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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批判文学翻译变迁与沿革历程他者是相对自我而存在的一个概念，是自我对自身之外世界的认知。相对自我，他者是陌生的，异己的。当自我与他者和谐相处之时，他者作为自我参照的对象参与自我的自身建设，起到提升修正自我的作用。但当他者与自我处于二元对立的状态时，他者对于自我来说是敌对的和危险的，因而将遭遇铲除。在这种情景中，自我对他者的认识往往成为对缺席的他者的批判，偏执的自我言说与盲目的排外，从而遮蔽了他者的真实身份，并阻碍人们认识真实的他者世界。对自我与他者关系的正确认识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本族文化与他者文化之间的关系。文化中的他者意识往往是偏狭的自我意识在他者身上的投射，是主观的、非理性的。从这个角度来考察
2、中西文化对峙的建国后十七年的英美文学翻译，我们将能更好地认识这段文学翻译史的真实面貌，揭示激荡在看似风平浪静的文字转换背后历史的风起云涌。翻开这段尘封的翻译史，梳理这一时期译介的英美文学作品，我们不难发现“十七年”中国翻译界选择翻译英美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倾向：即所谓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是“十七年”中国英美文学翻译最主要的关注点。尽管从“十七年”英美文学翻译的实际情况来看，远自14世纪的乔叟，近自与“十七年”译入语语境同期的英美文学作品，都曾出现在当时中国翻译家的翻译视野中，但“十七年”对英美文学翻译的一个重要倾向对文本的选择侧重所谓的批判现实主义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本文将通过对批判现实主义小
3、说在“十七年”间英美文学翻译中一枝独秀的原因的分析，通过对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在这一历史期间所遭遇的批判的考察，同时结合对狄更斯与马克吐温两位英美作家作品翻译的个案研究，深入考察分析在“十七年”中国的译入语语境中，英美文学的翻译与接受。一、英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翻译为何一枝独秀首先，“十七年”中国翻译界对英美现实主义文学的偏爱延续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翻译西方文学的传统。当时的中国是在外患肆虐的屈辱历史进程中掀起翻译欧美文学热潮的。“现实主义”这个生成于19世纪欧洲文学母体的理论概念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文学理念随着这次翻译热潮的掀起而冲刷着国人的诗学理念。之后，作为“五四”新文学现实主义、现代主
4、义、浪漫主义三足鼎立的创作理论与实践的外来借鉴，中国翻译界对欧美各文学流派的翻译也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然而，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围绕文学“为人生”还是“为艺术”而展开的论战开始使得在欧洲文学母体中以历史更迭和交织并存态势出现的诗学理念“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在中国语境中的同一个历史平台上展开厮杀，争夺话语权。1930年代中国左翼作家接受马克思经典作家对现实主义的理论阐释之后，现实主义在中国取得主宰性的地位。1930年代末至40年代，民族危亡、内战频仍，民族话语高于个人话语的历史语境进一步将“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推到前台，“以农民为主体的战争文化规范悄
5、悄取代了五四以来逐渐形成的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现代文化。战争高于一切，中国知识分子的个性意识与反社会意识都受到严重削弱，文学上的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难以为继”这样，“五四”新文学时期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三足鼎立的局面逐渐被现实主义一枝独秀所取代。随着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新中国文艺思想的指导纲领，现实主义唯我独尊的正统地位也就在“十七年”的政治话语语境中得以合法地确立。其次，作为“十七年”中国英美文学翻译选择权威参照系的苏联翻译界和外国文学界对英美现实主义文学的推崇，对刚刚起步的新中国的外国文学翻译界无疑亦是影响巨大。事实上，早在俄国时期“现实主义”一词在俄罗斯文学评论
6、界就具有异乎寻常的意义。正如美国文学批评家韦勒克所指出的：“在俄国，现实主义就是一切。在那里人们甚至竭力寻找过去时期的现实主义。”还在1836年，著名的俄国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就采用德国人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在真实的诗中使用的“现实主义”一词来评论莎士比亚和司各特。而当俄罗斯文学进入苏维埃时期以后，现实主义已经逐渐变异为被苏联官方规定为唯一合法的创作方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了。在苏联学者看来，现实主义是一切文学创作方法的最高境界，而其他有别于现实主义的创作倾向或流派，如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则统统被带上“反现实主义”的镣铐。而通过对“反现实主义”的遮蔽、扼杀，文学空间所呈现的实际上是“现实主义”一元化的
7、美学形态。现实主义既是苏联唯一合法的文学创作方法，也是苏联翻译界用来甄选、规约外国文学的重要标准。就英国文学而言，苏联学者肯定了“文艺复兴”以来至19世纪的英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出于借鉴的目的，“十七年”中国翻译的几本苏联学者编写的英美文学史如英国文学史纲、英美文学史教学大纲以及涉及英美文学的外国文学史如十八世纪外国文学史、西欧文学简论等，基本上都反映了这个倾向。苏联学者阿尼克斯特的英国文学史纲将英国现实主义传统溯源至14世纪肩负中世纪与新时代使命的诗人乔叟。他说“：从这个朝圣开始了英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光荣道路给世界以伟大艺术珍品。”这些文学史常常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革命导师和别林斯基、高尔
8、基等文艺界权威对英美文学译作的阅读事实与喜爱来作为评判这些作品价值的一个重要标准。根据译文编辑部编写的外国文学参考资料中“国外文艺动态”栏苏联大量翻译外国作品一文的报道，英国文学作品在苏联翻译出版的品种和印刷数居苏联外国文学翻译的第三位。英国作家的作品用54种语言出了32,414版，约650万册。其中最受欢迎的是狄更斯、笛福、斯威夫特、高尔斯华绥和莎士比亚等被列入现实主义传统的作家。对美国文学的翻译，苏联文学界同样也是以“现实主义”作为作品选择的一个重要标准。斯皮勒在美国文学史关于美国文学在世界各国的传播一章中，指出苏联对美国文学的翻译选择模式有别于其他欧洲国家对美国文学的翻译选择。他说：“从
9、一开始，如果小说在创作方法上是现实主义的、幽默的或英雄主义的，反映民主思想的，讲述的是关于大城市生活的，关于边疆冒险就更好，刻画的角色是美国劳动大众的代表，那么这样的作品就会赢得他们的青睐。”根据斯皮勒的美国文学史，俄国“十月革命”之后的25年里，共有217位美国作家的作品被译成俄文，印数达万册，其中翻译最多的前三位作家分别是杰克伦敦、马克吐温和厄普顿辛克莱。前三位的印数竟占总印数的5成左右。在现实主义主宰“十七年”中国翻译语境的“诗学”话语和苏联英美文学翻译选择倾向的巨大影响下，英美现实主义传统文学获得了“十七年”中国译入语语境的特别青睐。英国文学方面，被汇入现实主义大军而纳入翻译范围的有文
10、艺复兴时期的莎士比亚戏剧，启蒙时代笛福、斯特恩、斯威夫特、菲尔丁、斯摩莱特等人的现实主义小说，谢立丹的戏剧、布莱克、彭斯的诗歌，司各特的历史小说，维多利亚时代萨克雷、狄更斯、夏洛特勃朗蒂、盖斯凯尔夫人、哈代、高尔斯华绥等人的小说，萧伯纳的戏剧等等。其中，莎士比亚、狄更斯、高尔斯华绥是“十七年”中国翻译最多的三位英国作家。在美国文学方面，被视为现实主义传统的作家和诗人如马克吐温、杰克伦敦、德莱塞、斯坦贝克、欧亨利、惠特曼等人获得了“十七年”中国翻译界的大力推介，其中马克吐温和杰克伦敦是这一时期中国翻译得最多的美国作家。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美浪漫主义、现代主义文学在同时期的中国翻译界遭到了冷遇
11、。毛泽东关于是否要破坏作家的创作情绪的观点则对如何处置那些抒情言志、表现现代人思想的流派作了政治上的最高指示。他说：“那么，马克思主义就不破坏创作情绪了吗？要破坏的，它决定地要破坏那些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式的、颓废的、悲观的以及其他种种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对于外国文学来说，尽管“十七年”中国译入语语境无力干涉外国作家的创作自由，限制其创作方法，但却能通过拒绝翻译这些作品来阻止这种创作情绪在译入语语境中的传播、接受并产生影响。从以上所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在新中国建立后的最初十七年这样特殊的接受语境里对外国文学的接受
12、，只可能让现实主义文学、特别是英美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翻译呈现一枝独秀的局面，而让西方现代主义文学集体失声。与之相比，浪漫主义文学的境遇稍稍好一些，但也难免被修枝剪叶的命运。二、寻找光明的背面表面上看，新中国成立后头十七年的外国文学翻译是从现实主义的诗学角度来择取英美文学作品的。现实主义文学作为英美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传统，新生的共和国本着尊重、借鉴他者文学遗产以建设、发展自己的文化事业的宗旨，作出这样的翻译选择似也无可厚非。然而如果我们深入探究一下蕴藏在这一翻译选择背后的深层原因，那么将很容易发现，对英美现实主义文学的翻译选择骨子里实际还是在奉行“十七年”中国特殊语境下那个“政治标准第一，
13、艺术标准第二”的文艺方针，同时又是在当时苏联的政治文艺话语的巨大影响下进行的。因此，这一翻译选择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它不可能是一个纯粹的文学翻译的选择，而是新中国“十七年”独特文化语境中的一个充满政治意味的翻译行为。在跨越时空的文化传递行为中，译入语语境中的现实主义概念已经与其脱胎其中的文学母体渐行渐远。在苏联政治话语的囹圄中，作为抽象艺术审美概念的现实主义术语已经被异化为一个超越了单纯文学意义的政治话语，并进一步被肢解成染上了浓重意识形态色彩的两个子术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作为苏联唯一合法的文学创作方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将创作的目标局限于凸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无产阶级的先进性
14、：“我们的文学充满了热情与英雄气概。它是乐观的因为它是上升阶级无产阶级唯一进步和先进的阶级的文学。这种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方法，就是我们称之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因此，客观反映现实/真理的创作方法就演变成了对现实的理想化和脱离实际的美化。在这种旨在表现社会主义社会的光明和英雄主义的文艺话语的规约下，文学创作充斥着对现实的理想主义甚至不符合实际的描绘，无视甚至有意遮蔽社会的病痛之处。著名作家王蒙在反思苏联文学的“光明梦”时曾指出：“苏式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提法也带来了负面的结果。它是现实主义的继承，也是对现实主义的背离，粉饰太平的自己安慰自己的幻想的真实正在取代严峻的真实。”这种粉饰太平的结
15、果是，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中，现实主义对真实/真理的追求不见了，只剩下政治的乌托邦。如果说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对现实主义真正内涵的背离在于它将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想象作为对现实的表现，那么苏联视域下的欧美文学中的批判现实主义则反映了它的另一个极端：将文学等同于赤裸裸的他者社会问题的揭示以及对他者社会问题的批判。高尔基关于资产阶级“浪子文学”的定义就带着苏联强烈的政治烙印。他在1934年8月17日举行的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苏联的文学中，将西欧作家分成两派：“一派是赞扬和娱乐自己的阶级的另一派为数不多，只有几十个，是批判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伟大的创造者。他们都是自己阶级的叛
16、逆者，自己阶级的浪子资产阶级的浪子的现实主义，是批判的现实主义；批判的现实主义揭发了社会的恶习，描写了个人在家庭传统、宗教教条和法规压制下的生活和冒险，却不能够给人指出一条出路。”因此，如果说苏联文学意在创造社会的光明梦想，那么苏联对欧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曲解则意在借他者的“逆子”之口臆造对峙社会的“梦魇”，并通过文学翻译的途径培养本土读者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紧跟着苏联话语的中国在翻译欧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上所奉行的政策自然也是与苏联如出一辙。暴露敌人的“黑暗”成了文学创作及文学翻译的一个迫切任务。1949年翻译月刊的“创刊词”翻译工作的新方向对如何对待“帝国主义”文艺作了方向上的规定，指出对帝国主义的思想文化的介绍要先经过翻译工作者的清滤，通过翻译工作者的精密深入地了解帝国主义思想文化，它的腐败性、反动性等等，针对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