运动员尤其是奥运会冠军级运动员“身价百倍”，自然成了国内外知名企业竞逐的对象，成为广告商的“最佳雇员”，以及影视文化活动的“种子选手”。当然也给运动员带来了不菲的经济收入。比如“小巨人”姚明的个人财富，去年就已经达到2.6亿元人民币。体操名将李小鹏，2007年收入已超过250万元人
8、民币，虽然相形见绌，也是普通百姓难望其项背的。 可以说，体育明星们无论如何富，国人并不嫉妒，正像不妒忌水稻专家袁隆平一样。在国外，就像栾菊杰那样，运动员凡事都要自掏腰包，摘金夺银也好，狂赚商业利润也罢，只要照章纳税，也实在容不得他人说三道四。但在中国，这事儿就得另有说道。 中国体育的举国体制，决定了运动员的培养以“国家的方式”。从小选拔进入体校，享受着优厚的工资福利待遇，参加国内外比赛也全由国家财政埋单。按网友的估算，在中国，培养一个奥运金牌级的“千金”，其花费是7亿元人民币（8月7日财经网）。既然如此，运动员的商业收入权属就不仅仅属于个人，而更多的属于国家，这也符合谁投入谁收益的规则。据称，
9、体育总局以及前国家体委曾有相关规定，运动员在国家队时许多商务活动的开发权属于国家队，运动员相关收入的相当一部分必须上缴所属的协会，这些收入还包括在一些大奖赛上的奖金。尽管这些规定也缺乏“契约”的外延，但依然含有合理的内核。虽然与市场条件下的商业权益规则尚有距离，但实在不能脱离了举国体制的国情评判是非。 急待厘定的是，体育主管机构在培养运动员夺金的同时，如何处置好体育训练与商业活动的关系？如何处理商业开发的收益，使产权更清晰？怎样才能在运动员与国家之间形成双赢和多赢的局面？包括建立怎样的奖励机制，尤其是退役运动员的福利保障制度等等。 当下，无论是国家主管机构还是本文转自公务员考试信息()商业企业
10、对于体育的商业性开发，仍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初始阶段。国家体育组织尤需创新管理手段，运用契约、法规、制度等健全的产权模式，充分挖掘体育的商业潜力，以增强竞技体育的自我造血能力，减轻国家负担，同时为更多的运动员消除退役的后顾之忧。我们的目标当是，在金钱、市场、商业力量面前，致富更多的运动员，挺立起中国体育的脊梁。4. 为延安“三问”叫好社会事件：腐败呈现新动向，反腐得有新思想。延安市“问责问廉问效”（官方简称“三问”：“早问、真问、主动问”）工作研讨会在西安召开，对“三问”开展一年来的情况进行总结与研讨。据说，这套“三问”新法是延安市纪委的首创；据说，全国已有14个省、40多个县市开始学习“三问”
11、经验；还据说，参加研讨会的20多名省内外专家对“三问”给予了高度评价。谈谈你对延安“三问”的看法？ 参考答案：什么高招能引动如此积极的波澜？仔细看看这个“三问”模式，“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的本质指向是一而贯之，不同之处在于：由于思路上的调整，纪检工作的视野开阔了、范围拓宽了、方法灵活了，结果是纪检效能得到了提升。通俗概括，“三问”模式表现出了明显的“早问、真问、主动问”倾向因此“一早”，因此“一真”，因此“一主动”，为自己赢得了工作空间上的“海阔天空”。 所谓“早问”，就是把纪检过问的关口提前了谁说纪检部门只能“民不举，官不究”，只能等人家把恶果鼓捣大了才来收拾残局？“三问”模式把“有问题
12、要问”扩展成“有问题要问，无问题也要介入问”，并且是在决策之前、执行之中和形成结果之后都要随时“问”。如此一来，事前、事中、事后都有了纪检部门的身影随时发现，能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随时“敲打”，能遏制不少干部的非分想法；随时监督，能最大程度减少滥权的损失。要强力反腐，更要强力防腐，为什么要成立国家预防腐败局？秉持的正是如此“反腐关口”前移的思维嘛。 所谓“真问”，就是得动真格的不管说得多热闹，重要的是刀下得见菜，真的对干部要求严一点，下手狠一点。据悉，延安“三问”运行以来，共实施警示训诫648人，给予党纪处分59人，给予政纪处分37人这是“三问”发挥效力最直接的表现。有人说，现在一些干部是天
13、不怕地不怕，什么都敢干，什么都敢糊弄。要我说，他们还是有怕的，最怕的就是丢了“乌纱”。你要是搞形式走过场，他比谁都能糊弄；你要是下硬茬，他比谁都害怕。所以，纪检问责关键还是要加大处理比重，真的让太平官们有危机感，感觉自己坐在火山口上，敢“不问事、不理事、乱办事”，自己随时可能下得台来“没有事干”才行。 所谓“主动问”，就是得“没事找事”，主动四处“管闲事”“三问”模式的监督对象很宽泛，管你这单位是暴露出问题还是没暴露出问题，管你这干部是违规吃喝饮酒还是工作不当，凡有“信息”处，都可成为“问廉人”。当干部们发现随时随地都处于纪检部门“放大镜”关照之下的时候，办事做官总是要掂量掂量的。“掂量”之后
14、，“胆子”可能就没那么大了，事儿办得可能就没那么糟糕随意了，“擦边球、踢皮球”也就不敢想“球”就“球”了怕只怕“认真”二字嘛。 得承认，真要做到“问责一人、警示一片、教育一线”，还要有很多努力：比如问责处分的力度是否能够加强，大量的“警示训诫”会不会降低“威力”？比如，格外成立的“三问办”如何协调与纪检其他部门的管辖关系，他们的权力怎样监督才能避免“不听话就问你”的权力膨胀？再比如，各地操作中会不会造成“选择性问责”的局面，鸡毛蒜皮的小事“问”个不停，真正敏感涉及到其他官员利益的大事就睁只眼闭只眼甚至干脆别过头去？ 当然，指望一个“三问”模式浮出水面就立马解决所有反腐问题，未免盲目乐观了一个新思路，总是要在不断的尝试、修正中才能逐渐成为可靠的制度。窃以为，“三问”模式最大的启示是：纪检干部不能安于现状，总抱怨自己的无奈与乏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