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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问题丛林中的全球企业学孙黎是什么决定了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成败？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时代，跨国公司的势力越来越大。对这些企业的研究正在慢慢形成自身的理论范畴和学科特色。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 Charles Hill 教授在其全球企业（International Business）一书中，将全球企业限定为“ 任何从事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的公司”，全球企业学研究的是国际（ international）、多国（multinational）、跨国（transnational）、全球（global）的商务、创业与各种公司（enterprise-firm-company-corporation）。在我看来，将
2、International Business 翻译成全球企业，可能比国际商务或跨国商务更好，这是因为“跨国” 或“国际” 已经涵盖不了全球化中的丰富内容。研究全球企业的学者发现国际企业存在众多的问题需要解答，分别应用经济学、管理学、战略学甚至社会学、政治学的理论对这些问题进行解答，如图 1 所示。全球企业学起源于上个世纪 50 年代，当时，随着全球贸易与 FDI 的兴起，许多问题出现了：企业为什么要进军国外？如何管理国际业务？最初，学者主要从贸易理论与产业组织理论汲取营养。到 70 年代中期，英国里丁大学学者巴克莱(P.J.Buckley) 、卡森(M.Casson)与加拿大学者拉格曼(A.M
3、.Rugman)，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 (不含日本)为研究对象，沿用了美国学者科斯(R.H.Coase) 的新厂商理论和市场不完全的基本假定，建立了跨国公司的一般理论内部化理论。为什么跨国公司不通过世界市场交易，而是通过公司内部来开展国际业务？从这个问题出发，巴克莱等人研究了世界市场的不完全性以及跨国公司的性质，认为市场不完全性及企业的性质是内部化理论的核心，并由此解释了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与决定因素。随后经济学理论中兴起的交易成本经济学进一步巩固了内部化理论基础：企业用跨国发展代替市场交易，可以减少国际市场买卖中更高的交易成本，这解释了跨国公司如何在出口、直接投资与许可证安排三种方式之间
4、进行选择。内部化理论奠定了跨国公司作为企业国际分工的基本组织形式。这使全球企业学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理论“内核”，并将各国( 主要是发达国家) 企业之间的产品交换形式与企业国际分工与生产的组织形式作为主要研究对象。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随着美国、西欧、日本等国跨国公司的兴起与发展，新的问题继续提出：什么因素决定企业从事对外直接投资？英国里丁大学教授 J.H.邓宁(John H. Dunning)通过国际经济活动实证分析方法，对导致的国际生产格局的变化进行研究，以战后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日益合流为起点，提出了内部化折衷理论（简称 OIL）。该理论认为，企业从事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有：(1
5、)企业所有权优势 企业拥有高于其他国家企业的优势，主要表现为品牌、技术等无形资产的形式。(2)内部化优势 企业使这些优势内部化要比出售或出租给外国公司更有利。(3)区位优势 企业在东道国结合当地要素投入来利用其优势时必须比利用本国要素投入更有利。从全球企业理论的知识节点图可见，节点联系最密的是内部化折衷理论与国际合资。折衷理论对很多跨国公司的策略与行动有很好的解释力。但是 20 世纪 80 年代后，亚洲四小龙的迅速崛起、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起飞与危机、原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转型，这些新的影响全球化的因素又成为新的问题。例如，小型创业企业如何巧妙地利用全球化的资源？外包、虚拟企业的出现如何改变传统跨国
6、公司的价值链？新兴经济国家的企业如何参与全球竞争？什么决定国际上企业的成败在这些新现象前，巴克莱却略显沮丧，2002 年，他提出全球企业学应该开拓更广的疆域：如何解释世界经济中重量级选手的兴起（例如英国、美国、日本、新加坡、中国）？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组织会采取什么不同形式？通过什么样的实证指标衡量全球化的趋势？新的这些“大问题”将使全球企业学更有影响力，因为过去的 50 年中，一直是各种学科向全球企业学输入理论，全球企业学却很少向外输出理论。美国达拉斯德州大学管理学院全球战略首席教授彭维刚（Mike W. Peng）先生提出了另外一个议题“什么决定了国际上企业的成败 ”。彭维刚出生中国内地，师
7、从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 Charles Hill 教授。他认为全球企业学一直是在多元理论与方法中折衷与妥协，无法建立一个有效的“范式”。获得这一“ 范式” 的根本就是要回到这一核心问题上。“什么决定了国际上企业的成败” 这个问题是否有着足够的延展性、创新性与连续性呢？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而言，传统的全球化路径是高度序列化的，有着一定的步骤，其理论根基来自 Ray Vernon 的产品生命周期假设：第一阶段，跨国公司先在本土竞争，逐步建立竞争优势；第二阶段，跨国公司在海外建立工厂，离岸生产基地将会用当地的产品来替代出口产品来供应当地市场。产品的价格因本地化生产而降低（较低的劳动力价格、运输费用），
8、从而引起市场扩张。一段时间之后，这种较低的价格将会促进发展中国家市场的增长，这些产品可能并不是由本国的工厂，而是由附属工厂供应，当然本国工厂仍然是领导者与创新者；第三阶段：随着产品的标准化与成熟，公司将会在那些发展速度最快的发展中国家建立生产基地，在那里经济增长已经创造了新的市场。最终，母国市场上产品也都将由海外制造地供应，这些离岸供应地要么是母公司自己建立的生产基地，要么就是在那些“跟随” 国家中有能力效仿的当地竞争者。这时，公司真正成为在多国经营的“跨国公司 ”，为了取得各国的认同，跨国公司通过各种合资、多国资本市场上市挂牌的办法，实现多国本土化的经营。这一理论对过去 50 年跨国公司的发
9、展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新的全球化已经全面改变了国际分工与合作的格局，正如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在世界是平的一书所指出的：“在全球化时代 3.0 版，我相信，有三重汇合新的参赛者、在新的场地上、开发横向协作的新程序和习惯做法是在 21 世纪早期形成全球经济和政治格局最重要的力量。”这一新趋势打破了传统跨国公司纵向产业链的垄断，迫使其寻找新的应对策略，同时也为新兴国家中的企业如何创新、如何利用全球资源、如何开拓全球市场提供新的机会。中国的奇瑞汽车公司在本土市场尚未稳固时，就利用中东的市场机会开拓国际市场，正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
10、。而华为、联想、TCL 等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扩张路径也是在寻找“什么决定了国际上企业的成败 ”这一问题的答案。未来的发展趋势在全球化企业研究理论中，由科加（Kogut）与赞德（Zander ）提出的企业的知识基础观对“ 内部化理论”形成一定程度的挑战。他们认为企业应当被理解为从事知识创造和转移的社会化团体，其论文在经受了 4年的评审与修改之后，1993 年才得以在国际商务研究学报发表，10 年后，这篇文章因为受到最多的参考文献摘引而获得大奖。科加和赞德 10 年后的总结文章仍然受到几位匿名审稿人的百般刁难，已从助理教授升为讲座教授的他们为此回应说：很奇怪审稿人不同意我们的观点，却认同这篇论文所造
11、就的影响力。科加和赞德的理论有深厚的欧洲哲学与社会学的印记，其核心思想来自英国哲学家波兰尼的意会认知论。被誉为“当代认识论中的哥白尼”的波兰尼将全部人类知识分为言传（ explict）知识与意会知识两个部分，前者是那些通常被叫做知识的“书面语言、图表或数学公式 ”一类的东西，后者则是一种存在于人类实践 认识活动中，无法用言语表达，但却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某种主体的功能性隐性意知系统。而这样的知识，科加和赞德认为正是企业竞争力的源泉。与交易成本理论不同，基于知识的企业能力理论认为，与市场机制相比，企业组织能更有效地在组织内共享和传递个人和团队的隐性知识，从而有利于创造和利用知识。不同企业之间绩效的差
12、异正是来源于知识创造和利用机制的的差异。瑞典国家虽小，但却产生了很有竞争力的跨国公司，其策略就是通过逐步的、渐进的扩张模式，不断增长国际化知识，产生强大的竞争能力。以我国公司跨国收购为例，南京汽车收购的正是罗孚组合生产线上的意会知识，以大幅提升自身的生产制造能力，而上海汽车在最后一刻退出竞标，是因为通过与通用、大众的合作，这方面的知识已经不成为障碍，最重要的反倒是通过对罗孚车型的整体引进，建立新车型开发的流程与系统的经验。所以，凝聚着意会知识的“轻资产”是企业支撑与杠杆全球资源的基础，也是开拓全球市场的竞争利器。企业的制度基础观（Institution-based view）的代表人物则是汲取
13、了亚洲与东欧转型国家经验的一批教授。例如，彭维刚在研究中国及东欧等社会主义转型国家变革的基础上，结合对亚洲企业的深入观察和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理论，认为全球战略受到制度、文化、伦理的深刻影响，任何一项优秀的战略都要受到有形与无形制度的考验。例如韩国以及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地区的企业为什么会比西方成熟国际企业更为多元化（很多是非相关产业的混合一体化），就可以用制度的演化来解释（见图 3）。理论的发展来源于企业的实践。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在全球市场上寻找各种各样的机会，全球企业学也会产生新的更有活力的理论体系。有关协作的惊人结论亨利明茨伯格 黛博拉多尔蒂 杨约根森 弗朗西斯魏斯特里协作也符合 U 形曲线
14、：当双方的关系既不太近也不太远的时候，协作的效果最好。研究表明，如果一个研发团队在一起工作的时间太长，他们与外部的沟通就会减少；这个团队会逐渐变得只能发现他们自己想法的优点和长处横向协作的真正障碍可能是纵向协作。前面问题的答案也许就在于纵向的层级体系。我们从两个方面讨论这个问题。首先，使人们能够在纵向层级体系中成功地向上爬的东西，可能会妨碍他们开展横向协作。第二，位于纵向层级体系顶端的人可能认为非正式协作不一定能实现组织目标。我们在讨论这一结论的时候，将特别关注组织间协作；组织间协作需要的技能可能与爬到公司高层职位所需要的技能完全不同。组织间协作一般发生在传统层级权力暂时中断的环境里。传统层级
15、权力不能保证组织间协作的成功，因为各方都没有正式的权威让对方服从；实际上，他们之间非正式的尝试很可能都是在不信任和怀疑的氛围里做出的。很多研究表明，参与方力量不均衡似乎是组织间协作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例如，前面提到的加拿大全国环保圆桌会议中，会议的目标是让企业领导、政府机构的代表和环保主义者走到一起，共同制定国家环境政策。就像一个环保主义者形容的那样，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参加这个会议时，他们的助手跑前跑后为他们收集信息；政府部长们面前摆着成堆的文件，后面还有一排智囊在支持他们。相形之下，环保主义者们只能孤零零地坐在桌子的一端，试想，他们怎么与其他两方协作呢？同样，熟悉相关问题在纵向层级体系中非常
16、重要，但是在组织间协作中可能会起到适得其反的作用。因为在组织间协作时，过多的准备可能导致缺乏灵活性。成功的协作不仅需要整合目标，而且需要整合手段。习惯于固定的命令和控制链条的高级管理者们习惯了下属的服从，同时他们也往往发现自己不得不面临比较缓慢的、需要更多一致意见的协作过程。当他们试图让这个协作过程服从自己组织的习惯时，他们可能发现，即使通过谈判达成的协议，在实施期间也可能会土崩瓦解。因此，当加拿大一家领先的消费商品连锁店的高级管理者希望环境保护组织支持他们系列“绿色” 产品时，他们坚持谈判必须秘密、迅速地进行，以保证公司能够率先把产品推向市场。环保组织的首脑诚恳地承诺与公司合作，同意了该公司的这一要求，但是他的同事对他的做法却非常愤怒和怀疑。最终在组织的一片混乱中，他被迫辞职。必须记住，组织间协作要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关于合作的谈判，第二个阶段是建立承诺。在第一个阶段使用纵向权力可能会妨碍第二阶段的成功。那些参与组织间协作的高级领导者可能是因为在组织内的成功表现被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