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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汪晖：跨体系社会与区域作为方法（1） 跨体系社会与区域作为方法 民族问题研究的区域视野汪 晖名家专栏内容提要：本文以历史研究和民族研究中的区域概念为线索，论述了区域的稳定性、流动性、中心与边缘关系、导致区域格局发生变动条件、区域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差异结构及其互动关系等问题。作者指出：所有区域、尤其是民族区域是一个跨体系社会，以族群、宗教、语言等单一方式研究区域和民族区域，难以呈现区域的复合性和混杂性的特征。跨体系社会的概念提供了一种超越欧洲民族主义知识理解中国及其区域的新的视野。关键词：跨体系社会、区域、民族区域、中心与边缘、流动性 在1989年之后，中国几乎是当代世界上唯一一个在人口构成和地域
2、范围上大致保持着前20世纪帝国格局的政治共同体。在各种有关中国的具体问题的讨论中，“何为中国？”这一问题始终是一个核心的但常常被掩盖了的问题。通过对中国历史研究中有关“区域”的论述和“区域主义”方法的分析和总结，我试图在跨体系社会（a society of inter-systems）这一概念下，提出一种不同于民族主义知识框架下的中国观。1“跨体系社会”是指包含着不同文明、宗教、族群和其他体系的人类共同体，或者说，是指包含着不同文明、族群、宗教、语言和其他体系的社会网络。它可以是一个家庭，一个村庄，一个区域或一个国家。在欧洲民族主义的时代，康德曾断言：“国家是一个人类的社会，除了它自己本身而外
3、没有任何别人可以对它发号施令或加以处置。它本身像是树干一样有它自己的根茎。”2如果不是仅仅着眼于民族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而是着眼于社会形态与政治结构的关系而言，这一判断仍然有着合理性：作为一个人类社会的国家涉及物质文化、地理、宗教、仪式、政治结构、伦理和宇宙观及想象性世界等各种要素，而不是一个简单的人造物。“跨体系社会”不但不同于从“民族体”的角度提出的各种社会叙述，也不同于多元社会的概念，它更强调一种各体系相互渗透并构成社会网络的特征。例如，中国西南民族混居地区的家庭和村庄常常包含着不同的社会体系（族群的、宗教的、语言的等等），并与这些“体系”之间存在着联系，但同时，这些社会体系又内在于一个家
4、庭和村庄、一个社会。将跨体系社会与区域范畴相关联，是因为“区域”既不同于民族-国家，也不同于族群，在特殊的人文地理和物质文明的基础上，这一范畴包含着独特的混杂性、流动性和整合性，可以帮助我们超越民族主义的知识框架，重新理解中国及其历史演变。另一方面，跨体系社会同时也与跨社会体系（trans-societal system）相互缠绕。例如，中国历史中的朝贡体系不但是跨体系社会的联系方式，而且也是跨社会体系的连接网络，它将更广阔的区域内的各政治共同体连接在一起。因此，在跨体系社会和跨社会体系的视野中，重新检讨区域、尤其是民族区域的概念，对于回答“如何理解中国”或“何为中国”这样的问题而言，是至关重
5、要的。 一、两种区域主义叙述 过去二、三十年来，区域研究兴起，无论在国家史内部，还是在世界史的范围内，逐渐成为主流的历史研究方法。本文不拟直接进入对于具体研究成果及其结论的评判，而是以方法论问题为中心，结合各种研究路径，对“区域作为方法”这一问题做一点分析。这也给了我一点自由，即跨越不同的研究领域，观察“区域”在经济史、人类学和民族史等领域的不同运用及其相关性。七十年代以降，所谓地方史取向在美国的中国研究中产生了一系列成果，在社会史、革命史、城市史和经济史的研究中，这一方法改变了中国研究的整体框架。由于人类学和文化研究的引入，地方史研究的方法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性别、族群等话题也在区域史的范围内
6、展开了。与此相联系但有所区别的，是在世界史范围内观察区域联系的努力，其关注的重心是那些跨越民族国家边界的区域联系和认同关系。布罗代尔的地中海可以算做这一潮流的先驱，它综合了长时段（地理时间）、中时段（社会时间）和短时段（事件史）等三个时间层次，用以研究总体史。这类研究一方面超越民族国家的框架，在不同区域之间构成了比较性的关系，另一方面又将区域设定为一种新的、形态不同的主体，如亚太、欧洲、东亚和东南亚等等，并在不同的时间层次中对区域进行观察。3 我将前一种区域主义方法称之为“针对国家及其行政区划而产生的区域主义叙述”，将后一种区域主义方法称之为“针对民族国家和全球主义而产生的跨国性区域主义叙述”
7、。这两种方法并无明显的隔绝，围绕民族起源、朝贡-外交关系、经济圈或文明圈等框架，它们相互支撑和渗透。我们的讨论以“民族区域”为中心，但上述两种区域主义方法并不是与此无关的。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编著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出版于1977年，是美国中国研究中的区域史转向的奠基性作品，对其后美国的中国研究中的地方史取向有重大的影响。4施坚雅将集市体系与区域体系综合在他的研究模式中，对中国市场史、人口史和城市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在解释他的研究动机时，施坚雅说：“大部分中国人想到中国的疆域时，是从省、府和县这一行政等
8、级区划出发的。根据行政区域来认知空间在明清时甚至更为明显。这种把中国疆域概念化为行政区划的特点，阻碍了我们对另一种空间层次的认识。这种空间层次的结构与前者相当不同，我们称之为由经济中心地及其从属地区构成的社会经济层级。就一般情况而言，在明清时期，一个地方的社会经济现象更主要地是受制于它在本地以及所属区域经济层级中的位置，而不是政府的安排。本书的贡献之一，在于它讨论了社会经济层级作为一种理论构架对于分析明清时期中国的社会进程、经济交流和文化变迁的重要意义”。5 在施坚雅看来，省、府、州、县等行政区划也构筑了区域的范畴，但与“由经济中心地及其从属地区构成的社会经济层级”相比，前者更像是一种由上而下
9、的人为秩序，而后者“不是政府的安排”，而是漫长历史进化的更为自然的结果。因此，这一区域主义方法隐含着一种自然演化的秩序观，它将由政府所确定的、作为行政单位的区域视为一种不能真实反应区域关系的安排和规划。从大的方面看，针对国家行政区划而产生的区域主义并未直接挑战民族国家史的框架，但它将国家做了区域性的解释。如果我们超出经济史的范畴，就会发现这种区域主义方法在早期中国的民族史研究中并不陌生。例如，李济在1928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中就提出过“一种不同于省份区划的地理单位”。按照他的观察，各个朝代出于行政管理的目的而用不同的方式划分中国的政治单位，中国的地区划分是随着政治的演进而不断变化的
10、。值得注意的是，国家或王朝对区域的划分并不是简单自上而下的行为，它也综合了各种历史演化的要素，比如，“各地区的面积主要是随着人口聚集的程度而异，而聚集的地望又多半取决于移民迁徙的路线。因此，政治单位的数量和面积的变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显示出我群聚集地望的变动。”但是，由于政治单位是根据地望变动而形成的，“找寻出某些决定着地望变动而不是为地望变动所决定的地理划分，对于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这些变动是大有必要的。河流和山脉是人口流向的自然决定因素。其中，河流的影响尤其重要。”6 不是地理划分，而是地望变动及其动力才是划分区域的真正根据。李济就是据此区分出他的“五大区域”，即东北区（黄河东段以北地区，相当
11、于今之直隶和山西）、中部东区（黄河东段以南及长江东段以北地区，相当于今之山东、河南，及湖北、安徽和江苏的绝大部分）、中部西北区（中部东区以西，黄河以南和长江以北地区，相当于今之陕西、四川，以及甘肃的一大部分）、西北区（甘肃省内的一小部分，处在黄河以北地区）、南方区（长江以南的 所有地区，包括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贵州、广东、广西，还有江苏、安徽、湖北的一部分，以及云南）。民族史研究以追溯中国民族的形成为中心，它所使用的资料大体包括中国人人体测量数据、史书里有关城邑建筑的资料、姓氏起源资料、人口资料和其他历史文献资料。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这些资料的使用如张光直在概括李济的工作时所说综合了考古调查
12、、民族志调查、人体测量调查和中国语言研究等四种方法。正是根据这些文献和方法，李济分析出中国民族的五个源头：黄帝子孙、通古斯人、孟-高棉人、掸人和藏缅人。他的区域划分以追溯民族形成为目的，尽管十分注重中国民族形成的混杂性，但关注的空间范围主要局限于中国本部，满洲、西藏等后来成为中国行政统属范围的地区就不在他研究的“区域”范围之内。费孝通将中华民族聚居地区归纳为六大板块和三大走廊的格局，显然考虑到了中华民族形成的漫长过程，尤其是各少数民族在民族形成与区域关系中的角色。这个看法显然与李济早期的观察不同了。费孝通所说的“六大板块”是指北部草原区、东北部高山森林区、西南部青藏高原区、云贵高原区、沿海区和
13、中原区，三大走廊则是指藏彝走廊、南岭走廊和西北走廊，其中藏彝走廊包括从甘肃到喜马拉雅山南坡的珞瑜地区，这一走廊是汉藏、藏彝接触的边界，包含着许多其他族群。7 较之单纯的族裔民族主义的观点，这种以区域为中心形成的独特的中国观是对中国各族人民多元并存的格局的理解。苏秉琦等考古学者在考古学领域中所提的中国文明的“满天星斗说”也可以与此说相互参照，两者的共同意趣是显而易见的不是黄河中心说，而是满天星斗说，为中国文明的源头提供了不同的图景，虽则那个时候还没有“中国”这一说。同样以地望和迁徙为杠杆，早期民族史研究以民族形成为中心，而当代考古学和人类学却以跨民族区域及其经济发展为中心，两者观察区域的立意已经
14、有所区别。但这种区别是相对的。无论在中国的民族史研究中，还是在中国人类学研究中，都存在着一种我称之为“民族史内部的超民族叙述”。李济后来感叹说：“两千年来中国的史学家，上了秦始皇一个大当，以为中国的文化及民族都是长城以南的事情。这是一件大大的错误，我们应该觉悟了！我们更老的老家民族的兼文化的除了中国本土以外，并在满洲、内蒙古、外蒙古以及西伯利亚一带：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列祖列宗栖息坐卧的地方。到了秦始皇筑长城，才把这些地方永远断送给异族了。我们以研究古史学为职业的人们，应该有一句新的口号，即打倒以长城自封的中国文化观，用我们的眼睛，用我们的腿，到长城以北去找中国古代史的资料。那里有我们更老的老家
15、”。8 秦始皇筑长城是一种“政府安排”，它割断了中国民族形成的广阔空间，而到长城以北去找中国古代史的材料当然也意味着打破这种人为的历史割裂。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长城已经成为一种地域性的界标，对其后边疆区域的形成影响深远。李济在这里将民族形成推广至满洲、蒙古及西伯利亚一带，除了往上追溯的线索外，不是也回应了其后中国历史的区域演化吗？关于这一点，稍后在讨论拉铁摩尔的工作时，我会进一步讨论。为什么民族史内部会出现这些超民族叙述？我认为动力存在于两个方面：第一，民族形成本身的多元性和混杂性迫使以追溯民族起源为己任的民族学、考古学向超越单一起源论方向发展；第二，由于中国历史的独特性，历史学者自觉和不自
16、觉地将中国作为一个自然演化过程的动态存在，而不是某个强力由上至下进行规划的产物。从这个角度，我们也看到了施坚雅在政府安排与社会演化的二元论中所展开的中国叙述的局限。将区域视为自然的，而将国家及其规划视为人为的，这一对区域与国家的界定没有考虑到两者之间的相互转化。从长时段历史的角度看，国家与区域的区别不是绝对的，将它们视为相互对立的范畴，而不是相互参照和相互渗透的范畴，有时反而会模糊了区域形成的多重动力。以灌溉工程与地域形成的关系为例，作为一个古老的农业文明，中国最好的土地即灌溉的土地，而“而建立并维持灌溉制度所必须的水利工程，要想完全由私人完成是不可能的。”“水利工程必定要由国家经营。这样，国家从事这类活动的能力，就比土地所有权更进一步地成为政治力量的基础。国家也要有大量的存粮，因为田赋的一部分是征收实物。这种存粮需要有一个社会中心，一个便于保护的中心-城池。这就造成了每一区域的结构单元，即都有一个城池和足够的土地，构成贸易与行政的单位。每一区域存粮的一部分，又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