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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甲午中日海上角逐与制海权问题 在甲午战争中,日本获胜,中国战败,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对此,论者多有论列,见仁见智,各有说辞,皆给人以启迪之益。所不足的是,惟对战争结局与制海权的关系问题,则鲜有论者。本文拟作初步探索,权当引玉之砖。 战前中日海权观念之比较 海军战略的理论核心,是海权问题。对于中日两国来说,对夺取海上控制权的重要性的认识,都经历了曲折的过程。早在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便开始认识到,“取胜外洋,破浪乘风”为西洋“长技”(注:林则徐集奏稿中,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76页。),并主张建立一支能够纵横海上的“船炮水军”(注:杨国桢编:林则徐书简(增订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
2、84页。),以夺敌人之所长。魏源继承和发扬了林则徐的海防思想,强调“必使中国水师可以驶楼船于海外,可以战洋夷于海中”(注:魏源集下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70页。)。林、魏的朴素海权观在当时是超前的思想,曲高和寡,故“议军务者,皆曰不可攻其所长,故不与水战,而专于陆守”(注:杨国桢编:林则徐书简(增订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3页。),自在意料之中了。 到19世纪中期、特别是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发生后,海防问题始引起朝野的普遍重视。当时总理衙门有切筹海防之奏请,清廷发给沿江沿海督抚将军详细筹议。在他们的复奏中,观点歧异之处甚多,甚至针锋相对,或主海防,或主江防,或主陆防,
3、或主塞防,或主海防塞防并重,不一而足。这些论者虽观点互异,各从不同的角度立论,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大都主张海陆之防不可偏废,而尤侧重陆守。如两江总督李宗羲提出:若论筹防,“仍以水陆兼练为主”,“尤以急练陆兵之法”。(注:宝等编: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100,北平故宫博物院19291930年版,第23页。)李鸿章是当时海防论者的重量级代表人物,他主张在“北、东、南三洋须各有铁甲大船二号”,“专为洋面游击之师,而以余船附丽之”。这与“专于守陆”的主张相比,自然是很大的进步。但他主张设置外海水师铁甲船的目的是“随时游击,可以防敌兵沿海登岸”,所以特别强调:“中土陆多于水,仍以陆军为立国根本。”(注:李
4、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奏稿卷24,第13、1718页。)可见,他的海军战略只是建立在“守”字之上,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之造船本无驰骋域外之意,不过以守疆土保和局而已”(注: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奏稿卷19,第4748页。),也就是说专为“防敌兵沿海登岸”,实际上仍未跳出海岸守口主义的窠臼。 在近代中国,最早主张海军须采取攻势战略者是郑观应。他在1875年写成的论水师一文,即主张海岸炮台与海外水师相为表里,更要特别重视铁甲船的作用。此主张不无道理。“夫权者,无形之物也,视国力之强弱而已。力强则权大,力弱则权小,此一定之势,实无可争。”(注:重兴海军议,时报乙巳七月十七
5、日;东方杂志2卷10期(1905年),第323页。)无形的海权是建立在有形的海军实力之上的。惟其如此,必以战为守。他指出:“查前代但言海防,在今日当言海战”,必须发挥大队水师在海外的“冲突控驶”作用,以“争雄于域外”(注: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8129、215216页。)。其见解比当时的海防论者更胜一筹,惜乎未见有响应者。 1879年发生的日本吞并琉球事件,再次唤起了朝野对海防问题的极大关注。是年秋,刚从外国学习归来的两位海军留学生刘步蟾、林泰曾上西洋兵船炮台操法大略条陈,更进一步提出:“求最上之策,非用铁甲等船自成数军,决胜海上,不足臻以战为守之妙。”(注
6、: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译署函稿卷10,第7页。)此条陈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内阁学士梅启照奏称:“战、守、和”三字一以贯之,能战是根本,而“战则必须大铁甲船”(注: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1617页。)。候补道王之春甚至提出:“将来出征剿,必须铁甲船数十号,以备战攻。”(注:王之春:清朝柔远记,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77页。)这些言论颇受李鸿章赞赏,也使他的海防战略思想向前进了一步。他在议复梅启照条陈折中认为,外海水师“所以不能不设者,以其化呆著为活著也。果能以全力经营,将来可渐拓远岛为藩篱,化门户为堂奥,北洋三省皆在捍卫之中。”(注:李鸿章全集
7、,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奏稿卷39,第34页。)“化门户为堂奥”是什么意思?对此,薛福成于1881年夏所草酌议北洋海防水师章程作了具体的说明:“北洋水师成军以后,一旦有警,则以铁甲及大兵轮船分排横亘于旅顺、北隍城岛之间,扼截敌船,不使北上。即有一二闯越者,彼接济既断,又惧我师之袭其后,心孤意怯,必且速退。如此则大沽、北塘不守自固。燕齐辽碣之间,周围洋面数千里竟成内海,化门户为堂奥,莫善于此。”(注: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29页。)李鸿章认识到海军的机动作战能力,且可将海防领域由海口拓展到远岛,自是一大进步,但他却不敢去想制海权的问题。 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以
8、后,提督丁汝昌以下多主张增置战舰,将来海上作战须采取攻势。1889年和1890年之交,丁汝昌曾在朝鲜全罗道西南角的长直路一带进行过探测,考虑到一旦中日发生战争即可以此处为舰队之根据地。甲午战争爆发前夕,他致电李鸿章:“各舰齐作准备,俟陆兵大队调齐,电到即率直往,并力拼战,决一雌雄。”(注: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电稿卷15,第56页。)及至日本海军在丰岛海上袭击中国军舰后,左翼总兵镇远管带林泰曾又力“主执攻击论,将以清国全舰队扼制仁川港,进与日本舰队决胜负”(注:桥本海关:清日战争实记卷7,刊年不详,第245页。)。连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也认为:“凡两国战事,隔海者以先得海面为胜。
9、”“先得海面者”,夺取制海权之谓也。故他指斥:“借口守防,使海军逍遥无事”为“失机”,主张“严饬海军选择勇将,令在海面与倭决战”(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3册,第105页。)。但是,李鸿章对这些意见皆未予采纳。消极的“保船”思想成为北洋海军作战的指导方针。在此情况下,就根本谈不上夺取制海权了。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虽大力发展海军,但海权观念相当薄弱。在发动甲午侵华战争之前,日本参谋本部对掌握制海权的重要意义也是认识不足的。当时,以参谋次长陆军中将川上操六为代表的“陆军万能”论者,相信“果遇战争,但有陆军,已足言战”。至于海军的作用及掌握制
10、海权的必要性,则未被重视。海军省主事海军大佐山本权兵卫对此提出质疑:“姑无论陆军如何精锐,果欲用之于海外,而不以海军取得海上绝对安全,终必归于败降,夫海军之主要任务,则在掌握制海权,进而迫近敌地以压服之,或组陆战队登陆,占领据点,或掩护陆军前进,与敌抗战,或炮击敌国重镇,或杜塞敌国物资,或破其谋,或伐其交,多歧多端,任务复杂,若专视海军为陆军输送补助机关,是不知海军使命,不足与言国防用兵也。”(注:世界日报海事编译局编:海事,第9卷6期(1936),第5051页。) 山本权兵卫的意见受到日本军政首脑的高度重视。于是,参谋本部即根据山本的意见制定了海防统筹兼顾的作战计划,即所谓“作战大方针”。其
11、主要内容是:第一,如海战大胜,掌握了黄海制海权,陆军则长驱直入北京;第二,如海战胜负未决,陆军则固守平壤,舰队维护海峡的制海权,从事陆军增遣队的运输工作;第三,如日本舰队大败时,陆军则全部撤离朝鲜,海军守卫沿海。(注:藤村道生著、米庆余译:日清战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78页。)并以争取实现第一项为基本战略方针。 战争未起,而仅从中日双方海军战略的制定看,其优劣高下似已判然有差了。 战争初期中日双方的海上角逐 1894年7月25日发生的丰岛海战,是日本海军为实施“作战大方针”而对北洋舰队进行的海上袭击。这只是小规模的海战,一般不足以影响战争的全局,更不能以此决定制海权究竟属谁。所谓制
12、海权,就是舰队在海上行动的自由权。这正是舰队的命脉所在。惟其如此,作战双方都要力争主动。 日本为争得海上行动的主动权,进行了多方面的准备。为贯彻既定的战略方针,日本军事当局着重抓了两件事:一是对日本舰队进行整备,先将常备舰队与西海舰队合编为联合舰队,以便于统一指挥。继之进行内部改编,下辖本队和三个游击队,以适应随时机动之需要;二是相机谋取舰队之前进根据地,即随着战局的发展,不断将前进根据地从朝鲜西海岸北移,以扩大对朝鲜半岛西海岸海域的制海权,从而掩护陆军陆续登岸,以实现“从海上应援陆军,使其完成进击平壤之功”(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册
13、,第239页。)。 与此同时,日本联合舰队还采取了谋取海上主动权的各种手段。这些手段主要有三: 其一,冒挂第三国舰旗。这曾是一个疑案。据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载,黄海之战打响前日舰先“悬美国旗”,及至两军愈近始“尽易倭旗”(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册,第66页。)。论者疑之,大都不敢引用。查李鸿章电稿,内有旅顺及威海营务处致李电,皆称:“顷见日船在岛外游弋,间有挂英旗者。”(注: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电稿二,第876页。)再览总理衙门档,又发现两封电报,一是烟台统将孙金彪致李鸿章称:“昨德商自韩来谓,途
14、遇倭船假用英旗”;一是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致李鸿章称:“查倭人狡计百出,其兵商各船往往假用他国旗帜,往来朝鲜海面,幸图影射。且借用他国旗号,时刻无定,见德船则升英旗,见英船或升法旗。”(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册,3252页。)孙、丁所报情况是否属实?当时,总理衙门曾以此照会各中立国驻华公使。英国公使欧格讷(Nicholas R.OConor)复照认为:“查冒用他国旗号,所犯匪轻,该船应科以重罪。”但又称日本船是否曾用英旗“难以确知”(注: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6卷,台北1972年影印本,第3466、3516页。)。故此疑案仍莫能明。前几年从日本防卫研究所图
15、书馆发现的二十七八年海战秘史未刊稿,终于揭开了这个谜。未刊稿中几次提到冒挂第三国旗事,如其一称:“为不使敌人觉察我们的侦察行动,特悬挂外国军舰旗帜,即12月8日和9日挂美军舰旗,10日挂英军舰旗。”(注:日本海军军令部编纂:二十七八年海战秘史(未刊稿,日本防卫所图书馆馆藏),卷4,第3页。转引自中明关于日本海军的二十七八年海战秘史,载戚俊杰、刘玉明主编北洋海军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页。)至此,疑案始成为铁案。靠冒挂第三国旗的手段来逃避中国军舰的拦截,虽属侵犯第三国利益的不法行为,却使日本军舰能够浑水摸鱼,毫无顾忌地航行于黄海海域。 其二,扰袭北洋海军的基地。在战争初期,中日
16、海军力量在总体上大致旗鼓相当,但在某些方面日本则占有一定的优势。尽管如此,并不意味着日本海军就具有战略优势,其海上主动权的发挥是受到相当限制的。因此,监控北洋舰队的行踪并打乱其部署,便成为日本海军此时的首要任务。为此,早在日本挑起战争之前,其海军当局便急调老牌间谍宗方小太郎到烟台,以担此重任。他曾两次潜入威海卫军港,又多次命所收买的奸细频繁往来于旅顺、威海、天津与烟台之间,随时掌握北洋舰队的动向,以经由上海转报日本国内。如在8月6日,他就将一份关于北洋舰队动静的密函,托公使馆书记官中岛雄带给上海的潜伏间谍黑井悌次郎转报东京。此报告断定中国海军“已舍去进取之策,改为退守之计”,建议以舰队“突入渤海海口”,将北洋舰队“诱出海面”,然后伺机“一决雌雄”(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中华书局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