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_克鲁格曼的世界_新贸易理论与新经济地理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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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4 经济科学2009 年第 3 期 多样性偏好、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 保罗 克鲁格曼的世界* 新贸易理论与新经济地理学评述 盛 斌 王 岚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天津 300071） 摘 要：本文以 200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教授的研究为线索全面和系统地回顾与评述了近 30 年来新贸易理论与经济地理学的最新发展进程、脉络、特点与影响。本文认为新贸易理论与新经济地理学拥有共同的技术观念（内部规模经济、多样性偏好、“冰山”运输成本），在解释经济活动模式与空间区位选择上相互支撑，并为两个领域的未来研究奠定了全新的视角与基础。 关键词：保罗 克鲁格曼 新贸易理论 新经济地理 规模经

2、济 2008 年 10 月 13 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 200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Paul R. Krugman），以表彰他在分析国际贸易模式和经济活动的地域等方面所作的贡献。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对他的学术工作做出了如下评价：“通过将规模经济融入清晰的一般均衡模型，克鲁格曼加深了我们对贸易决定因素和经济活动区位的理解，并为此领域的研究提出了全新而且广泛的研究视角和定位”。继 1977 年伯蒂尔俄林（Bertil Ohlin）之后，诺贝尔奖再次颁给与国际贸易研究有关的经济学家，并由一人独享该奖项， 在近年来实属罕见。 由此可见， 克鲁格曼对该领域的开拓性贡献

3、和深远影响。 一、克鲁格曼改变了什么？一、克鲁格曼改变了什么？ 几个世纪以来，国际贸易和经济地理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前沿问题。直到今天，自由贸易、全球化以及城市化进程仍旧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但就传统而言，贸易理论和经济地理分属于经济研究中的两个不同领域。近年来，经济学家越来越多地把这两个领域结合在一起，强调是一些基本因素同时决定了既定国际要素禀赋下国家间的分工模式（贸易理论）以及这些国家间要素的长期流动与分布趋势（经济地理） 。克鲁格曼正是构造这一伟大桥梁并在两端点燃创始之光的先驱。 传统贸易理论在新古典微观经济的理论框架下说明了国家间技术、要素禀赋或需求的 * 本文的研究得到“985 工程”哲

4、学人文社科创新平台“区域经济研究”的资助。作者：盛斌，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岚，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75 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动因，较好地解释了 20 世纪上半叶之前的国际贸易模式和格局。但是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国际贸易的流动特征发生了很大改变，大部分国际贸易发生在具有相似技术水平和要素禀赋的发达国家之间，特别是同类产品之间的贸易量迅速增加，从而使产业内贸易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形式。显然，以比较优势为核心的传统贸易理论在对这一现象的解释上显得苍白无力。在新产业组织理论发展的促进下，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国际经济学家将偏好、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技术变化

5、和厂商博弈等概念引入到贸易理论中，论证了即使在缺少偏好、技术和资源禀赋差异的情况下，规模经济也可以引导国家开展专业分工和贸易，以市场结构为核心的新贸易理论由此孕育而生。 经济地理学是研究经济活动的区位、分布和空间组织关系的科学，研究的主要问题包括产业区位、城市经济、经济聚集、交通以及 全球化等。传统的方法强调研究经济活动空间规划和分布的区位论，特别是产业区位的量化分析。 尽管经济学家早已关注到规模经济的作用， 特别是曾经有大量研究考察经济主体在生产规模收益递增和运输成本之间的权衡对城市聚集和经济增长的影响，但是这些研究都没有一个完备而标准的理论模型作为支撑，特别是未能提出一个能同时解释消费者和

6、厂商区位选择的一般均衡框架。20 世纪 90 年代初，随着克鲁格曼等人将国际贸易中的许多思想应用到空间分析中， “新经济地理学”由此产生。 在 20 世纪的“新经济学”浪潮中，克鲁格曼作为新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的双料开创者， 毫无疑问成为将贸易和经济区位活动两个领域成功融合的先驱。 纵观其理论体系，我们不难发现始终贯穿其中发展脉络和逻辑线索的三个核心概念和假定。 首先，消费者的多样性偏好是克鲁格曼理论研究中的一贯假定。克鲁格曼从迪克希特和斯蒂格利茨模型（Dixit和Stiglitz，1977）中找到了灵感。在这个张伯伦垄断竞争模型中，消费种类和生产分工程度内生于市场规模。对消费者而言，产品的

7、品种越多越好以提高效用水平，而对生产者来说产品的品种越少越好以充分利用规模经济效应，由此产生了一个两难冲突。但一个规模扩大的统一市场（如贸易或人口的增加）能够使两难冲突的解决空间增大，因为市场规模的扩大有利于发挥规模经济优势，同时使更多的人有机会消费更多样化和更物美价廉的产品。D-S模型的主要贡献在于为存在产品差异的垄断竞争模型提供了简洁的分析框架，新贸易理论与新经济地理学正是运用D-S模型描述了消费者的多样性偏好，并将其与贸易、市场规模和效用联系，构成了新理论的基本逻辑起点。 其次，规模经济是克鲁格曼理论体系的基石与核心，为分析贸易模式和经济活动区位选择的一般均衡框架奠定了新研究方法的起点。

8、新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强调不完全竞争和企业层面的规模经济，从而找到了分析问题的切入点。此外它们还区分了以技术溢出为表现形式的外部经济和由市场规模引发的外部经济，从而恢复了对外部经济的正确认识，特别是使早期被忽视的与市场规模有关的货币（或金融）外部性得到了正确认识。 最后，运输成本是克鲁格曼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变量，它的引入很自然地将区位因素纳入到贸易模式分析中来。而规模经济与运输成本之间的权衡成为新经济地理的基础。他采用了萨缪尔森的“冰山理论”来描述运输成本，即每一单位运往外地的产品中仅有一部分到达目的地，而其余的都消耗在途中，由此运输成本只影响价格。这样的好处是不用 克鲁格曼（1998）指

9、出新产业组织理论、新贸易理论、新增长理论与新经济地理学是当代经济学领域中四次“新经济学”研究浪潮。 与 D-S 模型类似的还有兰开斯特（Lancaster）差异产品特性法和豪特里英（Hotelling）空间模型法，但这些方法较为复杂，难以进行一般均衡分析。 76 引进运输业这一新的部门从而降低模型的复杂性。 但许多批评者认为它忽略了运输成本与距离的关系。对此，克鲁格曼引进距离因素对冰山运输成本函数进行了修正，使之具有如下的特征： （1）随运输距离的增加产品的市场价格将以递增的比例增加； （2）运输产品价格与离岸市场价格成正比例变化； （3）产品的运输费用率与运输产品的数量的无关。这些特征使对运

10、输成本问题的考虑更加真实，同时也使克鲁格曼理论体系中的不变需求弹性得以保持。 二、新贸易理论：从产业内贸易到战略贸易政策 新贸易理论的核心认为：资源差异和规模经济均是国家进行专业化和贸易的原因，前者是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条件下的产业间贸易，而后者是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增条件下的产业内贸易；但无论哪种形式，贸易商品所体现的要素净含量流动反映了国家间的相对要素禀赋差异。新贸易理论在强调非比较贸易优势或者市场结构因素是促使国家之间开展专业分工和贸易原因的同时，也“无意识”地给专业化和贸易的方式加以武断的解释，即各国生产和出口什么是由历史、偶然事件或政府政策造成的，而非由自然资源和技能差异决定。

11、1. 产业内贸易 新贸易理论的开山之作是克鲁格曼于 1979 年发表的“报酬递增、垄断竞争与国际贸易”一文（Krugman，1979）。这篇论文假定劳动是唯一的生产要素，同时两国具有相同的D-S偏好和技术，厂商的生产具有边际成本递减的特性。它从劳动力增长、贸易和要素流动三个方面考察贸易引发额的市场规模扩大对封闭条件下均衡的影响，得出即使国家之间不存在偏好、技术和要素禀赋的差异，规模经济也可作为解释贸易产生的原因并从中获利的结论。这篇长仅 10 页的论文所构造的精巧模型简洁而流畅地揭示了以异质产品和规模经济为基础的产业内贸易产生的原因及其影响，是对占据国际贸易理论半个多世纪的新古典贸易范式的冲击

12、与革命，也从此奠定了克鲁格曼在新贸易理论发展中的地位。 克鲁格曼的上述创新性论文留下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那就是贸易流向的不确定问题。他随即在“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和贸易模式”一文（Krugman,1980）中通过引入“冰山”运输成本回答了这一问题。克鲁格曼证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国某种产品的市场规模（以劳动力规模表示）越大，其产量也就越高（因为更有利于发挥规模效应和节约运输成本） ，同时也就越趋向于净出口该类产品，这就是著名的“母国（或本国）市场效应” 。 新贸易理论对传统贸易理论的冲击显然是革命性的，但它是否就完全否定与替代了后者呢？克鲁格曼在他马不停蹄发表的第三篇文章 “产业内分工与

13、从贸易中获利”（Krugman，1981）中试图综合这两种理论，并提出一个超越分歧的综合性框架。它分析了要素禀赋相似程度与贸易类型之间的关系，指出国家之间禀赋越相似，两国间的贸易就越具有产业内贸易的特征，相反则产业间贸易型式将占主导地位。这表明新贸易理论与新古典贸易理论之间并不是对立的，而是互补的。由此，克鲁格曼发展了一种解释贸易和要素流向的“层级结构”法，即产业间贸易仍由要素禀赋的差异来决定，而产业内部具有类似要素比例的产品之间却仍存在相互分工和贸易，后者在产业间贸易的格局中表现为净贸易量。 克鲁格曼对新贸易理论的研究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随着他与赫尔普曼合著的市场 与克鲁格曼几乎在

14、同一时期分别独立提出不完全竞争贸易理论的还有诺曼 （Norman） 和迪克希特 （Dixit） 、兰开斯特（Lancaster）和埃瑟（Either） ，但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克鲁格曼模型的影响力和应用性最大。 77 结构与对外贸易 （Helpman 和 Krugman,1985）一书的完成达到了辉煌的极致。该书中几乎涵盖了新贸易理论的所有分支，从外部规模经济到内部规模经济，从垄断竞争到寡头垄断、从非贸易品到中间品，从国家间贸易到跨国公司内部贸易，为分析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的贸易产生的原因、贸易模式以及贸易福利效应提供了一个完整而清晰的框架，可以说是重写了 20 世纪的贸易理论，从而

15、使新贸易理论的地位从新的次级领域提升为核心中的一部分。至此，克鲁格曼完成了他在新贸易理论领域的开创性工作，奠定了新贸易理论在主流经济学中的定位，他作为新贸易理论创始人的地位也由此确立。 2. 战略性贸易政策 随着新贸易理论的不断发展和成熟，该理论的政策含义在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逐步成为政界与产业界关注的焦点。战略性（或策略性）贸易政策一度成为贸易保护主义者采取进口限制、出口补贴、贸易报复和积极产业政策的“热门”口实。它的理论基础是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垄断利润的存在，因此争夺垄断利润是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最终目标。形成不完全竞争的主要因素就是规模经济， 它既包括以平均成本曲线向下倾斜为表现形式

16、的静态规模经济，也包括以技术研发和学习曲线为表现形式的动态规模经济。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旨就是通过政府的干预，人为地创造出战略性产业的竞争优势，通过获取更大的“租”和更多的正外部性，以牺牲外国利益为代价最大限度地攫取垄断利润并提高本国的福利水平。 克鲁格曼关于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早期思想蕴含在他的一篇题为“一个相互倾销的国际贸易模型”的论文（Brander 和 Krugman，1983）中。在这项研究中，克鲁格曼首次把不完全竞争和获取垄断利润作为贸易产生的原因，成为寡头垄断市场结构下新贸易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模型，也为以后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不过他在该领域的立名之作还当属他发表的“保护进

17、口可以促进出口：寡头垄断及规模经济条件下的竞争”一文（Krugman，1984） 。他从静态规模经济和动态规模经济两个方面考察在古诺竞争条件下通过保护进口来扩大本国生产规模并逐渐降低边际成本，从而最终建立本国在出口市场上的优势并实现向国际市场的出口。 在随后的研究中克鲁格曼将视角由理论转向经验分析。他在“市场准入和国际竞争：16K内存的模拟竞争” 一文 （Baldwin和Krugman， 1988） 开创了利用 “校准尺度”（Calibration）方法分析贸易政策效果的先河。该方法是先通过计量经济工具和估计判断等方法来确定模型中的参数值，对于那些不能从外部来源获得的参数则必须满足如下条件，即

18、其数值必须能使模型与作为基准的实际观察值相符。不可否认这种方法存在缺陷，但该方法使研究走出了纯理论分析的范式，并使我们对战略性贸易政策在实际中的应用有了一定的认识。 在随后的几年中，克鲁格曼编著和主持了一系列关于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著作和项目，对这个充满争议的问题进行了进一步有益的探索。他主编的战略性贸易政策与新国际经济学 （Krugman，1986）以及他与赫尔普曼的合著 贸易政策与市场结构 （Helpman和Krugman，1989）系统分析了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依据和内容，成为该领域的重要著作。其中后者作为市场结构与对外贸易的姊妹篇分析了垄断竞争和寡头垄断市场结构条件下的战略性出口政策和战略

19、性进口政策，得出了关于贸易政策的五个悖论性的命题，被称为是对不完全竞争条件下贸易政策基本观念的完美总结。 随着研究的深入，克鲁格曼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态度也是不断演变的。在新贸易理论 这五个命题为：关税或进口配额会减少受保护产业的产出；进口补贴会改善贸易条件；出口补贴会使受补贴厂商的利润增加超过补贴本身；保护会同时提高本国和外国企业的利润；关税保护会降低国内价格。 78 发展的早期，克鲁格曼是一个“非行动主义者” ，他认为新贸易理论绝非是政策导向型的，自由贸易仍然是最优选择。但后来新贸易理论的政策运用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它的开创者的最初意图，在一个政府干预、充满竞争与博弈和“以邻为壑”的世界市场中

20、， “行动主义”占了上风，他的立场转变为“如果不是激进的保护主义或鼓励出口，至少也是谨慎的采取行动者 ” （Krugman,1992） 。但是他对战略贸易政策的激进主张“利润转移论”（Brander 和 Spencer, 1984）是持保留与怀疑态度的。他认为该模式具有的影响力的关键是它证实了传统信念重商主义，而不是对此提出了挑战。因此，布兰德-斯本瑟（Brander-Spencer）模式与其说是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倒不如说是正为政治界和商界所需要和利用，寻求保护和补贴也就具有了理论上的借口。相反，克鲁格曼更加倾向于一种温和的干预政策外部效应论。对此，克鲁格曼（Krugman,1992）曾说：

21、“可十分肯定的认为，追求租金的激进分子政策所产生的潜在收益甚小。而在外部经济方面，尚未做过类似的努力，但我推测，其利害关系要大得多” 。 三、从新贸易理论到新经济地理学：异曲同工 以多样性偏好、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作为共同基础的新贸易理论与新经济地理之间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如果说新贸易理论探讨的是多样性偏好和规模经济条件下如何促使产业内贸易产生，那么新经济地理分析的就是贸易模式和经济活动的区位选择问题，即哪个国家生产并出口哪些产品。从新贸易理论到新经济地理学，克鲁格曼的思想变化不是跳跃性的，而是水到渠成的。因此，新贸易理论与新经济地理可以说是一对同源理论。克鲁格曼自己也说过，当他发现自己所处的世

22、界是一个要素流动且存在运输成本的世界时，他就觉得自己所研究的问题更加贴近于区位理论而不是国际贸易理论（Fujita 和 Krugman, 2004） 。这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新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的核心假设都是多样化的需求偏好、规模收益递增的生产结构以及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二者的分析基础都是 D-S 模型以及“冰山”形式的运输成本，因此它们拥有共同的结构属性与技术特点。 其次，在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文献中，已经蕴含了他日后新经济地理的思想源泉。 他在 1979 年的创始性论文中对要素流动的分析其实就是新经济地理学的雏形。他指出当存在关税或运输成本等阻碍贸易的因素时，就会产生要素流动

23、以替代贸易。在此过程中，劳动力会流向已经具有较大规模劳动力市场的国家以获得更高的实际工资和消费品种类，最终的均衡就是所有劳动力集中在一个地区，而这就是后来新经济地理中“聚集”和“自我强化”的过程。而决定地区间的初始条件是规模经济和历史因素，即如果某地区一开始就拥有充分大的劳动力规模，那么即使该地区的生产成本较其他地区更高，生产最终也会在该地区进行，而这正是后来新经济地理中的“历史因素” 、 “锁定”和“路径依赖”问题。 最后，两个理论在逻辑上呈现互为补充、互为支撑的关系。新贸易理论的一个缺陷就是不能充分解释贸易和分工模式，即无法说明是什么因素导致不同国家生产不同种类的产品，而新经济地理则恰好对

24、这个问题进行了回答。其实早在克鲁格曼（Krugman,1980）的研究中通过引入运输成本提出的“母国市场效应”就已经把新经济地理的观点引入到贸易模式的分析中，指出本国市场如果对某种商品有特别大的需求偏好，就会吸引生产要素向本地聚集，因此母国市场效应可以导致新的经济地理格局的形成。 因此，新经济地理学应看作是对新贸易理论的研究在空间层面上的应用和拓展。新贸 79 易理论解释了贸易流量和贸易结构的问题，而新经济地则说明了贸易流向及贸易模式的问题，两者的结合在对当今国际贸易和区位经济活动的解释上堪称珠联璧合、完美呼应。 四、新经济地理学：中心外围、外部经济、空间聚集 与传统经济地理学不同的是，克鲁格

25、曼的新经济地理学通常是基于特定形式与参数的数学模型，在一般均衡框架下将影响经济地理格局的因素内生化，并分析空间结构是如何由“看不见的手”决定的。根据克鲁格曼（Krugman,2000）的解释，新经济地理学的目标是设计出一个模型化方法，在一般均衡条件下分析使经济活动集中的向心力和使其分散的离心力，描述出在这些力量的作用下经济体地理结构的形成和演变过程，并从更基本的微观方面解释这些力量。 他的研究口号是 “Dixit-Stiglitz 偏好、 冰山、 演化和计算机化”（Fujita， Krugman 和 Vernables，1999） 。其中， “演化”是指考察经济主体是如何选择多种可能的地理结构

26、中的一种作为均衡结果，它反映了历史的偶发事件的作用结果，而不是对外来的预期；而“计算机化”指的是新经济地理学家倾向于使用参数与计算模拟的方法。 1. 中心外围模型与规模经济：空间聚集产生的原因 一般认为，克鲁格曼 1991 年发表的力作“规模收益递增与经济地理” 标志着新经济地理学的诞生。论文在运用D-S模型和“冰山”运输成本的基础上，研究了影响经济行为集聚和分散的因素与均衡结果。模型考察了制造业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差异产品之间的替代性以及运输成本三个因素对经济行为地理集聚的影响。这个有趣的模型解释了两个初始条件完全相同的地区如何在某种“偶然”的冲击（移民）下导致一个地区通过自我强化的循环累积

27、实现集聚并成为相对发达的中心地区，而另一个则演变成相对落后的外围地区。模型的结果表明，当满足运输成本足够低、规模经济效应显著、制造业份额足够大的条件时，均衡结果将是形成制造业聚集在一个区域而农业则分散经营的“中心外围”格局。此外，更重要的是，由于在该模型中区域（或国家）的大小及其演变都是内生的，模型的结论比一开始就假定国家的禀赋与规模是外生给定的新贸易模型大大推进了一步。 2. 历史因素与运输成本：空间结构转变的跳跃性 在新经济地理中，运输成本和规模经济之间的权衡是决定经济活动空间结构的关键因素，换句话说， “聚集力”和“分散力”两股力量的孰重孰轻决定了最终的均衡结果。前一类因素主要包括市场规

28、模效应、稠密的劳动市场以及外部经济效应；后一类因素主要包括不可流动的要素、地租以及以拥挤成本为表现形式的外部不经济。运输成本和历史因素相当于加在衡量两种力量天平上的砝码，导致最终的经济区位格局。具体来说，运输成本影响经济活动的聚集方式，而历史因素影响经济活动的聚集方向。当运输成本较低时，对规模经济的追求使经济发生聚集，最终形成中心外围模式；当运输成本较高时，即便规模经济效应很明显，厂商也不会将经济活动集中在一个地区进行，因为高额的运输成本会使该厂商在供应其他地区的市场时得不偿失，最终导致经济活动会分散在两个地区。这意味着运输成本存在一个门槛值，如果初始状态为聚集，随着运输成本的提高，聚集动力越

29、来越小，直到超过门槛值，经济活动空间布局会出现“瞬间突变”由聚集变为分散，从而呈现“跳跃性”特征。 富吉塔（Fujita） （1988）的论文也利用了 D-S 模型解释了经济空间聚集的形成，但在他的模型中并没有克鲁格曼模型的农业部门以及劳动力在农业与制造业部门之间的流动。 80 3. 自我强化、路径依赖与锁定：经济地理格局的惯性 新经济地理学认为，一个地区的初始优势是由历史和偶发事件决定的，在其他条件的不变的情况下，一旦这一优势得以确立就会不断强化并沿着既定的路径发展下去。举例来说，在两地区模型中，假定运输成本为零，劳动力完全流动，两个地区在所有方面都完全等同，一次偶然事件使地区 1 的人口略

30、微增加，这会导致该地区厂商的生产规模增加，由于存在规模经济的作用，导致该地区的产品价格下降以及该地区工人的实际工资增长，从而吸引更多的人口流入地区 1，使上述过程进一步强化，最终的均衡结果就是生产和人口全部集中于地区 1，而地区 2 被彻底边缘化。如果专业化生产和贸易是由报酬递增而非比较利益所驱动的，则哪些产业和地区形成区位集聚一般来说是不确定的，而是由“历史依赖”决定的。但是，不管原因如何，某种专业化生产与贸易的格局一旦建立，从中获得的好处将循环累积，从而使得这一格局因进一步强化而被“锁定”。 4全球化与国际专业化模型：中间品与外部经济 中心外围模型的诞生引发了随后一系列对经济地理问题的研究

31、，其中一条重要的理论发展主线是强调厂商之间的投入产出关联对经济行为聚集的影响。从传统意义上说，经济学家把外部经济分为“纯外部经济” （或称“技术外部经济” ）和“货币外部经济” 。而在克鲁格曼看来，规模收益递增的存在使这种分法并不合理。因而在他的新经济地理理论中，他更关注以厂商之间垂直产业关联为表现形式的“货币外部经济” 。在克鲁格曼和维纳布尔斯的“全球化和国家不平等”一文（Krugman 和 Venables, 1995）中，作者通过引入中间品对以关联效应为表现形式的外部经济进行了透彻的分析，它所建立的国际专业化模型解释了随着运输成本的降低经济全球化对制造业生产布局及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福利影

32、响。该模型与最初新经济地理的分析方法的区别在于它假定劳动力不可流动，因此适用于分析国际经济问题。它揭示了运输成本与国家间收入差异间的 U 形关系，即随着运输成本的不断降低，在关联效应作用下制造业生产的全球布局将形成中心外围形式，中心国家的实际工资水平高于边缘国家的实际工资水平，且差异逐渐拉大；但随着运输成本的进一步降低，关联效应减弱，当运输成本降低到一定临界值，边缘地区的低工资足以弥补其远离市场和中间品供应商的劣势，这时制造业厂商将会离开中心地区转而向边缘地区转移，导致不同地区工资水平从差异变为趋同。 5空间经济学与城市经济学：单一地理中心与城市层级体系 城市究竟是如何出现的？为什么城市会形成

33、不同层级？经济究竟是如何从单一中心地理向多城市地理发展的？形成城市层级体系的自组织结构是如何演化的？一个优化的经济体中城市规模应有多大，又该如何分布？这都是空间经济学中城市模式所探讨的问题。克鲁格曼开创的新经济地理为解决以上空间经济学问题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工具和分析框架。在藤田昌久和克鲁格曼的论文（Fujita 和 Krugman，1995）中，假设存在一个制造业集聚而成的孤立城市，四周被农业腹地包围，他们在一般均衡框架下解释了所有制成品生产聚集在一个地区的原因，并且指出在运输成本和制成品之间替代性很高的情况下，随着人口不断发展，孤立城市中某些制造业会向城市外迁移，从而导致新城市的形成，人口的进

34、一步增长又会生成更多的城市。一旦城市的数量足够多，城市规模和城市间的距离在离心力和向心力的相对强度下将在某一水平稳定下来。 藤田昌久、 克鲁格曼和莫里 （Fujita，Krugman 和 Mori， 1999） 还运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与调整性动态研究方法对一个经济体中以城市为载体的空间格局的形成和演进进行了分析，其结论认为：如果经济中有大量规模 81 各异和运输成本不同的行业，使得分散的消费者与已形成的集聚之间的力量相互抗衡，从而可以对不同的行业按次序排列，进而导致了一个包括不同类型城市的层级结构，它的未来趋势取决于“市场潜力”参数。 新经济地理学的贡献在于建立了一个分析空间经济的经济系统框架

35、，包括一般均衡、规模报酬递增、运输成本以及生产要素和消费者的地区转移四个要素（Krugman, 2004） 。他运用简练而严谨的数学模型， 推导出各因素对经济行为区位选择和经济活动空间结构的影响，从而把以规模经济为核心的经济地理学第一次纳入到主流经济学中，解决了经济学长期以来厂商水平的报酬递增与竞争均衡不兼容的问题。 它还将外部性问题巧妙的内生化，使之被推导出来。尽管新经济地理学还存在许多改进之处，但它相对于传统的区位科学模型有了很大进步，揭示了空间经济活动的复杂性，并形成了许多有趣而具启发性的观点与预见。 五、新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的政策启示 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的引入，使我们对传统的贸易

36、理论和经济地理学有了重新的认识与思考，也显著增强了对现实问题与现象的解释。同时，更重要的是，这两个新的理论体系为制定贸易政策与区域发展政策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内涵与深刻的启示。 1. 新贸易理论与贸易政策选择 新贸易理论的垄断竞争模型指出，在存在多样化偏好以及规模经济的条件下，贸易开放会使各国通过提高工人的实际工资和增加所消费的商品种类而获益。这个结论支持了传统的自由贸易理念。与此同时，寡头垄断模型似乎为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提供了某些理论依据，但贸易干预的效果依赖于多种不可获知或不确定的微观因素，因此具有相当程度的不稳性、不可靠性和不可预见性。而外部经济可能会使某些战略部门集中于一国，并由前向和后向

37、联系组成“产业综合体”导致最终产品的国家专业化以及其自我强化机制。当战略贸易政策被试图运用到发展中国家的政策指导时则面临着更多的难题。停留于直觉上的完全竞争假设和以比较成本为基础的贸易理论仍主导着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贸易战略，20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进口替代的失败使更多的发展中国家转向出口导向和贸易自由化，但忽视市场结构因素使它们丧失了合理保护及国际竞争的机会。因此不能排除某些发展中大国利用自身的优势条件在某些部门甚至整个经济实施从谨慎到积极的“行动主义”的可能。 在这一点上， 外部经济论也同样具有特别的启示。 一些实证结果表明像历史上的日本、韩国、巴西这样的国家都曾在汽车、钢铁、飞机

38、和半导体行业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2. 新贸易理论、新经济地理与初始条件 新贸易理论告诉我们在一个两国家模型中，无论是国家特有的技术外部效应还是货币外部效应，都要求具有外部性的产品的生产必须集中于一个国家，而到底是哪个国家却是不确定的，要由历史、偶然事件或政府的政策来决定。这表明如果一国政府能够明智的捷足先登，人为地塑造某种比较优势，就可以在经济发展中抢夺有利位置并对未来产生深远影响。否则，后进国家与先进国家之间的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的差距由于初始原因而呈离散状拉大，正所谓“得到的将永远得到，失去的将永远失去” ，这种“路径依赖”对后进国家的发展是致命的。因此克鲁格曼鼓吹一项积极的、进攻性的鼓励

39、外部经济行业发展的 比如在克鲁格曼的模型中知识溢出与人力资本的外部性没有被体现，忽视了区域在社会、文化机构及制度等方面的差异，等等。 82 战略贸易政策是可行的。类似的，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历史的、偶然的与政策的因素会决定均衡结果，因此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和多重性，这就为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合理性。 3. 新经济地理与全球化和区域竞争 随着运输成本的降低和贸易壁垒的减少，全球制造业在空间上显得更加分散，但对某些规模经济效应显著的行业而言，贸易自由化却可能带来空间集聚。类似的，贸易也会导致一国内部经济地理的重新组织，它既在总体上促使制造业活动变得更加分散，同时又可能促使某些产业发生集聚。空间

40、经济地理的分析表明，当一个产业为了适应贸易方式的变化而重新组织生产时，意味着贸易也许通过更深一层的作用机制引起收入在国家或地区间的转移，进而改变一国或地区经济的福利水平。因此，对外开放所带来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势必应引起各国和各地区的重视。收入再分配问题的国际表现形式是南北差异问题，而它的国内表现形式则是区域的不平衡发展。由于货币的外部经在空间聚集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各国与各地区政府的区域竞争政策无疑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当前的“历史因素”和未来的“路径依赖” 。 六、结 论 在新产业组织理论的基础上，克鲁格曼创建了一套以 D-S 偏好、规模经济和“冰山”运输成本为核心思想的不完全竞争理论体系用以分析

41、国际贸易与空间区位问题，使贸易理论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非比较优势”时代，并成功“复活”了徘徊中的经济地理学，最终使得它们都融入了主流经济学。利用相似的技术与模型，克鲁格曼成功地在垄断竞争贸易模型中内生化了贸易的商品种类，而在新经济地理模型中成功内生化了经济活动的地理选择，并使这两者之间相互呼应与补充，即决定了哪些地区（或国家）生产和出口哪些种类的商品。在这其中，克鲁格曼都强调了初始条件的重要作用，以及认识到贸易与区域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路径依赖的过程。他反复强调“历史问题”的重要性，认为初始条件及偶然事件造成了产业在时间和空间上发展的特定方式，并通过自我强化效应导致多种可能结果的出现。 克鲁格曼具有

42、用简洁而精巧的模型来说明深奥经济理论的天赋，其优美的语言与清晰的分析风格使他在青年时代就崭露头角， 最终功名成就。克鲁格曼在接受诺贝尔奖的时曾谦虚的表示，新贸易理论与新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应归功于许多为此而奋斗的经济学家。但毫无疑问，克鲁格曼是他们中最杰出的代表和领路人。他辉煌的学术成就使我们在全球化程度不断深化的时代中更好地认识区域、国家与世界的发展问题。更重要的是，他的研究方式与风格鼓舞着经济学领域的年轻一代更科学、真实与有效地去探求我们未知的理论世界。 参考文献： 1. Baldwin, R. and P. Krugman, 1988, “Market and Competition: A

43、Stimulation Study of 16K Random Access Memories”, in R. C. Feenstra ed., Empirical Methods for International Trade 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这些经济学家中包括为新贸易理论做出出色贡献的赫尔普曼（Helpman） 、迪克希特（Dixit） 、兰开斯特（Lancaster） 、 埃瑟 （Either） 、 马库森 （Markusen） 等， 以及在新经济地理学领域卓有成就的富吉塔 （Fujita）和维纳包斯（Venables）等。 83 2. Bran

44、der,J. and B. Spencer, 1984, “Tariff Protection and Imperfect Competition”, in H. Kierzkowski, ed.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in International Trade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 Brander, J. and P. Krugman, 1983, “A Reciprocal Dumping Mode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45、Economics, 15. 4. Dixit, A. and J. Stiglitz, 1977,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Optimum Product Diversity”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7 (3). 5. Fujita, M., 1988, “A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Model of Spatial Agglomeration: Differentiated Product Approach” J,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46、18. 6. Fujita M. and P. Krugman, 1995, “When Is the Economy Monocentric: Von Thnen and Chamberlin Unified” J,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25. 7. Fujita M. and P. Krugman, 2004,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Past, Present and the Future” J, Regional Science, 83 (1). 8. Fujita M., P. Krugman

47、and T. Mori, 1999, “On the Evolution of Hierarchical Urban Systems” 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43. 9. Fujita, M., P. Krugman and T. Venables, 1999, The Spatial Economy: Cities, Reg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Cambridge M, MA: MIT Press. 10. Helpman, E. and P. Krugman, 1985, Market Structure and F

48、oreign Trade: Increasing Returns, Imperfect Competi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1. Helpman, E. and P. Krugman,1989, Trade Policy and Market Structure 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2. Krugman, P. and A. Venables, 1995, “Globalization and the Inequality of Nations”

49、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0. 13. Krugman, P., 1979, “Increasing Returns,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9. 14. Krugman, P., 1980, “Scale Economies,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Pattern of Trade”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0

50、(5). 15. Krugman, P., 1981, “Intra-industry Specialization and the Gains from Trade” J,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9 (5). 16. Krugman, P., 1984, “Import Protection as Export Promotio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in the Presence of Oligopoly and Economies of Scale”, in H. Kierzkowski ed., Mono

51、polistic Competition in International Trade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7. Krugman, P., 1986, Strategic Trade Policy and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8. Krugman, P. (1998), “Whats New about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J,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14 (2)

52、. 19. Krugman, P., 1991,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9 (3). 20. Krugman, P. , 1992, “新贸易理论需要新贸易政策吗?”J， 赵洪译自英国 世界经济 1992 年 7 月号, 经济资料译丛，1994 年第 2 期 21. Krugman, P., 2000, “Where in the World is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in G. L. Clark, M. Feldmann and M. Gertler eds., Oxford Handbook of Economic Geography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2. Krugman P., 2004,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Where Are We?”, www.ide.go.jp/Japanese/ Lecture/Sympo/pdf/krug_summary.pdf. （Z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