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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理论与方法 摘掉人口决定论的光环 兼谈历史人口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王 丰 李中清 我们的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 17002000(以下简称人类 的四分之一)一书,是在近年来我们和其他学者对新发掘史料研究的基础上,对马尔萨斯以来 西方及中国学者对中国人口变化机制以及人口在社会变化中作用过分简单认识的一个批评与修 正。我们在书中提出的实证与结论是供学者们进一步研究的开端,而不是终结。我们希望的是通 过认真、积极、
2、负责的学术性讨论而推动学术发展。 我们认为,学术讨论具有一些大家公认的常识性准则,包括在讨论他人著作时应对著作有认 真、公平的介绍;在引用他人证据证明自己的观点时,应对这些证据有所了解;尤其重要的是, 讨论应建立在尊重新的实践证据上,而不是依赖于过去权威的论断或自己的意见,更不应局限 于先入为主的定论。 遗憾的是,曹树基与陈意新对我们及其他一些学者的批评,往往违反或扭曲我们和他人著 作的原意。他们的批评或依赖于权威的论断以推翻我们提供的实证,或反复引用他们本人似乎 都不甚理解的证据。曹、陈文中存在的漏洞与错误,使人不能不怀疑他们是否曾认真读过自己 所批评或引用的文献。尤其应该指出的是,他们的批
3、评自始至终寄托于一种简单的、并未得到 认真验证的人口决定论,用一种先入为主的结论来判断所有新的研究结果。 曹和陈对我们的书的批评可以归纳成三点:第一,我们歪曲了清代人口增长的曲线。我们 把清代人口变动简化为线性增长,而有意忽略了19世纪中后期大规模的人口减少。他们认为, 这个错误不仅是有意而且是致命的。因为我们抹煞掉战争与饥荒在中国历史中的作用,从而为 我们关于中国历史上存有人为调控人口的观点提供了论证的便利。第二,我们提供的有关中国历 史人口机制的特征(死亡率与生育率等)的基本数据是不可信的。曹和陈认为历史上的生育率不 如我们所提供的那么低,同时婴儿死亡率也比我们所提供的更高。第三,基于以上
4、两点,他们 认为我们所提出的中国人口历史过程不是被动的,而存在有人为调控机制的观点站不住脚。由 于我们对新老马尔萨斯主义观点的批评无法成立,他们认为我们对中国人口历史过程的认识, 还应回归到马尔萨斯的认识上去。对此我们做一简单答复。 一 清代后期人口增长过程与我们研究论点的关系 任何阅读我们书的读者都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正如本书副标题标明的那样,本书的核心内 容是对近三百年来中国人口行为特征及其社会背景的分析,而不是对某一历史时期内人口总量变 动的估算。曹、陈一文中用了很大的篇幅谈清代人口的规模与增长曲线,并将1850年至1900年 55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
5、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50年间细微人口变动趋势强行作为判断我们研究的基准。尽管这是他们研究的专长,但并不等 于这是研究历史人口的惟一课题。由于我们的研究重点不在不同时期的人口总量的变化,同时 我们所考虑的历史时期较长,我们所提供的人口规模的数据以标准的50年为一个时点是很自然 的,而不是像他们所指责的“有意地忽视这些事实” 。 曹、陈文用大篇幅谈清代中后期人口变动趋势,是因为除了引证权威之外,他们要用这些 宏观数字作为推翻我们论点的反证。曹树基新计算出太平天国等事件导致中国人口在短短的27 年内减少了111
6、8亿。这一数字骇人听闻,因为这不仅意味着相当于1850年时四分之一强的中国 人口在短时间内死于非命,也意味着中国人口在此灾难之后的所谓反弹速度高于同时期欧洲及 其他任何亚洲国家人口的增长速度。 不仅中国人口如何这般大规模的消亡仍是一个谜,而且中国 人口是如何反弹的机制,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黑箱。曹、陈断言所谓的人口压力或马尔萨斯陷 阱是导致太平天国等事件的主要原因,而这一重要的因果关系也仍有待于进一步证明。 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清代人口变化曲线与我们的研究论点之间并不存在有曹、陈所 强加于我们的那种必然关系。即便是使用曹等人对19世纪后期人口变动的估算,也并不一定能 改变我们对中国历史人口行
7、为机制的判断。 不管太平天国、西部回民战争与北方大旱造成了何种 人口减少,都不一定推翻中国家庭与个人曾对人口积极干预的结论。因为这两种可能性完全可 以并存。战争或饥荒造成大规模的死亡,并不等于人口中不存在人为的、主动的行为控制机制。 历史与现代许多有主动人口控制行为的社会,都仍未能避免战争甚至饥荒带来的死亡。 曹树基等人把历史上的超常死亡简单地归咎于人口太多或人口增长太快,而没有提供验证 这些现象之间复杂因果关系的直接可信证据。把死亡与人口压力联系在一起的幼稚推断,无法 解释为什么在这些超常死亡之前或之后的人口增长未能导致同样的人口后果。太平天国与西部 回民战争这些大规模的历史事件,其原因错综
8、复杂,远超出我们的讨论范围。但对于北方大旱 所造成死亡的原因,曹树基等不妨阅读当时在华从事赈济的当事人的纪录。人口多往往不是造 成饥荒带来的超常死亡的最主要原因。我们双方更熟悉的另一次大规模超常人口死亡便是 19591961年的灾荒。大概还没有人把这次灾难简单地归咎为人口压力。这是因为造成这次灾 难的真正原因还仍然寄存于活人的记忆之中,而人们的常识还暂时足以防止史学者的随意构造。 曹、陈一文不仅扭曲了我们著作的原意,从而改变了我们学术讨论的范围,还指责我们没 能做我们所不能做到的事情。他们在文中批评了所有过去学者对清代人口变动的估算,并提供 了惟一可靠的依据,这便是曹本人对清中后期人口规模变动
9、的估算。 我们的失误便是未引用他的 数字。 需要说明的是,正如曹、陈文所言,一方面,我们在书中使用的人口数字是引用其他学者 的研究结果,并非自己独造,另一方面,在我们成书之时(1999年 ) , 他们所认为的惟一正确的 答案,即曹的估算结果还未问世(发表于2001年)。所以我们未参考其数字绝非有意,实为不 能。 总之,尽管曹、陈花很大力气强调清代后期人口增长与我们书中的叙述不同,并借此宣扬 他们的新发现,但从逻辑上来说,这个指责对我们的主要学术论点并无任何意义。 如果可以忽视 史实,纯粹沉浸于逻辑推理之中的话,我们完全可以用他们的数字来“证明”我们的结论,即 正是因为中国人过去知道怎样调节人口
10、,人口才不仅能大收,而且还能大涨(“反弹”)。但这不 是我们的治学方法,我们需要的是仔细验证,这便是有关过去人口行为特征的具体研究。对于 我们书中论点的讨论,也应当依据对我们所提供证据的检验,而不是臆想的可能因果关系。 65 历 史 研 究2002年第1期 请参照人类的四分之一第3章脚注41。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二 中国历史人口行为的特征 从曹、陈对我们提出的具体实证的批评,不难看出他们对我们书中讨论内容的误解或无知。 他们常常或是误解、或是曲解我
11、们提出的证据。同时,他们所依据的不是对我们提出的经验证 据的检验,而常是权威的论断。但即使在搬出权威时,他们也将权威的论点、地点,以及著作 搞错。从曹、陈二人对我们书中证据的理解与所提出的反证中,可以看出他们对微观数据分析 以及人口学概念及方法缺乏基本的理解与足够的重视。以下举例说明他们在讨论实证时的各种 错误与混乱。 (一)曲解原作 11 曹、陈指责我们作出了“没有证据表明人口的增长使得清代中国的生活水准比同时期的 欧洲要低”的结论。 而我们所引的研究,仅限于18世纪,而并未对整个清代的生活水准与欧洲 比较 。 21 关于溺婴的讨论。一方面,他们认为我们的估算过高,但举出的反证却是赖惠敏在我
12、们 的数据中找到的与我们结论并不违背的证据(婴儿与儿童死亡率高)。 另一方面,他们指责李中 清等学者从人口登记的表面数据推断溺婴,没有检讨他们所使用资料的性质和可靠性。 这一指责 十分不公平。如果曹、陈读过他们所批评的著作,他们决不应跳过文中所使用的大量人口学方 法对登记数据的检验与修正。至于文中所引赖惠敏所问为何没有史料证明溺婴的存在,我们建 议她和这两位作者阅读冯尔康先生和其他学者的研究 。 31 清皇室人口数据的意义。 我们在比较中国与欧洲18世纪至19世纪初婴儿与儿童死亡率 时,所说明的是这些死亡率性别模式不同,而不是曹、陈所指的死亡率下降,或是用中国皇家 人口与欧洲人口死亡率水平进行
13、比较 。我们在讨论婴儿及儿童死亡率下降时 ,使用同一人口 (皇室人口)是为了保持可比性,而不是像曹等所说,用这一人口做为其他人口死亡率的参照指 数。同时,由于皇室人口成员出生与死亡纪录完整,我们能直接计算出非正常死亡的部分。我 们当然意识到皇室人口的特殊性。但这一特殊人口对生育和死亡的主动干预只能说明一般百姓 可能更需对自己人口进行一定必要的调节。 41 为了证明我们的错误,曹、陈把不同性质的结果硬拉在一起,进行不合逻辑的推算,然 后再把这些推算的结果强加在我们头上。例如,他们把普林斯顿学者及我们的对婴儿死亡、尤 其是女婴死亡漏报的估算系数,套在顾江等人根据较可靠的回顾性调查提出的194019
14、49年的 婴儿死亡率上,从而得出“死的孩子比生的孩子还要多”的结论。殊不知我们及其他学者对死亡 漏记的估计适用于不完整的数据,而不是所有的数字。这应是常识性问题。 51 在讨论历史上婚内生育率时,曹、陈认为生育率低一部分是因为死亡漏报所致,并称在 加上死去的孩子数目后,中国妇女的生育率与欧洲妇女没有根本的差别。这是他们对我们研究 结果的误读。我们所报告的生育率均已对婴儿死亡漏报加以考虑 。 61 现代人口的生育反弹。我们在书中从未认为1963年至1984年中国的高生育率是对大跃进 期间人口死亡的所谓反弹。全国生育率从1970年代初开始的大幅度下降应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75 摘掉人口决定论的光环
15、 见人类的四分之一第6章表611与图611的脚注。 请参照人类的四分之一第4章图412与图413。 见人类的四分之一第4章脚注22与脚注23。 请参照人类的四分之一第47页。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我们书中(第6、7章)对这一过程也有较详细的介绍。 (二)误用他证 71 曹、陈引用顾江等的研究来说明中国20世纪上半期的婴儿死亡率高于我们书中提出的婴 儿死亡率。 但他们所用来比较的却是我们书中一个世纪以前的儿童死亡率。在另一类似比较中, 他们举例1931
16、年的一个局部地区的高死亡率,并以此说明一个世纪前皇族人口的死亡率不可信。 这完全是对两个不同时期不同人口群的比较,不具备可比性。 81 在说明清代危机死亡率的规模时,除了声称全国人口四分之一消逝在太平天国等事件之 后(这同时意味着在局部地区人口消逝的比例远远大于此 ) , 曹又提出他的另一研究发现,即一 次瘟疫使云南人口死去170万人。 这个数字相当于当时云南人口的五分之一左右。这么多人怎么 死的,而云南人口如何应对这场瘟疫,对我们来说都还是谜。 91 曹、陈引用几个小规模的个例研究来证明中国历史上妇女高生育率,但这些例子并不足 以推翻我们的结论。 这是因为他们所引证的几个例子或具有沃尔夫调查(参见以下第17条)同 样的局限,或是只限制在很小的样本群中。尽管我们所使用的历史登记资料也不具全国代表性, 但我们所依据的回顾性现代调查资料,却不仅具有代表性,同时也经过人口学家的认真检验。 由中国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在1982年组织的千分之一以及19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