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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战国至唐初太行山东经济地区的发展太行山脉蜿蜒于冀豫两省和山西省之间，层峦高耸，陉道曲折，阻隔着东西。东西两面的地区也因之而迥然不同。由太行山下直至渤海湾头，由北面的燕山山麓，南至黄河岸上，平原千里，一望无垠。它既无丘陵起伏的山地景观，也少有土厚水深的高原色彩。现在看来，这样的平原到处都是城镇罗列，村落相望，一派富庶的气象。但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这里的经济地区的发展却也和全国其它地区一样是不平衡的。这个平原的轮廓是南北较长，而东西狭窄。它的经济地区的发展却是由西向东，经历着几个阶段。远在战国秦汉时期，太行山的东麓就比渤海湾的西岸为繁荣。由汉魏之间起，平原的中部也得到更多的发展。直至隋和唐初，东部
2、地区才有了广泛的促进。整个平原经济地区的不平衡面貌也就有了基本的改观。其间的过程竟用去了千百年的岁月，也可以说是相当悠久了。由这里可以看出：就在这样千里平原之中，自然环境也是随处不完全相同的，它使社会经济的发展受到不同的影响。但是人们是会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不同的自然环境是会随着人们的辛勤劳动而有所改造的。太行山东经济地区不同阶段的发展，正是人们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具体说明和例证。一太行山东平原很早就是适于农业的地区，这在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中就已经有过明确的说明。货殖列传论述由战国以至于汉初的全国经济地区的发展和变迁，详赡确实，为治理这一段经济发展历史的人们所珍视。司马迁在篇首曾区分当时全
3、国为四个地区。它们是：山西、山东、江南和龙门碣石以北。这是按自然区划的区分，也显示出各地经济的特征。货殖列传所指的山西和山东，是以崤函山地作为分界的，太行山东平原自属于山东地区，与山西、江南无涉。碣石指现在河北省昌黎县北碣石山，龙门为现在陕西省韩城县和山西省河津县中间的龙门山。司马迁所说的龙门碣石以北地区，是由碣石至龙门之间连成的一条界线，而这条界线是农牧区域的分野处。龙门碣石以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恰是游牧地区的特征。这条界线的画法当然不是笔直地由东北走向西南，而是结合着一定的地理形势。如果这样解释不错,它则应该是由碣石起循燕山山脉南麓西南行，再越太行山，历汾水中游而至于黄河岸上的龙门
4、。现在的北京原是西周以来燕国的旧址，它正处于这个平原的北端，而且应该在龙门碣石之间的界线以南。燕国的人们事田畜，是兼营农业而还有一些畜牧，显出接近游牧地区的风光。再往南，更是充分的农业地区的色彩。和山东地区中其他各地大致相似。太行山东平原的农业究竟如何？货殖列传中并没有具体说明。而只是提到以现在北京为中心的燕国和以现在河北定县为中心的中山两处。司马迁所称道燕国的出产是鱼盐栗枣，根本没有提到当地的粮食生产，看来那里的粮食生产是不足称道的。对于中山，货殖列传明确指出其土地瘠薄。土地既然瘠薄，当地的人们又不擅长于耕作，显然农业也难得有若何成就。不过却不能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说太行山东平原以燕国和
5、中山的农业最为不好。因为其它地区可能还不如燕国和中山，只是司马迁没有详细提到而已。在司马迁的笔下，太行山东平原确实是有值得称道的地方。货殖列传论述了全国的都会，对于这里也做了翔实的记载。它所提到的都会，有温、轵、邯郸、中山、燕等处。它还提到和燕相近的涿以及距郑不远的卫，不过都没有详细的解说。其实这两处也应该算是一方的都会。成书于史记之后的盐铁论在说到燕的都会时，就是以涿蓟并称。史记所说的燕却只是指蓟而言。卫距郑不远，其繁荣程度却是远在郑以上,就是太行山东其它都会也似乎不能和它相媲美。战国时期的人们称道富庶的城市，动辄以陶卫两地作为代表，这就可以看到一斑。陶为现在的山东省西南隅的旧定陶县，在黄河
6、以南，无关于本题的论证。卫都濮阳，为现在河南的濮阳县，正是处于太行山东平原的南端。这几处都会的分布是值得注意的。温在今河南温县西南，轵在今河南济源县南，都是在太行山之阳、黄河之北，也应该归于这个地区之内。邯郸在今河北邯郸市西南，中山则当在今河北定县。燕国的涿在河北涿县。蓟就是现在的北京。以现在的地图参照，则邯郸、中山、蓟、涿皆在京广铁路沿线，也就是距太行山麓不远。其中的蓟是在这个平原的北端，由于太行山曲折蜿蜒，偏向东北。它虽近于山麓，却也可以列入这个平原中部地区，另当别见盐铁论通有篇。战国时的记载中以陶卫相提并论是习见的。战国策齐策六所说的“富比陶卫”，即其一例。史记货殖列传正义说，中山在定州
7、。这样解释大体是不错的。唐时定州就是现在的定县，它是汉中山国治所卢奴县的所在地。也许有人说，汉中山国和战国时的中山国并不相同，司马迁既说到战国时期的中山国，似乎不能以汉时郡国作解释。战国时的中山国都屡迁,史记赵世家索隐引世本就有顾与灵寿两处，而灵寿为其最后都城。灵寿在今河北省旧灵寿县东，位于定县西南方。其地近山，交通不便，作为经济都会似不太可能,且货殖列传中所载也并非完全为战国时情形，不能与西汉毫无关系。汉时中山国诚与战国吋中山有所区别，不过汉时中山国还是据有战国时中山国大部分土地(参见张琦战国策释地下)，所以它依然沿用中山国的名称。论。除此以外，其余三处都应该是这个平原西部的都会了。至于温轵
8、两处则更在京广铁路以西，邻迩山麓了。太行山东广大平原的其它各处，只有卫的濮阳一地还可与上列诸都会相比拟。其实濮阳虽说是在这个平原的南端，它与中原各处的联系也许是更要密切些。和经济都会的分布相似的还有政治都会。战国时期各国疆土犬牙相错，极为复杂，建国于太行山东或者和太行山东有关系的也还不少。不过建都于这个地区的却只有燕赵两个大国和中山、卫两个小国。燕国都蓟，赵国都邯郸，中山和卫两国的都城也都在上边提到。就是说，它们的都城恰正就是上面所说的几个经济都会。也可以说是那时的政治都会和经济都会大体相合了。秦继六国之后，在各地设立郡县,太行山东平原也只有东郡、邯郸、巨鹿和广阳四郡，战国时的燕国在今北京的东
9、北还设有渔阳和右北平两郡，而且为秦人所因袭，虽亦在燕山山脉之南，却在渤海的北岸，与本题关系不大，这里不再作详细的解释。至于东郡、邯郸、广阳三郡还是分别设在濮阳、邯郸、蓟三个经济都会。也仍分别是战国时的卫、赵、燕三国的故都，无待说明。秦时所增加的实际只有巨鹿一郡。秦时钜鹿郡治巨鹿县，在现在河北省的旧平乡县，它在邯郸的东北，距太行山麓较远。如果说是这个平原的中部已经有较大的政治都会，则巨鹿郡应该算是一个了。东部沿海地区这时还是无闻于世。西汉在秦的基础上增设了不少的郡国，太行山东平原也不例外。由于郡国的增加，地方性的政冶都会也较秦时多了一些。具体说来，在太行山东，由北向南，除广阳、邯郸外（秦邯郸郡西
10、汉改称赵国），增置了涿郡、中山、真定、常山、魏郡和河内。涿郡就是置见水经浊漳水注。于前面所说的涿县。中山国治卢奴县,就是现在的河北定县。真定国治真定县，在今河北正定县南。常山郡治元氏县，在今河北元氏县西北，魏郡治邺，在今河北临漳县西南，河内郡治怀，在今河南武陟县西南。西汉这几个郡国的治所也和秦时一样，一般是在现在京广铁路沿线，或者还在以西一点。再东一些郡国就已经到了太行山东平原的中部了。那里除过秦时的巨鹿郡和东郡还为汉朝所因袭外，新建置的有河间、信都、广平和清河。河间国治乐成，在今河北献县东南；信都国治信都县，在今河北冀县；广平国治广平县，在今河北鸡泽县东；清河郡治清阳县，在今河北清河县东。至
11、于靠近渤海的郡国就更少了。西汉时那里才设了渤海和平原两个郡，渤海郡治浮阳，在今河北沧县东南；平原郡治平原县，在今山东平原县东。到了东汉，这样的规模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只是有些并省和改名的情形，如西汉的真定和广平两国都先后省去，信都国也改称安平国。总的说来，是无关系的。这些郡国所管辖的范围是有大小不相一致的地方，它们的治所却都可以说是当地具有地方性的政治都会。由他们的分布看来，显然是靠近太行山的地区比较稠密，而近渤海一带显得稀疏。不过黄河在下游的流向是偏向东北方的，太行山东平原的南端就显得不甚齐一，愈向东去，愈是收缩。平原东部的轮廓是要比它的西见水经圣水注。此从杨守敬前汉地理图说。见元和郡县图志二
12、十一赵州元氏故城条。见水经浊漳水注。见水经沁水注。见水经浊漳水注。此从杨守敬前汉地理图说。见水经淇水注。见旧唐书三十九地理志。见水经河水注。部为狭小，地方行政区划也就不能和西部一般多，西汉时期，太行山东平原的郡国西多而东少，也由于这样的缘故。虽然如此，究竟还是显示出西密东疏的情况。当然郡国区划的大小是有不同的原因的。两汉所谓的国是分封诸侯王的所在，它们和郡有同等的地位，一般是要比郡为小。郡国之下所隶属的县却没有这样多的差别。县的分布可以和郡国相参照。清末杨守敬撰绘前汉地理志图和续汉书郡国志图，当时的县邑皆历历标绘，一目了然。图上显示，靠近渤海地方的县是要比邻近太行山处为稀少。这就可以说明这个平
13、原西边的郡国所以较多不是没有道理的，而地方性的政治都会的增多，正是其间不同发展的具体表现。当时各地人口分布的疏密也显出同样的结果。战国及秦时具体的人口数字已无从知悉，两汉的人口的分布则汉书地理志和续汉书郡国志皆有记载，可以备征。由于当时的人们要负担过重的口赋和其它封建剥削，经常有逃亡的现象，所以当时政府所保存下来的户口数字，不可能反映出实际情况，不过各地互相比较，还可略相仿佛。两汉书所载的户口数字是按郡国计算的，而各郡国的幅员广狭不同，其间相差很大。由郡国的一般数字折合成每个县的平均数字，差可确实，而山区海滨的县境一般是要比较平地内陆宽大些，这是应该注意到的。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则靠近太行山
14、南段各郡国如赵国、魏郡、河内等处人口平均每县都在五万人以上，是要显得稠密些。其中赵国平均每县八万口，密度占太行山东的第一位。靠近太行山北段一些郡国如常山、涿郡、真定等处平均每县都不及五万人，就不如南段的稠密。由现代地形图观察，太行山南段东麓较为陡峻，山区也就较为狭窄，北段稍坦，山区也就显得广大，所以靠近北段各郡国的人口相应的显出不如南段的稠密，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就整个平原而论，是要把这样山地的因素提出，才算合理。渤海湾旁的渤海、平原两郡，平均每县都只有三万多人口，人口稀少，显出当地经济未能多有发展，也和上面所说的各种例证相符合。所可注意的，是列于中部的清河郡和东郡的人口都不能算是过少。按每县
15、平均人口来说，东郡有七万多人，在太行山东各郡中应该列成第二位；清河郡有六万多人，也随之占到第三位。东郡和清河郡处于平原中部，既不近山，也不滨海，所属各县的面积，是不如山区海滨的广大的，与此相应，人口也就显得多些。如果把这些条件算上，则这两郡人口也不是过高的。尤其是东郡，濒于黄河，接近中原，而当时中原经济是比较发展的，它的人口数目较多，也是无足怪的。到了东汉，由于两汉之间的乱离，全国人口都有减少，只有少数地区显得有些增加。太行山东平原这两种情形都有发现。首先是靠近太行山的各郡国都有减少，只有北端的广阳郡比前增加。这样的减少除过和全国各地有相同的原因外，东汉初年匈奴的侵略，使常山关和居庸关以东都受
16、到杀略抄掠。居于匈奴以东的乌桓，也不甘寂寞，追踪匈奴内犯，涿郡等处一样受到危害。而安帝时西羌的骚扰，也使赵、魏各郡国遭到摧残。当地人口的减少已成不可免的趋势。至于平原中部各郡国如巨鹿、清河、东郡一般也都比西汉时有所减少，其中清河国虽也减少，却因其它郡国减少较多，相形之下，好像它显得独为稠密。这几个郡国以北的河间、安平两国不惟没有减少，反而还有增加。这样的减少不多或者有所增加都不是当地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受到其西各郡国人口移动的影响。河间、安平两国之西就是中山和常山两郡国，而清河之西隔着巨鹿却是赵国和魏郡。由于匈奴、乌桓和西羌的骚扰，它们的人口是会向东迁徙的，而河间、安平和清河正是那几个郡国人民迁徙的尾闾。见后汉书一一九南匈奴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