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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欢迎阅读本文档，希望本文档能对您有所帮助!“一带一路”主权信用风险防控分析 自2021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下简称“沿线国家”）的投资额不断增加，合作建设项目持续增多，合作共赢的局面逐渐形成。但是，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也存在不少困难，主权信用风险防控就是主要难题之一。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和投资等各类经济交往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主权信用状况的影响。而沿线国家的政治局势稳定性较差、经济金融发展质量和水平较低、外部流动性压力较大、抗外部风险冲击能力较弱，使得其面临的主权信用风险不容忽视。在沿线60多个国家中，只有极少数国家的主权信用风险水平较低，大部分国
2、家的主权信用风险水平较高，这就增加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难度。由于主权信用风险是其他风险的基石，因此，有效防控沿线国家主权信用风险对于成功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沿线国家中，大多数国家对外资依赖程度较高，外债往往涉及多边体系，外债构成及相互关系较为复杂，一旦发生主权信用危机，需要有较强约束力的协调机制才能有效化解主权信用风险。巴黎俱乐部是目前国际上化解多边体系主权信用风险的重要协调机制，长期从事协调处理多边国际主权债务风险，在涉及多边体系主权债务危机化解的规则和机制建设方面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目前，巴黎俱乐部共达成超过430项协议，实现5800多亿美元的主权债务重组，涉及90
3、多个债务国。虽然巴黎俱乐部主要集中在对已发生的主权信用风险进行事后化解，但是其长期实践中积累的相关经验与教训也可以为事前防控“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主权信用风险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一带一路”建设中主权信用风险防控的难点 （一）沿线国家错综复杂的政治经济关系是阻碍主权信用风险有效防控的客观因素。目前，“一带一路”建设的参与主体包括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涉及的参与主体、合作对象具有政治经济目标多元化、复杂化的特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错综复杂的双边、多边政治经济关系增加了形成统一规则和集体行动的难度。特别是在沿线国家中，各个参与主体构建了多层次的区域合作组织，包括众多不同类型的次区域合作组织
4、，形成了纷繁复杂的利益导向和合作关系。例如，在中亚地区各国签订和生效的合作关系就有独联体自由贸易区协议欧亚经济联盟条约等，成立的区域组织就有上海合作组织、东南亚国家联盟等。特别是在东盟，各个成员国还与中国签订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协定，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等。同时，沿线国家政治倾向和结盟状况也较为复杂，大国政治博弈使得大国势力对沿线国家的政治、经济建设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张明，2021）。受沿线国家复杂的双边、多边关系的影响，“一带一路”建设中主权信用风险防控目前尚未形成可以促成集体行动的有约束力机制。 （二）沿线国家经济发展可持续性较差是主权信用风险防控难的主要原因。主权信用风险问
5、题归根结底是经济发展可持续性问题，而沿线部分国家经济可持续性较差，容易成为诱发主权信用风险的温床。在沿线国家中，大多数为经济结构单一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外部市场，抗风险能力较弱，经济脆弱性会使得外部风险和经济金融危机冲击影响国内经济发展。即使是沿线区域内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往往也是资源经济占主导的经济结构，面临着经济发展模式不可持续的挑战。同时，沿线部分国家对外偿付能力比较有限，调动经济金融资源的能力较弱（阎衍等，2021），增加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难度。虽然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目前我国已经通过相关领域的合作来推动与合作对象国实现共同发展，但是在构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机制方面还需要继续
6、完善，在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路径方面还需要继续探索，在打好防控和化解“一带一路”建设中主权信用风险的基础方面还需要继续加强。 （三）沿线国家经济金融形态和发展阶段的多样性增加了主权信用风险防控的难度。由于沿线国家处于不同地理区域、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文化形态，因此，多样化的地缘政治、宗教、思想文化的相互作用以及差异化的自然禀赋、历史因素的相互影响，导致沿线国家经济金融发展模式和水平呈现多样化特征。伊斯兰等少部分国家已经形成独特的经济金融发展模式，大部分国家经济金融发展质量和水平偏低。比如，东盟国家区域合作已取得一定的成效，但外贸依存度较高；非洲部分国家发展潜力较大，但亟待突破发展底子薄的局限；东
7、亚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但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压力较大；波黑、塞尔维亚等中东欧国家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矛盾较大，经济脆弱性较为明显，但自然资源较为丰富、劳动力成本较为低廉，并且具备一定的工业化基础等（胡俊超和王丹丹，2021）。由此可见，“一带一路”建设中主权信用风险防控面临着沿线国家经济金融发展差异性较大、协调合作难度较高等挑战，有必要在立足各国实际的基础上借鉴国际经验，积极构建差别化、动态化的主权信用风险防控机制。 二、巴黎俱乐部防控和化解主权信用风险的经验与教训 （一）在组织形式上，建立有约束力的主权债务危机化解机制，但缺乏有效的事前预防机制。对于涉及多边的债权债务关系而言，当债务危机出现
8、时，各个债权人出于保全债权资产的考虑，容易采取无效率甚至加剧债务危机的羊群行为，因此，多边体系下主权信用风险防控，需要建立常态化机制和有效率的集体行动规则。巴黎俱乐部是在多边体系下化解主权债务危机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个国际性协调机制。经过50多年的实践，巴黎俱乐部目前已经形成了一套为任何参与国所接受的集体行动规则。尽管这些规则尚未成为国际习惯法，但是在实际行动中却被各个参与者所遵守和执行，实质上已成为有约束力的软法（苏相中，2021）。与此同时，巴黎俱乐部还建立了发挥多边协调作用的常态化议事机制，以类似于特设“论坛”的形式建立常态化协商机制。具体来看，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以开放性的参与机
9、制为基础。巴黎俱乐部原则上可以吸纳任何主权债务的债权人，没有法定会员国，目前有22个常任理事国，非巴黎俱乐部理事国的国家或债权人也可以作为临时参与者参与巴黎俱乐部的相关事宜。同时，巴黎俱乐部还设有观察员席位，国际机构和组织、与谈判会议有关的债务人或债权人以及仅有小额债权的债权人、与谈判会议债权有关联的非巴黎俱乐部国家等都可以作为观察员出席谈判和会议。二是建立促成集体行动的软法规则。巴黎俱乐部确立了一致性原则（solidarity）、共识原则（consensus）、信息共享原则（informationsharing）、逐案处理原则（casebycase）、限制性原则（conditionality
10、）和待遇可比性原则（comparabilityoftreatment）六大原则，通过实践确立了包括固定适用条件、债务减免安排、谈判空间等在内的既定重组条款和债务重组框架，以具有约束力的惯例软法规则和可操作的处理程序，对债权人和债务人双方进行约束，提高集体行动的效率。三是建立常态化的协商机制。巴黎俱乐部主席由法国财政部官员担任，秘书处常设在法国财政部。常态化的论坛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月度研讨。巴黎俱乐部在每年2月和8月外的每个月份举办月度研讨，讨论债务国的债权情况，常态化研讨债务的可持续性，一旦发现无法履行外债偿付义务的情形就会主动邀请债务国进行协商。另一种是谈判会议。如果发生触发巴黎俱乐部债务重
11、组程序的情况，巴黎俱乐部会与一个或多个债务国进行进一步的谈判，谈判会议按照以往惯例流程进行，并按照特定规则开展（赵雅婧和李瑞民，2021）。虽然巴黎俱乐部对于主权债务危机的事后处理是有效的，但是对主权债务危机的事前防控机制建设却显得不足。巴黎俱乐部缺乏对主权债务危机的预警机制、主权信用风险防控的激励机制以及对金融市场有效的监管机制等事前防控机制进行完整的构建和完善，容易增加主权债务危机的事后处理成本，甚至有时在化解主权债务危机时使得债务危机国陷入经济难以持续发展的被动境地。例如，部分拉美国家在主权债务危机救助后出现经济崩溃，甚至反复发生主权债务危机，比如阿根廷在主权债务危机救助完成后先后接受巴
12、黎俱乐部9次救助，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巴黎俱乐部尚未建立和完善对主权信用风险的事前预警和防控机制是分不开的。另外，对主权信用风险的事前防控机制建设不足也会使得化解主权债务危机的一些努力陷入被动境地。例如，部分国家在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前经济市场化改革推进缓慢，国际收支严重失衡，经济结构调整陷入停滞，但是，一旦这些国家陷入主权债务危机而亟需外部救助时，就不得不接受提供救助的国际组织或者债权国家提出的关于经济金融领域的各项改革措施。这些措施事实上并不符合陷入主权债务危机国家经济发展的实际，更多的是迎合了债权国家保全债务资产的短期利益诉求，往往成为债权国家对债务国又一次的经济金融掠夺，加深了这些国家陷入经济
13、金融动荡和发展模式危机（weeks&mckinley，2021）。 （二）在角色定位上，致力于成为帮助债务国恢复债务可持续性的救济员，但单边利益驱动限制了其发挥积极作用的空间。巴黎俱乐部成立之初，议题主要围绕如何规范和约束债务国履行偿债的义务，债务重组被看作一种道德的援助形式，大多数债权国的官员认为自己是收债员。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上述这种状态有所改变。巴黎俱乐部加强与imf的合作，将债务可持续或者是债务国社会稳定和发展前景作为债务重组的重要内容（romero-barrutieta等，2021）。巴黎俱乐部的角色定位从单纯的收债员转变到帮助债务国恢复债务可持续性的债务救济员。
14、对于那些进入巴黎俱乐部处理程序的债务国而言，其支付能力的恢复和债务可持续性的恢复成为巴黎俱乐部关于主权债务危机救助行动的重要内容。为此，巴黎俱乐部建立了债务可持续的协同机制，利用限制性条件和规则将债务国恢复债务可持续与主权债务危机救助紧密联系在一起。具体来看，巴黎俱乐部的债务可持续的协同机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将imf对债务国债务可持续性条件的评估作为启动巴黎俱乐部程序的必备条件。债务国向巴黎俱乐部发起申请获得进入协商程序的两个条件：处在违约的边缘，债务迫切需要减免，在实践中，这一条件判断的标准是imf对于申请国国际收支状况的预测和评估；债务国需要进行经济改革，经济改革方案的制定和实
15、施需要在imf参与下进行（brown，2021）。二是债务减免的程度和进程与债务国旨在实现债务可持续性的经济改革完成情况相联系。巴黎俱乐部安排的债务减免和重组条款能否进入实质运作是以imf是否批准债务国的经济改革计划为前提；当债务减免的进程分阶段进行时，时点确定也以imf认可的经济改革计划完成情况为准。例如，在对重债穷国（hipc）的债务救助进程中，如果该国在imf拥有三年良好的社会改革发展记录，制定了减贫战略文件（prsp）或有临时减贫战略文件（interimprsp），则其债务减免幅度可达67%；如果需要继续获得救济，这些债务国需要执行在决定点确定的减贫战略文件（prsp）或有临时减贫战略
16、文件（interimprsp）相关联的改革并被imf形成记录，才可以得到进一步的救济和援助（thomas&callaghy，2021）。巴黎俱乐部与imf的协同合作、运用适当的经济评估和改革措施形成的可持续性推动机制为债务国重建良好的宏观经济框架，帮助债务国渡过危机，推动债务国国内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由于采取上述这些措施，使得陷入主权债务危机的债务国实现了债务可持续性，并且能够重返国际资本市场进行融资。但是，也要看到巴黎俱乐部债权国与imf的主导国之间是相互重叠的。无论是巴黎俱乐部的债务救助措施还是imf推出的经济改革措施，都是主要代表发达国家债权国的利益。具体来看，主要体现在：一是为了维护债权国的利益，巴黎俱乐部和imf在设计债务国的主权债务危机救助措施以及推出的相关经济改革计划中，都集中在债务国的财政收支再平衡、市场开放和经济自由化、私有化等，这些救助措施和改革计划往往成为债权国掠夺债务国经济金融资源的“遮羞布”和幌子，为债权国掠夺债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