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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商鞅助长战国无耻风气史海钩沉穰麟辱曩;冈商鞅的变法虽然容易在短期内奏效,但国家政令的贯彻实行,仅能仰仗予富予贫,予贵予贱以及施用严刑峻法的权力,人民的守法就只能是出于恐惧和贪欲,所以就会”免而无耻”.商鞅由魏人秦,为秦孝公主持变法,致秦国富强而死于非命.司马迁史记为商鞅立传,不讳言他的政绩,却对他的为人为政颇有微辞,批评他”刻薄”,”少恩”,非常耐人寻味.商鞅的刻薄少恩,深刻地体现在他所制定的法令中关于商鞅为人的刻薄少恩,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中有很深入的刻画:变法初期,给新法提意见的人很多,商鞅竞借口太子触犯新法,让太子傅公子虔和太子师公孙贾代为受过,一个处群文天地?2012年第2期左翎以刖
2、刑(砍脚),一个处以黥刑(在脸上刻字涂墨),于是”秦人皆趋令”,再也不;敢批评新法;新法”行之十年,秦民人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一些原来批评变法的人,又改口说变法的好话,等于是向商鞅认错,商鞅却趁机大做文章,将这些”乱化之民”全部发配远方,从此秦”民莫敢议令”:几年以后,商鞅又以公子虔触犯新法为山,将他处以劓刑(割掉鼻子).对敢于反对自己的人,商鞅是一概予以残酷打击而决不手软的.刻薄少恩的品性,如果仅仅表现在一般执政者身上,为害不会久远,人去政息而已.但作为主持秦国变法的人物,商鞅的刻薄少恩,已非常深刻地体现于他所制定的法令中.商鞅立法的基本62原
3、则是轻罪重刑,连”弃灰于道者”都要处以黥刑,其理由就是“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而实际的情况,则是”网密而刑虐”.据刘歆说,商鞅”一日临渭而论(编者注:处决)囚七百余人,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于天地”.无论是对政见不同者,还是普通百姓,商鞅的思想深处都有一种战而胜之的意识.他的刻薄少恩,正是与这种”战胜”意识,深刻地联系在一起的.极端功利主义.并无一定的政治理念商鞅为人为政的刻薄少恩,与他的极端功利主义,也是联系在一起的.读史记?商君列传,对商鞅为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此人并无一定的政治理念,而是极端功利;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据司马迁讲,商鞅第一次去见秦孝公,对孝公大讲”帝道”.帝道是属于道
4、家一派的治国理论,强调的是”顺天而成”.但是,这种理论太玄,跟秦孝公讲不通.于是,商鞅第二次去见秦孝公,又改讲”王道”.王道是属于儒家派的治国理论,秦孝公也不感兴趣.有了前两次的试探,商鞅第三次去见秦孝公,又用”霸道”来试探秦孝公;秦孝公很感兴趣,却未及与之深谈.商鞅能一再受到秦孝公召见,走的是秦孝公宠幸的阉臣景监的后门.秦孝公前两次召见商鞅,听得都很厌烦,责备景监竞推荐这样的”妄人”;景监也因此对商鞅颇有怨言.但足,第三次接见,商鞅终于发现秦孝公对霸道的兴趣.他对景监说,下次再接受召见,一定要跟秦孝公好好讲讲霸道.果然,商鞅第四次去见秦孝史海钩沉落卿公,两人谈得非常投机,连谈了好几天.后来,
5、景监问商鞅是怎样打动秦孝公的.商鞅说,帝道和王道的实现,需要很长久的时间,秦孝公等不及;这一次讲可以速效的”强国之术”,很符合秦孝公的心意,但秦国从此不会有殷,周那样的成就了.显然,对于商鞅而言,无论帝道,王道,还是霸道,都仅仅是用来获取君王赏识和重用的”敲门砖”.班固说:“商鞅挟三术以钻孝公.”这个“钻”字,就点出了商鞅投机钻营的功利本性.历史上都说商鞅是法家.其实,当初如果秦孝公喜欢的是王道,商鞅也很可能就是一个儒家人物了:只不过他思想深处的那种战胜意识,功利主义和刻薄少恩的品性,还是会以种种方式表现出来的.缺乏为人的基本道德出于极端的功利主义,商鞅不仅没有一定的政治理念,更缺乏为人的基本
6、道德.为一己私利,他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刻薄少恩到无所不为的地步.按照商鞅在秦国实行的变法,奖励军功是非常主要的内容;爵位,田宅的封3赏,主要是根据军功授予的.于是,商鞅说动秦孝公,让他亲自带兵去攻打魏国.而为了确保在战争中取胜,商鞅竞利用自己与魏国将军公子印的友谊,写信欺骗公子印,说不忍心与朋友相见于战场,希望双方媾和,高兴地饮酒罢兵,使秦魏两国得以相安.这个公子印,居然就轻信了商鞅的”友谊”,前往商鞅军中签署和约,却无论如何想不到就此成了商鞅的俘虏,所率领的军队也在全无防备之中被秦军偷袭全歼.经此一战,魏国空虚,不堪再战,只好把整个河西的土地都割让给了秦国.靠着这样得来的战功,商鞅连升四级,
7、一举获得了最高爵位f彻侯1,并得到商,於之地的十五个邑的封赏,从此号称”商君”.将国家改造成战争机器在为政上,出于极端的功利主义,商鞅的刻薄少恩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商鞅变法,先后分两次进行.主要内容为建立邻里连坐,兄弟析产分居,奖励军功,禁止私斗,重农抑商,建立县制,鼓励垦荒,平均赋税,统一度量衡等制度.建立这些制度,是要实现三个基本目标:一,发展农业;二,扩张军事力量;三,强化君主权力.然而,就变法的主导倾向而言,商鞅是要通过奖励军功,建立一个以军功等级制为基础的社会,并将鼓励战争杀戮彻底制度化,将整个国家改造成一部战争机器.在那个时代,战争是使国家富强的最迅速,最有效的手段.商鞅所群文天地
8、?2012年第2期瓤史海钩沉建立的这种奖励军功的制度,则最集中地体现了他的极端功利主义.荀子指出,秦国的一切制度,都是要使人民懂得,只有在战场上杀敌立功才能获利.而这些制度的核,心,就是商鞅创建的”上首功”.即士兵斩获敌人首级越多,不仅获得的爵位越高,还可以按爵位获赐耕也和力役:爵位达到一定等级之后,还能”赐邑”,“赐税”,并允许拥有一定数量的仆役:不同级别的军官,则按所率军队斩获的敌人首级赐爵授官.这样的制度,果然使秦国的军认作战特别勇敢;却也特别残忍.据谯周说,秦国的军队打了胜仗,连掳获了老弱和妇女,都要砍了头去领功.败坏了秦地的风气有人以秦国”与戎狄同俗”,来说明秦人从来都具有嗜杀的本性
9、;事实却与此相反.左传上说,秦穆公在位时,有一年,晋国发生大饥荒,晋惠公向秦国请求粮食支援.对于晋惠公,秦国是不喜欢的.当年,晋惠公在秦国的支持下继任晋国国君,却立即与秦国翻脸,自食其将晋国河西之地割让给秦国的诺言.对此,秦穆公深恨不已.但秦穆公认为,晋国百姓是无辜的,还是应该给予粮食援助.然而,对于秦国的以德报怨,晋惠公却毫无感激之心.第二年,秦国也发生饥荒,向晋惠公请求粮援,晋惠公却趁机率军攻打秦国.不得群文天地?2012年第2期已,秦穆公哀兵出征,击败并俘获了晋惠公,但最终还是释放了他.秦穆公的一再以德报怨,足以证明秦国曾经还颇有些仁义古风.称秦国为”虎狼之国”,谓秦人有”虎狼之心”,其
10、实都是商鞅变法以后的事情.据司马迁讲,商鞅颁布变法令之前,在秦国国都的市南门,竖起一根三丈长的木头,以”十金”为赏,募人把它扛到市北门.”一金”在当时或重二十两,值一万钱,”十金”就是十万钱.但是,秦国民风朴厚,众多的围观者面对如此重赏,觉得不可思议,没有人敢上前冒这个险.商鞅于是下令,把赏金提高到”五十金”.如此重赏之下,终于有胆大的人站出来,把那根木头扛到了市北门;商鞅则当场兑现赏金.这件事,司马迁说是商鞅要为自己立信.但这样的”立信”,其更深刻的含义,在于要造成一种风气:不管怎样不可思议的事,一切服从,就可以获得重赏.严刑峻法的本意,是要使人谨小慎微,惟恐触犯法禁:而商鞅的严刑峻法,还往
11、往具有鼓励人们胆大妄为的作用.如秦国的军队敢于将掳获的老弱妇女砍了头去冒功,就是由于上首功制度的鼓励.又如什伍连坐制度中”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一条,也分明是在助长诬告之风按商鞅的理论:”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失”.什么是”将过”?就是犯罪行为尚未实施.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尚未实施犯罪,但只要有犯罪的可能性,就可以对他用刑.同理,“赏施于告奸”,也就是允许对犯罪可能性作捕风捉影式推断的法律肯定.那么,既然告奸的赏赐等同于”上首功”,又怎能不助长诬告之风呢?而对不告奸者的”腰斩”重刑,也足以迫使胆小之人,因无端怀疑而斗胆诬告他人!一国的律令,即便仅止于以助长军人冒
12、功,邻里诬告为能事,也难免使无耻而胆大妄为之徒充斥天下!“贪戾,好利,无信,不识礼义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这是商鞅变法之后所养成的秦地风气.吴起也是投机钻营之辈其实,并非只有秦地如此.战国的特点,按司马迁的说法,就是“贵诈力而贱仁义”.在这样的社会风气的熏习之下,当时所谓的“游说之士”,大都是些寡廉鲜耻,凶险贪残之徒.较商鞅稍早的吴起,年轻时为谋求做官而周游列国,败光千金家产,因遭邻里耻笑,一怒之下竞杀了3O余人.吴起后来到鲁国,为获得鲁君的信任,好做鲁国的将军,去与齐国打仗,竞杀了自己的齐国妻子以证明自己的忠诚.商鞅”徙木示信”的做法,吴起也早就做过了.吴起任魏国西河守时
13、,为攻克边境上的一个秦国的军事堡垒,曾立一车辕于南门,募人扛N:t匕门外,即如约赏予上等田宅.之后,他又以上等田宅为赏,募人将一石赤豆从西门外扛到东门外:人们为此都争抢起来.吴起于是下令,第二天攻打那个秦国军事堡垒,率先攻入的,官升“国大夫”,赏以上等田宅;结果,第二天一个早上,那个军事堡垒就被吴起攻克了.吴起治理西河地方,为”取信于民”,甚至传令:能将南门外所立门表(柱)推倒者,任”长大夫”.第二天,围观的人很多,但大家也都以为这是不可思议的事.直到日落时,有一人觉得不如试试,不过就是领不到赏.他推倒了门表,然后去见吴起.等他从吴起那里出来,俨然已”仕之长大夫”了.吴起于是再立一门表,悬赏如
14、前,人史海钩沉们都争抢着去推.这一次,门表埋得很深,没人推得倒它.但西河地方的人,从此都信从吴起.为”立信”而不惜”变俗”,这是吴起和商鞅,也是战国法家的共同特点.而“变俗”的结果,往往使人变得惟利是图.法家思想最合君主的需要吴起得任西河守,缘于他与魏武侯一起乘舟西河之中,听魏武侯赞叹魏与秦韩边境的山川险固,而对魏武侯大谈”在德不在险”的儒家”修德”之道,因此获得魏武侯的欣赏.而他在西河守任上的做事方式,却是急功近利的那一套,走的是法家的路子,与儒家毫不相干.吴起在鲁国,曾参说他”残忍薄行”.在魏国,李克说他“贪残好色”.他为楚国主持变法,太史公说他”刻暴少恩”.从他的身上,我们一点也看不到儒家”修德”的影子.一个时代,当彻底的”礼崩乐坏”之后,列国”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已成为左右历史的力量.在这样的历史状态中,急功近利的”霸道”,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必然政治选择:其历史内容也由争霸而转为吞并.当此之时,各国君主即为生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