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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摄魂者”的风范记戏剧大师曹禺的几件轶事“他由我们这腐烂的社会里雕塑出那么些有血有肉的人物,责贬继之抚爱,真像我们这时代突然来了一位摄魂者”这是1937年“文艺奖金审查委员会”对当时的获奖作品话剧日出的作者、年仅26岁的曹禺的评语。据考证,这段评语出自于郭沫若、巴金等人之笔。70多年过去了。一代戏剧大师曹禺也已作古十余年了,但这段评语仍然不失为是评价曹禺剧作及其笔下描绘的人世百态的最佳措辞。我在1989年就是以摄魂为名,与上海戏剧学院教授曹树钧合作撰写并出版了35万余字的关于曹禺的文学传记(中国青年出版社版)。该书出版后曾被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长篇连播,并在广播电视报举办了专题征文讨论和评奖。后
2、又被改名为曹禺而列入“中国现代名人传记系列丛书”,并且再版了两次。1990年该书被列为“振兴中华读书活动”推荐书目。回忆我撰写摄魂一书的过程,曹禺作为一代文学大师,当年真可谓垂范于我们这些无名小辈。从我与他的结识,到接受我的采访,以至后来与我结成忘年交的一幕幕场景,使我每每忆及都会热泪盈眶1984年,我应上海青年报社“成功者的足迹”专栏之约,撰写戏剧大师曹禺年轻时发奋成才的故事,后因曹禺青少年时期的故事多,而“成功者的足迹”专栏版面小,故改由上海文化艺术报(现改名为上海文化报)约稿发连载传记。因为原是写小故事,可以从现成资料上汲取素材,而要改为写连载文学传记,则必须采访当事人和传主曹禺本人。于
3、是我便千方百计打听曹禺的联系地址和足迹。同年10月,我打听到时任全国文联主席的曹禺到沪参加在上海文艺会堂举行的一个关于纪念和研究莎士比亚的全国性会议。于是,我便在活动的最后一天下午,冒昧地早早来到上海延安西路的文艺会堂门口专候。会议持续到了傍晚,我在会堂门口那萧瑟初寒、梧桐叶落的街边踯躅到了月光新起,心中一次又一次构思着如何抓紧曹禺出门来的短暂时机,用最简明扼要、又最完整的表述方式向这位“中国的莎士比亚”做自我介绍和说明来意。然而,每当我构思好一段言辞,很快又会觉得太泛冗,或未解明心思。当时我只是共青团上海市委的一名普通干部,一个大学刚毕业的业余文学爱好者,在那个夜幕初起、秋风凄凄、门前空空、
4、愁肠暗饥的环境中,心中油然产生一种难以名状的小人物自感形秽之情,惟恐与这位素不相识的大师搭不上话,又担心会受冷遇。终于,会堂玻璃门打开了,曹禺被一群人簇拥着走了出来,快步走向门旁早候着的小轿车。眼看他快俯身钻进车子,我疾步上前,冲口叫:“万家宝先生,请稍等!”曹禺本名万家宝,但周围的人习惯地称呼他“曹老”。他也许是对这突然的本姓称呼惊异了,挺起身,手扶着车门向我注视。旁边的人们也诧异地看着我这陌生的小伙子。我抓紧这短暂的时机,先将预先准备好的初稿复印件和补充修改提纲递给曹禺,紧接着一边递上事先写好的姓名、电话和联系地址,一边做着自我介绍。先前打好的腹稿已经忘得一干二净,只记得用最快的语速说明了
5、自己怎么寻觅他老人家的踪迹,怎么希望能当面采访他,并恳请他能审阅我的稿件,并尽量作修改也许是他老人家年老耳背,也许是他一时感到突然,不知怎么与我对话,更或许是我讲话太快,他根本无法听清。只见他那眼镜片后的双眸认真地看着我,频频投来表示理解的神色。此刻,有人来催我打住,说是“曹禺主席太累了”。于是,我硬挤上去与曹禺握了手,表示告退,他说了声“对不起,谢谢你”,便上了车。我与曹禺的初识就是这样唐突、这样短暂。事后我很后悔,觉得自己没有说好,又觉得自己递上去的稿件是那么粗糙,恐怕他根本看不下去。谁知,大约在一周以后,我意外地收到了曹禺的一封亲笔信:“大作拜读,材料丰富,足见同志们费了精神,但有些地方
6、似不确,我冒失改了一些。我素来记忆差,恐仍不准实,如必须发表,请勿提起我看过、核定,鲁鱼亥豕,恐致谬误,反尔不妥。敬祝安好。敬祝安好曹禺禺一九八四,十,二十。”我认真地一遍又一遍读着这位被誉为“中国的莎士比亚”的亲笔信,被这寥寥数语中所透露出的师长风范所感动。我感到他并无我原先想像中的大师架势,而是一位十分能理解初出茅庐之无名小辈的慈祥长者。我品味到信中的第一句话是种安慰,同时也是一种鼓励,使我一下子觉得离他很近很近,仿佛他有一种能源,“充电”给了我,使我一下子有了信心。我还感觉曹禺十分谦逊,这样一位大师修改无名后生的初稿,竟然还称是“冒昧”。这不能不使我更为敬重他的人格了。此外,我感觉到这位
7、文学巨匠处世为人十分严谨,“鲁鱼亥豕,恐致谬误”一说其实是希望我们多下工夫去听听其他人的回忆,不要以他一人的自忆为准我确实体会到了一代大师的“摄魂”功力,他的风范震慑了我这后辈。几天后的一个下午,经事先电话征得曹禺及其夫人、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玉茹老师的同意,我前往上海复兴西路他们的寓所正式进行了一次采访。对这次采访可谓是一次听课,他的博学多才简直惊人。曹禺当时已74岁高龄,对历史上的一些人与事及具体情节记忆难免模糊。没想到他对年轻时的许多事乃至所读过的书竟都记得很准确,谈到大学里的读书生涯时言及曾十分喜欢读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的葛底斯堡发言,说着竟用英语流利地背诵起这篇精彩的历史文献来,抑扬
8、顿挫,一字不漏,且十分有感情,如同在舞台上吟咏话剧台词,充分显示出戏剧家的语言魅力和儒雅才气,使我敬佩之余还深为他的如此饱满的精气神儿感到惊异。其实那一天曹禺身体正逢不适,李玉茹老师和我均不忍心让他太累,事先约定只谈两小时。李玉茹老师不时给他端茶续水,惟恐他累着。但老人家为了我这个初涉文坛的年轻学子,竟不顾劳累一下子谈了三个多小时。最使我感动的是他十分体谅写文学传记的种种苦衷,十分宽厚地说:“传记文学不同于正史传记,应该是一种在史实基础上的文学创作。既然是文学创作,就是你们的权利和自由,我无权干涉。因为你们只是用我的经历作素材,在写你们的作品。至于我,以我自己的作品和言行来让想了解我的人了解。
9、你们从你们对我理解的角度,任贬、任褒都无妨。”他的这番话,与其说是出于对我和我的合作者曹树钧教授的信任和关心,倒不如说是对传记文学写作的一段精辟论断,同时体现了这位大师的磊落胸怀和对年轻学子的宽容和“放纵”。由此,我更由衷地感觉到这位文学大师其实是那样地贴近我们这些无名之辈的,他真正是一位可敬可亲的“文学老人”。自此以后,我便与曹禺成了“忘年交”。每次赴京,我都要想方设法去看望他,每次见到我,他总要向我了解上海的新变化、新风情。记得有一次我去北京医院看他,正逢李玉茹老师用康复车推他在医院门口散步,他向我问及上海股市的交易状况,为了弄明白“套牢”这一个股市术语的意思,让我反复打比喻给他听,听懂之
10、后,他哈哈大笑,像孩子般笑得那么开心,还说“这真是一个很形象的术语”。曹禺是一位真诚的艺术家,他的情感非常丰富,他的内心世界十分复杂。有一次我去看望他时,他正迎着夕阳坐在病房的阳台上凝思。我没敢惊动他,悄悄地站在一边。半晌,他似是对我讲,又似是自言自语地说:“我真是羡慕你们啊!你们年轻,还有很多精力、很多时间,可以写很多作品,做很多事情。我不行了,我心里真不甘啊!我还能写,我要写,我是应该写很多很多东西的”我轻轻接上了他的话:“您是能写的,您静静地休养,病会好起来的。病一好,您一定能写出最好的剧作。”“是吗?”他突然反问我,双眼睁得大大的,似乎很亢奋,又似乎想从我的脸上找到答案。一会儿,他又宁
11、静了,双目久久地注视着远方我看着他那略显稀疏的白发在晚风中微微飘,一种难以言状的凄凉感涌上心间,我感觉到了这位“摄魂者”内心的忧郁、愤懑和孤独,他一定在心中憋着许多创作的灵感和构思的故事,但他似乎哽噎住了,无法喷发出来,这是很苦涩的。我最后一次见曹禺是1996年的6月,在北京医院,时值他做肾脏透析治疗,那是十分伤精神的,而且病房是无菌隔离的,不让别人进去。他听服务人员说我去了,十分高兴地让我等他做完治疗。做完治疗后又让人为他更了衣,然后坐在病床边的沙发上对我说:“我很累,无法与你多说话,你就多谈点外面的新闻给我听听吧。”当我说到上海在改革开放中大变样的情景时,他亢奋地连声说:“了不得,真了不得!”谁知,这竟是我与这位智慧、慈祥的“摄魂者”的永诀。1996年底,我在新华通讯社高级记者任上被派往马来西亚吉隆坡公务。一天,在新华社的每日电讯上看到了“著名戏剧家曹禺在京逝世”的消息,我禁不住热泪盈眶,一幕幕曹禺先生慈祥赐教的情景在我脑海里浮现,耳畔回响起“我心不甘啊!我还能写,我要写,我是应该写很多很多东西的”然而,这位中华文化史上的“瑰宝”永远离开了我们,虽然留下了精心打造的、脍炙人口的旷世巨作雷雨、日出、北京人、原野、蜕变、明朗的天、胆剑篇、王昭君等等,但却带走了他心中想写而没来得及写的“通灵宝玉”。作者简介:俞健萌,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高级记者、香港益安投资公司总裁。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