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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传统文化与古代文物研究 15中国传统文化与古代文物研究张辛张辛，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1982年于北京大学获历史学学士，1985年获历史学硕士，1990年获历史学博士。学术专长为：商周考古、古代物质文化研究、文物研究与鉴定、书画理论与鉴定。代表论著有：中原地区东周陶器墓研究(科学出版社，2002)，礼与礼器：古代礼器研究札记之一(考古学研究五，科学出版社，2002)，说“左史”、“右史”(文献第20辑，1984年)。今天的教室显然有点“浪费”(笑)，但我还是习惯于听众少而精的讲座，因为我们考古系的学生本来就很少，而今天的人数已经超出了考古系的人数。然而从另一个方面考虑，如果今天我与法
2、学家、经济学家一块来，情况恐怕就不同了。我也有幸与一些经济学家、法学家一起做讲座。经济学家现在是主角，他们主要是讲如何操纵钱，讲资本运作。那我讲什么呢？我讲如何操纵人，操纵人的思想，当然这不准确，准确地说，我主要讲文化，讲人文，讲如何提高人的素质问题。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应该有所反思。经济这个庞然大物的无情运作，本身就是对人性的扼杀，这是必然的。所以当今世界上出现一个普遍性思想潮流，就是回归传统。有识之士都在呼唤传统。比方说，美国国会前年通过一个法律，把圣经正式列入中小学生的教科书。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为什么还这样做？这是在宣扬虚幻、迷信吗？不是。它实际上是在宣扬善，（宗教本身就是善的，道德
3、的）在强调人文，强调传统。若干年来，世界范围内兴起的对中国文化，对儒家，尤其对道家思想的关注，也是同一性质的问题。现在经济界的有识之士，在强调公平与法律原则的同时，特别注重道德秩序的建设，也是一样。因为现代社会的科技发展和资本运行。对人性的泯灭或摧残是有目共睹的，而且日益严重。上述的一些现象实际是一种历史的反思，一种有必要、有价值的反思。回归传统，实质上就是呼唤人性，呼唤人文，呼唤道德。那么什么是传统？一言以蔽之，即古来之道，就是我们的祖先带领我们走过来的道路。此道由何而来，途径何处？虽然已被时间磨灭，但却是本然之存在。故古人说：“虚而无形谓之道”。于是便产生多种说法，儒家、易经说“形而上者识
4、之道”、“一阴一阳谓之道”，道家直接说道是宇宙之本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于是“道”在后来便抽象、升华为规律、法则之谓。所以先哲无时无刻不在关注和探讨此“道”。其原因很简单，道是人类社会之由来。传统是社会发展之基础。孔子说“述而不作”正是由此引发，正是孔子历史反思的结果。今天重温孔子这句话，当有其非常重要的特殊意义。“述而不作”，意义很简明，述者，阐述，引述；作者，创作，发明。古来一无歧义，但这里的关键是述什么？孔子思想也明确和一贯，即述古，所谓古，在孔夫子这里，就是先王之礼，先王之制，先王之器。此古难道不伟大，不高明？只有令人景之仰之，无可再造，不可复为。可以试想，易、书、诗等古代圣
5、典，后人能作吗？仰韶彩陶、龙山黑陶、三代玉器、青铜器，后人能作吗？又谁敢放言，他写字超过钟、张、二王，他做诗超过李白、杜甫？谁如此发言，那他不是疯子便是傻子。而谁要硬作，那只能如荀子所讲：“人为之为伪”，只能是赝品。要知，特定的时代产生特定的产物，这是一条不争的历史规律。可见孔子所言，意义深刻，绝不是什么保守，这里彰显的只是对传统的重视。因此，对于传统，对于古文化、古文物我们只能去关照、理解、研究，去发掘信息，吸取营养，继往开来，发扬光大，而来不得半点历史虚无主义和狂妄自大。我们只有识古述古，融会贯通，才能真正有所作为，有所发明创造。没有述就不会有作，述是基础，述而后作才行，有了述，作才有本有
6、源，作才顺理成章，才能真正经得起历史考验，也才能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现在有的人过于强调创新，这实际上与我们传统的教育思想是背离的，我们北大的传统在一定意义上说正是“述而不作”，我们现在缺乏的并不是创新意识，而恰恰是“述”。起码人文学科是这样。如果我们一味强调创新，那结果必是为创新而创新，势必遗害无穷。我本人也搞点艺术，有人说我是诗人，说我是“学者型书法家”。诗文书画是中国典型的艺术，都很强调传统。我经常对人讲：如果你写诗、作字与古人一样，那难不难呢？的确非常之难。但如果与古人不一样，那岂不太容易了吗！在座的诸位如果从未拿过毛笔，那写出字来，肯定与王羲之不一样。难道这是创新吗？(笑)。因此，述的
7、作用实际非常重要。对于从事人文学科研究的则更重要。现在素质教育越来越被强调，为什么呢？这与长期以来西式教育的引进有关，这就是学科越分越细，什么东西都专业化。这对于理科、对于社会科学是可以的，但对人文科学都是弊大于利。我们知道，北大历史上有许多名教授，都是大师、大家，无一不是高素质的，如严复、蔡元培，再如冯友兰、朱光潜、王力，甚至经济学家陈岱孙，自然科学家丁文江、翁文灏，乃至王竹溪等都能写一笔好字，写一手漂亮的诗文。总之，素质是为人、为学的基础。因为一个人不是孤立的，而是社会的，所以他的知识就应该是综合的、联系的。现代教育把它们硬性割开，而且越割越细，越分越专，于是素质必然越来越差。就势必造成一
8、个现象：作家、专家越来越多，文化越来越少，离大师越来越远。我们北大这样的以文史哲为重心、为优势的最高学府也难能例外。因此我们今天讲素质，就是要首先提供和重视“述”，就是要重积累。对于我们在座的新生来说，就是要耐住性子多读书，没有十年的硬工夫是不能开口、不能为文的。我们要对自己负责，对历史负责。不能急于求成，不能急功近利，不能躐等取巧。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提高素质，如何述呢？也就是说如何来认识传统？来体悟“道”呢？我以为主要有两条途径。一个是务虚，一个是务实。所谓务虚，就是形上考察，就是从理论上来认识和考察中国文化。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下面进一步阐述。所谓务实，则是具象考察，也就是考察“器”，器物
9、的器。易系辞讲：“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与器实际又是密切关联的，形下之器必是形上之道的产物，形上之道呢？又必然通过形下之器反映或体现出来。明确地讲，这里的器就是古代文物。古代文物不用说必是中国文化的特有产品，因此必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进一步讲，古代文物是传统的写照，是祖先人文智慧的结晶。因此了解和认识古代文物对于认识传统，认识和了解中国文化是非常重要的，古人讲“格物致知”，实际就是这个道理，而这一点正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好，言归正传，下面我们从形上到形下讲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中国文化是天人合一的礼乐文化；第二，中国古人典型的生活方式礼乐生活；第三，中国古代文物的基本特色器
10、以藏礼；第四，礼器是古代文物的最主要或核心构成；最后，我们将简单谈谈文物鉴定和收藏。老子说：“大象无形”。中国文化如此悠久，如此博大精深，要认识和把握简直无从下手。怎么办？我以为只有抓根本，找核心。关于中国文化的核心，从上个世纪之初，先哲们就开始了探讨，这当然是由国门打开、西方文化流入而引发的。如梁启超、蔡元培、李大钊等。梁启超认为中国文化是“精神文化”；薛福成认为中国文化是“道的文化”；李大钊认为是“静的文化”；北大讲师梁漱溟认为是“伦理本位文化”；蔡元培认为是“尚中庸”的文化；陈独秀也认为是“伦理(家族本位)文化”。钱穆则认为是“孝的文化”，后来又说中国文化以“一天人，合内外”六字概括之；
11、后又还有人认为是形上文化、德性文化等等，无疑都是中肯的。我以为这里不管是静，是道，是形而上，实际可以概括为中庸，中国文化就是一种以中庸观念为核心的天人合一的礼乐文化。中庸之道从五四以来，特别是“文革”中被批得体无完肤，那是政治家的行为。其实中庸是一种很高深的理论概念，可以视为中国传统最高和核心的道德观念，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礼记中庸篇讲：“极高明而道中庸”。孔子说：“中庸之谓德矣，甚至矣乎！民鲜久矣！”准确地说，中庸是孔子的重大理论发现，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由来已久的核心内容和特质的理论的总结。中庸包括两个涵义：一是中，一是庸。中是最适宜之谓，也就是冯友兰先生讲的三个恰当：恰当的限度、恰当的地位
12、、恰当的时间。庸呢？规律也，常也，常然之理，不易之则。如二程说庸是“天下之定理”。此常是代代相传。亘古不变的，谁如果不这样，那就是一个词：失常。所以中庸被先哲视为上天宇宙和社会运行的大定律。又由此成为人们处理天人关系、人人关系的基本准则。先哲认为，中庸的最高典范。或者说最高明而中庸的只有两个：一是大自然，一是祖先圣人。这千真万确，你看宇宙大自然，一切都是那么协调：日月星辰井然有序，万物生生不息，何其玄妙，何其高明，古人称之为“太和”。因此中国人对大自然持一种亲和态度，中国艺术的最高境界是法自然，师造化。我们祖先多么神圣、英明，他们为我们选择了最适宜的生存环境中国；最适宜的生产方式农业；最适应的
13、生活方式心灵化的生活。我们的人种也是最适宜、最理想的黄种人。不是吗？西方流传着一个很古老的传说，上帝当年造人，用泥巴捏出第一个人，放进炉子里烧，结果烧生了，拿出来，白人。捏第二个，放进去烧糊了，拿出来，黑人。第三个火候恰到好处，黄种人。(笑)因此中国人最重伦理，最讲孝道。中国艺术也最重传统、重师承。那么中庸的基本状态，或者说最高表现形态是什么呢？没有别的，就是秩序与和谐。上天和人类社会都一样。宗白华说：“宇宙是严整的秩序，圆满的和谐”。秩序与和谐是宇宙运行的基本准则和标准形态。印度诗哲泰戈尔说：“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比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更值得宝贵的？中国文化使人民喜爱现实世界，他们本能地找到了事
14、物的旋律的秘密，不是科学权力的秘密，而是表现方法的秘密。这是极其伟大的一种天赋，因为只有上帝知道这种秘密。我实在妒忌他们有此天赋，并愿我们的同胞亦能共享此秘密。”这里的美丽精神、事物旋律的秘密就是秩序与和谐。而秩序就是礼的精神，和谐就是乐的精神。朱光潜讲：一个理想的人，或是一个理想的社会，必须具备乐的精神和礼的精神。宗白华讲：礼和乐是中国社会的两大柱石，礼构成社会的秩序条理，乐涵润着群体内心的和谐和团结力。然而礼和乐的最后根据，则在于形而上的天地境界。这就是乐记所说的“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天体之序已如上述。社会秩序是什么呢？就是五伦定位，就是古代所谓五常，父子、夫妇、君臣、上下
15、、朋友，诸如此类。人们只有各安其位，各司其职，社会才有条不紊。否则，社会就乱了套，就是动乱，就是“文革”，就是战争。天体如果不合，那必然是星球大战，那还了得。人如果身心不和，那就是阴阳失衡，那就是疾病。罗素说，人类的冲突有三种，即人与自然的冲突、人与人的冲突和人自身的冲突。由此产生三种不同的文化：重物的文化、重神的文化和重人的文化。我们中国文化就是重人的文化，就是讲秩序，讲和谐，与天和，与人和，身心相和的礼乐文化。以上谈的是中国文化。我们大家都知道，文物是古代物质生活或精神生活的用具，因此了解和认识我们祖先的生活方式非常重要。钱穆先生说，各地文化精神的不同，穷其根源是生存环境的不同，影响了它的
16、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响到文化精神。这句话大体不错，但似乎忽略了生产方式。人类的生活方式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我们的祖先基于中国特有的自然环境，选择了农业这一生产方式。正如钱先生所说，农业文明是自给的内足文明，不假外求。确实，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土壤、气候、水分等均由大自然安排好了，靠天吃饭嘛。当然，这些条件未必是最好的，但非常合适。自然条件太好的话，人类也就不可能诞生，类人猿会永远生活在树上，永远不会跳到地上来。自然条件太好，文明也不会出现，一个民族也不会有很强的生命力。中华民族生息于一个最适应的地方北温带，正是恶劣与优越的连结地带，黑格尔说是“广阔的胸膛”。在温暖的胸膛里生活，当然是安定的，保守的，和平的，静的，身心合一的。与海洋文明，游牧文明的很强的流动性、进取心、征服欲、工具感迥然不同。因此中国古人由来亲和大自然，与大自然交朋友是有内在根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