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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靠什么支撑？ 从科学、技术、工程的概念说起白春礼 光明日报 （ 2014年05月15日 16 版）“基础研究有什么用？”这是大家常常讨论的话题。我想，明代徐光启所说的“无用之用，众用之基”，法拉第所说的“问基础研究有什么用就好像问一个初生的婴儿有什么用”，都是很好的回答。基础研究的“用”，首先体现在它对经济社会发展无所不在的作用，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广泛使用的半导体、计算机、激光技术等，都是基础研究成果的实际应用。现在知识产权的保护已从基础研究阶段开始，原始性创新是核心关键技术的源泉。基础研究还体现了人类不断追求真理、不懈创新探索的精神，也培育了创新人才，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发展
2、的重要基石。科学、技术、工程的概念从本质上讲，科学、技术和工程三者是不同类型的创造性活动，有着不同的发展规律，体现着不同的价值，需要不同的评价标准和支持政策。“科学”源于拉丁文scientia，本义是知识和学问的意思。通常认为，科学以探索发现为核心，主要是发现、探索研究事物运动的客观规律。科学发现，特别是纯科学的原始性创新突破，也就是纯基础研究，在于人们对科学真理的自由思考和不懈探索，往往不是通过人为地计划和组织来实现的。“技术”由希腊文techne（工艺、技能）和logos（词，讲话）构成，意为工艺、技能。一般认为，技术以发明革新为核心，着重解决“做什么、怎么做”的问题。“工程”一词，最早产
3、生于十八世纪的欧洲，其本义是兵器制造、军事目的的各项劳作，后扩展到许多领域，如制造机器、架桥修路等。一般认为，工程着重解决“做出了什么”的问题。从世界科技革命的发展进程看，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强大需求和知识与技术体系内在矛盾运动两大驱动力量下，一系列重大科学发现和深刻技术变革，根本改变了人类的生活和生产方式，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其间，每次重大科学发现，往往成为后来重大技术突破的基础；每次技术革命都以一定的科学理论为基础，反过来也影响和推动着新的科学理论的探索与发现。根据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试验三者的不同特征和发展规律，世界各国都有适当比例的经费投入。根据美国科学工程指标2014的统计
4、，2011年按购买力平价的总研发、基础研究投入及比例、企业和政府投入占总研发的比例，美国、中国、日本、韩国、法国、英国六国中，我国总研发投入稳居第二；但是基础研究投入占总研发投入的比例其他各国均超过10%，大部分科技发达国家平均为20%左右，只有我国仅仅4.7%；况且我国有73.9%的投入来自企业，来自政府财政的只有21.7%。根据国家2012年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2012年我国研发经费（R&D）达到10298.4亿元，其中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占比分别为4.8%、11.3%和83.9%，基础研究投入差距仍然很大。匡正一些说法和认识增进认知、分类管理、统筹推进，确定科学、技术与工程在社
5、会生活中的不同的地位和作用。在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进程中，无论是 “973”计划、“863”计划、“两弹一星”工程还是载人航天工程、“嫦娥”探月工程等，都攻克了一系列关键技术难关，带动了一大批高新技术和产业发展，促进了我国诸多领域科学技术的进步。但是，除了“两弹一星”“探月工程”等举全国之力组织实施的重大任务外，多数都不同程度存在着评价导向单一、普遍重论文轻实用、科研项目布局结构不合理、重复交叉分散等现象。特别是，我国在看待和处理科学、技术和工程三者关系方面，存在不少混淆性的错误认识。例如，提出“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科技对经济发展贡献太少”，主要针对技术研发和生产实际之间脱节的问题，而不应误导成科
6、学发现与生产实际之间的脱节；而“科技工作不能以SCI论文为导向、成果被束之高阁”的问题，主要也是指技术和工程活动的成果，而科学发现的成果恰恰主要体现在高水平的学术论文等方面；“科技工作者要潜心致研，板凳要坐十年冷”，主要说的是科学家、特别是像陈景润那样不懈探索的纯基础研究工作者，而技术发明家、工程师等则要通过致力于对人类立竿见影的应用研究成果来体现自身价值；“科技工作原始创新能力不足，至今尚无获得诺贝尔科学奖”，主要则指科学发现方面的工作，而不应是对技术研发工作的要求，因为诺贝尔奖级的重大成果很大程度上都是来源于新现象、新规律的原始性发现。只有从理论概念上有了比较清晰的认知，逐步矫正上述模糊认
7、识，才能在团队组织、成果评价、政策支持等具体实施中有的放矢。要适应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新要求，进一步总结组织实施重大科技任务等方面的经验，充分认识科学、技术和工程各自的不可替代性、各自特殊的规律、各自承担的责任，厘清科学、技术和工程的基本概念，并逐步落实到相关文件、讲话以及法律法规、政策措施等方面，加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试验的统筹布局和顶层设计，坚持分类管理、分类评价、分类制订支持政策，促进三者协调发展，促进价值链、创新链、产业链的有机贯通。充分认识科学的价值和基础研究的功效，加大原始创新的力度充分认识科学的价值，逐步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积极发挥科学在致力原始创新、引领经济社
8、会长远健康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在统筹推进科学、技术和工程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应用研究和开发试验对基础研究的“挤兑效应”。有人认为，我国毕竟还是发展中国家，不应该支持暂时没有什么效益的基础研究，而应更多采取“拿来主义”。但现实反复表明，关键核心技术是“拿不来”“买不到”的。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现在，主要的制约因素就是缺乏原创性重大成果、缺乏核心知识产权。一方面，基础性科学研究开始时往往凭好奇心和兴趣驱使，并不一定马上以实用为目的，但是很多的科学研究成果，往往成为之后一些重大技术突破的基础。比如，若20世纪初没有量子论、相对论的发现，就没有今天的半导体产业、纳米技术、航空航天技术等的广泛应用；没有DN
9、A双螺旋结构模型的建立，也就没有今天生物工程、生物技术的不断突破和发展。而且，现代技术的核心知识产权，往往赶在向公众发布之前，是在基础研究活动中，在实验室的新发现还没有成为技术的时候，就开始申请专利加以保护了。另一方面，基础性研究工作往往发挥着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之功效。比如，动植物分类、偏科的语言如阿富汗语以及历史、宗教等研究，在国家检验检疫、国际仲裁、阿富汗危机研判等方面就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在冠状病毒等流行性病毒的基础科研中，我国大陆受竞争性科研经费体制等影响，对搞病毒基础研究的稳定性支持不足，相关研究学者纷纷转到热门领域，SARS突袭时，很难找到一个权威的冠状病毒学者，迟迟研究不出SARS
10、为何物，最早还是香港大学医学院凭借以往长期积累的基础研究经验和成果率先揭示的。还有，基础研究也是培养创新人才的平台。比如我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彭桓武、周光召等就是搞理论物理研究的。显然，基础研究对锻炼、培养人的科学态度、科学精神、科学思维至关重要。我国这样一个泱泱文明古国，如果缺乏像纯理论物理、天文、数学等较高水平的基础研究和基础学科，缺乏培养科学精神、科学思维的土壤，是很难想象的。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一方面要参考发达国家的成功做法，着眼长远发展，充分认识基础研究、科学发现在致力原始创新、引领经济社会长远健康发展中的关键作用，逐步加大中央财政对基础研究的持续、稳定支持力度。另一方面，
11、要建设良好的创新生态，不急功近利，同时要大力倡导科学精神。梁启超说过，有系统之真知识，是为科学，可以教人求得有系统之真知识的方法是为科学精神。要引导相关科研人员不能把基础研究仅仅当作一个谋生的方式、一种职业的选择，满足于搞点项目、拿点经费、写写论文、报报奖，而是要淡泊名利、孜孜以求，弘扬“板凳宁做十年冷”精神；引导科研人员求实、求真、敢于质疑和批判、敢于探索，勇于提出新的科学问题、开拓新的科研方向，攻坚克难，追求卓越，为创造我们的自主知识产权奠定坚实基础。目前，在基础研究方面存在的最大问题是科研人员满足于追逐国外科研活动的热点，真正致力于原始创新，即提出新理论，创立新观点、新领域，取得有重大影
12、响的新发现，影响人类认知的重大原创性研究成果太少。在这方面要摒弃单纯的论文多少论英雄的弊端，建立起重大产出导向的评价体系。国家科研机构的定位也不能都以科学家个人的兴趣为导向，要有效整合资源，致力于重大产出。大力发展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应积极促进技术、工程与经济社会紧密结合，发挥技术创新在支撑当前经济转型和持续发展中的核心作用。近年来，我国企业研发投入占全国R&D总投入的比例很高，企业技术创新的意识和能力都有较大提升。但是，从总体上看，我国的高技术企业还很少，多数企业还没有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还很难发挥市场对科技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很难实现通过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因此，必须进一步发挥企
13、业在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和成果转化中的主体作用，使应用研究、开发试验和产业需求、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紧密结合。通过财税金融政策引导企业和社会加大研发投入，让技术创新真正成为企业内生动力，提升企业自主创新的意识和能力。加强产学研合作，推动科研院所、大学与企业共建技术研发平台、创新联盟，打通创新链与产业链，集中力量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提高全社会的知识产权意识，完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法律和政策。要采取多种切实有效的举措，综合施策，努力通过技术创新支撑当前经济转型增效，通过创新驱动打造经济升级版。面向经济社会重大需求，不断增加发展后劲应面向国家经济社会重大需求，与科技前沿有
14、机结合，大力组织应用性基础研究和市场竞争前关键共性技术研究。许多未知的重大科学问题和科技需求孕育在人类生存发展过程中，孕育在诸多技术的集成创新中。比如，大气灰霾的预测与治理是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问题，已被党中央国务院提升到国家生态文明的战略高度。中国科学院依托正在组织实施的战略性科技先导专项“大气灰霾追因与控制”，建设灰霾与空气污染研究卓越创新中心，整合院内相关科技力量，联合北大、清华、中国环科院等院外研究资源协同创新，研究灰霾形成机理、空气污染成因与影响、污染预警预报与控制等重大科学与技术问题。又如，近年来信息安全、网络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领域，被世界各国广泛关注。而量子通信不会被破译、被干
15、扰，可以说是目前最保密的通信技术。为此，中国科技大学的潘建伟院士、郭光灿院士及其科研团队，在国家和中科院的支持下，长期以来致力于量子纠缠的基础研究和量子通信技术的应用，在取得一系列科学和技术突破的同时，直接为国家举办的重要活动、重要会议建立了保密的量子通信体系，提供了有效的通信安全保障。目前正在实施“京沪干线”（北京到上海）量子通讯建设项目和星地量子通讯研究，拟发射量子通信卫星。像这样的研究领域，既是国家重大需求，也是科技前沿，值得高度重视、加强布局。强化科技面向经济社会发展的导向，面向未来高技术和我国新兴产业发展需求，还需要我们积极适应初现端倪的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趋势，整合创新资源，加强物质、生命、信息、地球等可能出现革命性突破的科学前沿及交叉领域方向布局，加强在信息、生物、能源、空天、海洋、网络等关键技术领域的前瞻系统布局，努力抢占未来科技制高点，不断增强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长远发展的后劲。“率先”垂范：中科院的历史责任中国科学院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应不断深化对科学、技术与工程的辩证认识，在深化科研管理体系改革、统筹推进三者发展方面发挥“率先”垂范作用近年来，伴随国家对科技工作的高度重视，中科院各项事业发展很快，同时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规模扩张、资源分散、重复布局、同质化竞争等现象。为此，我们需要从院层面到各研究所进一步发挥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