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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效性中累积合法性：中国政治发展的路径选择下苏东剧变与苏东国家尤其是前苏联改革的失误有极大的关系，而在这种失误中，政治发展路径选择的不当首当其冲。作为前苏联改革的直接推动者戈尔巴乔夫在其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在脑子里反复回味八十年代后半期和九十年代初我国所发生的一系列富有戏剧性的事件，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几乎我们所有的挫折、错误和损失恰恰都和我们偏离了合理分寸相联系。”“我承认我和我的幕僚并不总能够找到最佳的行动方案，但我应该补充说的是，许多事情并不取决于我们。导致联盟解体的事态的恶性发展，恰恰是那些丧失一切分寸感、不惜任何代价、一意孤行要保持旧秩序和自己权力的势力所为的结果，另外一些
2、人则不惜手段来抓取权力。”由果追因，我们不难发现出现这样的失误和后果，关键还在于改革路径选择的失当。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宣言书改革与新思维来看，他把整个改革系于政治改革，而把政治改革系于能够产生极大社会动员的“公开性”上。他说：“在革命过程中占首位的无疑是政治。改革中也是如此。这里具有首要意义的是政治性措施，是实际上的而不是口头上的广泛民主化任务，是同官僚主义和违法行为作无情的斗争，是积极吸收群众参加国家事务的管理。所有这些都与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政权问题有直接关系。”“这次改革的特点和力量在于，它既是来自上面，也是来自下面的革命。这是它成功和不可逆转的最可靠的保证之一。我们将坚决做到，使群众和基
3、层享有其全部的民主权力，并学会习惯地、内行地和负责地行使这些权利。”这一切都有赖于“让公开性大放光明”。“社会气氛的民主化和沿着社会经济改革道路加快前进步伐，这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发展了公开性。”公开性很快就成为一股越来越壮阔的潮流，在这潮流下，“报刊失控”，进而使社会舆论两极分化，戈尔巴乔夫自己回忆说：“公开性不断突破当初力图限制它的框子，开始具有不仰赖于某些人的命令和指示行事的性质。从社会民主化的观念来看，优点是显而易见的。但也出现了许多缺点。大众传媒上无原则的相互争吵向社会散播仇恨、敌对和刻毒的情绪。”这种情绪在导致社会分裂的同时，也最终引爆了前苏联这个多民族国家最敏感的神经：民族主义。
4、“正是这个东西，成了苏维埃国家内部破坏过程的强有力的催化剂”，并最终导致改革失败，国家解体。显然，前苏联的政治改革是力求通过公开性，使党和国家政权重新获得合法性，进而有效地推进改革本身。这个思路在理论上没有什么问题，但在实践中由于没有将党和国家合法性提升与其创造经济与社会发展能力的有效性提升有机结合起来，结果失去了分寸，导致悲剧发生。从前苏联的悲剧中，我们不难看到，从政治合法性出发所启动的政治发展往往是强政治动员的政治发展，很容易放大政治的压力，在社会质量、制度牢度和国家整合都有限的条件下，其可能带来的风险要大大高于从政治有效性出发启动的政治发展。中国的政治发展经验表明，从政治有效性出发启动的
5、政治发展，也是能够有效地关照到政治合法性的，对于中国这样的社会来说，这条路径显然更稳妥、更有效一些。三、在有效性中累积合法性：中国的实践从理论上讲，政治体系的有效性指的是其实际的政绩，即它创造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能力与效度。政治体系的有效性是其能力与效度的统一，可以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1)政治体系结构与功能的自我完善能力，这是政治体系发挥作用的基础与前提; (2)政治体系保障和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能力，这是政治体系作用发挥的核心; (3)政治体系预防危机和驾驭风险的能力，这是政治体系持续发挥作用的关键。政治体系这三个方面能力的强弱，直接关系到政治体系在民众中的权威与形象，直接影响其获得社会认同
6、、赢得合法性资源的基础与空间。实际上，政治体系积极追求有效性的过程，也应该同时伴随着合法性的累积过程。这两个过程要形成相互促进的关系，政治体系必须把自身的有效性建设和积累与合法性的累积结合起来，使有效性建设包含有合法性的追求。中国政治发展的实践就是在这个逻辑中展开的。第一，在政治体系结构与功能的自我完善中累积合法性。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是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框架内展开的。在强调党的领导和中国政治制度的合理性的前提下，正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运行中存在的体制、机制与功能配置上的不合理性。党的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消除这其中的不合理，从而不断完善和巩固国家基本政治架构和整个政治
7、制度。因而，这种政治体制改革是一种自我完善性的改革。在不仅不变而且要巩固基本的政治架构和政治制度的前提下展开的政治体制改革，主要通过三个途径展开：一是吸纳现代政治文明中的一些通用原则与措施，以提升中国政治的现代性，如协调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分税制、人大中的预算监督体系、公共决策中的听证制度、政治透明中的信息公开、责任追究中的引咎辞职制度等等;二是开发中国政治制度中既有的资源，以提升中国政治的民主性，如在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联动中拓展民主空间、开发协商机制以适应公民多元参与的需求、开发基层民主以满足民众当家作主的实践;三是适时进行体制创新和转型，以提升中国政治的适应性，如改革开放以来，政治改革在党的建
8、设和政府改革方面没有停止过。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共产党在提出以改革精神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从整体上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运作和组织体系;同时，也提出了用公共服务型政府替代原有的政府形态，从而使中国政府改革和发展的逻辑、路径和目标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以便更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社会建设的需要以及全球化条件下经济与社会管理的规范。中国政治现代性、民主性和适应性的提升，一方面为增强政治体系服务和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提供了新的基础和资源;另一方面也在不同程度上改善了人们对政治体系的认知、态度和信念，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在中国政治制度自我完善的过程中，对其合法性最大的挑战是权力腐败
9、问题。尽管对腐败的有效遏制需要整个制度体系的健全与完善，但中国共产党坚定的反对腐败决心和一系列有效的行动，多少还是为合法性的累积起到了一定的支撑作用。第二，在政治体系有效地推进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累积合法性。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围绕着创造有效的发展而展开的。发展的成效直接关系到国家的进步与民众的幸福，不仅深刻地影响民众对党和国家的信心以及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念，而且也深刻地影响整个世界对中国的认知和判断，而这种认知和判断又能直接影响到国内的民众对党和政府的认识和认同。所以，积极创造发展既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发展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的核心任务。经济是政治的基础，稳固而富足的经济是创造稳定政
10、治的基本前提;而经济的发展是离不开政治的作用与作为的。所以，中国政治在推进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累积其合法性，首先是充分保证政治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有效作用，即通过有效的政治来创造有效的发展;其次是在政治有效性中积极累积合法性资源，其原则就是不仅要在有效的发展中不断满足民众对提高生活水平的要求，而且要使得发展成果为社会普遍共享，实现社会的基本公平。中国的政治发展主要是通过这样几个途径来创造有效政治，以保证政治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有效推动： (1)建构以党的领导为核心的领导体系。现代化的发展需要领导力量和支撑主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逻辑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同时承担起这双重角色。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是党分权社
11、会和政府的过程，同时也是党的领导得到有效坚持的过程。但党的领导得以维护和坚持，不是通过权力向党集中，而是通过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通过中央的宏观调控体系的完善和有效的调控，通过党自身的建设，尤其是通过党的先进性和执政能力建设，通过党的意识形态对社会的有效作用和积极适应实现的。这样，党的领导不仅在新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格局中得到巩固，而且逐渐形成了与新的格局相契合的新的领导体系，其根本在于把党的领导体系与国家制度体系和社会运行体系紧密地联系起来，相互适应、相互促进。(2)建设以法治为根本的政治治理。进入九十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中国共产党全面改变治国方略，推行依法治国，从而开始创造以
12、法治为根本的政治治理，并力图使政治治理从权力的单一、单向作用过程，发展为依法进行的多方参与、协商与合作的治理过程。(3)创造有活力的动态政治稳定。稳定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经济稳定、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从稳定的大局讲，任何一方面的不稳定，都可能造成全局的不稳定，所以，任何一方的稳定都必须以另外两方面的稳定为前提。为此，中国把改革和发展，包括政治建设，都置于推动国家建设和发展的基本路线和行动原则之中。基本路线就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中国的兴国之要，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中国的立国之本，以改革开放为中国的强国之路。这个基本路线犹如一个大锚，保证了中国这艘大船的稳定。(
13、4)创造有序的可持续的政治发展。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和取向都聚焦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强调中国的民主建设和发展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具体来说，就是从中国既有的制度出发，通过制度的建设和完善，来增强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来满足人民不断提高的政治参与积极性，从而实现制度的巩固和民主生活的丰富。这种发展具有内在的有序性和可持续性。第三，在政治体系预防危机和驾驭风险中累积合法性。任何社会发展都可能面临风险和危机，在全球化的时代，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这种风险与危机的挑战更是直接、深刻和不确定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无数事实表明，任何一场危机都有可能击毁一个政权、甚至一个国家;但也有许多的政权或国家在
14、危机中获得新生，获得发展的机遇和空间。所以，危机与风险对于政治体系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个有效的政治体系应该有能力驾驭风险，有能力预防和抵御危机，有能力在处置危机中赢得社会的支持和民众的认同。这种能力一方面来自政治体系功能与结构的有效;另一方面来自政治体系所拥有的经济与社会基础以及比较丰厚的领导人才的储备。中国共产党从改革开放伊始，就力求把改革放在稳定的前提下，强调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的可接受程度的三者统一是改革行动的基本依据。基于这样的行动原则，改革允许有风险，但不允许制造危机。另一方面，对于由不可控的力量引发的风险和危机，政治体系要有体制、机制、人才以及心理上的充分准备，既要有忧患意
15、识和风险观念，也要有处置危机的方案、体制与物质准备。中国共产党把抵御风险、预防危机作为其执政能力的重要方面予以重视，并努力不断加强和提高。事实上，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中国社会经历了由各个方面所带来的风险与危机，既有来自自然的，也有来自经济、社会与政治的;既有来自外部的，也有来自内部的。由于中国政治体系具有内在的稳定性和强大的领导力，所以，这些风险和危机不但没有动摇既有的政治体系，相反使得既有的政治体系在有效抵御风险和危机中获得了巩固和发展，其合法性也因此获得了有效的累积。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政治建设与发展的一大特点。经过三十年的实践，中国政治体系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执政经验和治理经验，也具有了更强的抗
16、风险与御危机的能力。这些资源在提升中国政治的有效性的同时，自然也累积起比较扎实的合法性基础。应该指出的是，上述三方面的实践是有机统一的，其立足点就是一个：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要时刻保持政治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为此，必须根据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求，来不断地发展和完善中国的政治体系，使其在实现民主化的同时，也不断地得到巩固。可见，中国的政治发展是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相伴随的，中国政治的合法性累积是通过政治有效性与合法性的有机互动而得以累积的。四、结论政治发展是一个过程，要经历不同的阶段。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政治发展的核心目标是民主化，但是，迈向民主化的过程和阶段，在不同国家是不同的，这种差异与政治发展的路径选择密切相关。政治发展的路径选择，既取决于政治发展的基础、条件与现实任务，也取决于政治体系本身的素质、社会的质量以及国家建设的水平。上述两种路径，不存在优劣之分，只存在是否合适与有效的问题;而且，这两种路径之间也不是不能转换的，换句话说，可以在政治发展的不同阶段进行发展路径的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