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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贾、服注与杜注比较研究小编白酒编辑http:/ 谢谢一、问题的提出清代研究左传的学者，大都对杜预注极为不满，焦循在春秋左传补疏自序中，斥杜预为“司马氏之私人，杜恕之不肖子，而我孔子作春秋之蟊贼”，沈钦韩在春秋左氏传补注序里，认为历史上左传有四厄，其中第二厄就是杜预为左传作集解：“（杜预）起纨绔之家，习篡杀之俗，无王肃之才学，而慕其凿空，乃绝智决防以肆其猖獗之说，是其于左氏，如蟹之败漆，蝇之污白，其义理没于鸣沙礁石中，而杜预之妖焰为鸡为狗，且蓬蓬于垣次矣”；在几乎完全否定杜注的同时，清人却极力推崇汉儒古注，尤其是贾逵、服虔左传注，刘文淇在致沈钦韩书中说：“左氏之义，为杜征南剥蚀已久。覆勘杜注，真
2、觉疻痏横生，其稍可观览者，皆是贾、服旧说。”在他们看来，左传非贾、服注不足以阐述其精义。这种尊汉儒古训以驳杜注，最早可以追溯到顾炎武的左传杜解补正；其后惠栋左传补注继之，并开始辑佚旧说以指出杜注来源，这一工作，后来在洪亮吉春秋左传诂中得到了进一步、系统的完成，杜注左传，采用前人旧说往往不加标明，洪氏此书，则对杜注加以分析，逐条指出杜注的来源，这种穷根溯源的作法，目的仍在于破杜立汉，在训诂方面洪氏则多以贾逵、服虔注为主，“欲复汉儒说经之旧”；沈钦韩春秋左氏传补注也力主贾、服注而斥杜注；丁晏的左传杜解集正，则初步总结了清代学者攻击杜预的成绩。在清人看来，只要辑佚出贾、服旧注，使其重见天日，杜注的荒
3、谬之处就会不驳自现，所以清人破杜立汉的另一个举措，就是全面辑佚恢复左传贾、服汉儒旧注，这样的著作有严蔚春秋内传古注辑存三卷，还有沈豫春秋左传服注存二卷（续、补逸各一卷）；并以全面恢复贾、服汉儒旧注的形式，建立与杜、孔不同的新注新疏，李贻德的春秋左氏传贾服注辑述和刘文淇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为其代表作。实际上，左传贾、服注和杜注的对立，一直可以上溯到东晋南北朝时期，即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完成后不久。北史儒林传序云：南北所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虔，尚书周易则郑康成。东汉时服虔春秋左传注即已“大行于河北”，西晋时杜预注左传，在南朝宋、北魏
4、前期的山东、河北一带，开始为士人所传习，其后“河外儒生，具服膺杜氏”，可见，北学左传以服虔注为主，南学左传以杜预注为主，服注和杜注以南北学的形式对立起来。东晋、南齐时，杜、服注春秋左传彼此抗衡，并立于国学为博士。梁书儒林传载：崔灵恩，清河东武城人也。先在北仕为太常博士，天监十三年归国。灵恩先习左传服解，不为江东所行。及改说杜义，每文句常申服以难杜，遂著左氏条义以明之。时有助教虞僧诞又精杜学，因作申杜难服，以答灵恩，世并行焉。尽管崔灵恩习左传服解，在北仕为太常博士，但到南朝以后还要“改说杜义”，可见当时南学乃杜注左传一统天下；而对那些申贾、服义难驳杜注的左传学者，南学中的杜学维护者则大加批驳，维
5、护杜注，南史儒林传载：自梁代诸儒相传为左氏者，皆以贾逵、服虔之义难驳杜预，凡一百八十条。（王）元规引证通析，无复疑滞。在北朝也是一样的情况。魏书贾思同传：思同之侍讲也，国子博士辽西卫冀隆为服氏之学，上书难杜氏春秋六十三事。思同复驳冀隆乖错者十一条。互相是非，积成十卷。诏下国学集诸儒考之，事未竟而思同卒。卒后，魏郡姚文安、乐陵秦道静复述思同意。冀隆亦寻物故，浮阳刘休和又持冀隆说。至今未能裁正焉。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北齐。北史儒林传上：姚文安难服虔左传解七十七条，名曰驳妄。(李)崇祖申明服氏，名曰释谬。李崇祖之父李业兴师于徐遵明，徐氏专攻左传服义，“河北诸儒能通春秋者，并服子虔所注，亦出于徐生之门”
6、，李崇祖即继承父业申服驳杜；徐遵明的另一个弟子乐逊，也坚守师法，在西魏教授诸子，“通贾、服说，发杜氏违”。随着隋唐在政治上的统一，经学在唐代被定于一尊，左传贾、服注与杜注的对立，随着南北学的统一而消失。在政府认可颁布的五经正义中，杜预左传注得到了正统的独尊地位，而贾、服注则被冷落以致亡佚。然而问题并没有随着贾、服注的消亡而消亡，八百多年后，清人又再一次扛起了申贾、服驳杜注的大旗。它迫使我们不得不思考：贾、服注和杜注到底有何异同？两次攻杜浪潮的原因是什么？二、贾、服注与杜注之比较贾逵有关左传的著作，隋书经籍志著录有：春秋左氏长经二十卷、春秋左氏解诂三十卷、春秋左氏经传朱墨列一卷，后汉书贾逵传说他
7、还著有左氏条例二十一篇。服虔著作，隋书经籍志著录有：春秋左氏传解谊三十一卷、春秋左氏膏肓释十卷，此外还有梁代尚存隋唐已亡的春秋左氏传音三卷。在今存左传贾、服注佚文中，服虔注的数量多于贾逵注，尽管隋书经籍志著录有孙毓撰春秋左氏传贾、服异同略五卷，但由于服注和贾注多有相同，所以唐代孔颖达等撰左传正义在征引时常常将二人并举，每用“贾、服曰”来括引贾、服说。可见，正义已将左传贾、服注视为训诂上有相同特点的同一类型，这一看法，清人也没有提出异议。从后人所辑贾、服注的情况来看，由于有较多数量的注都笼统地系于“贾、服曰”等类似表达语之下，我们也已很难在今存贾、服注文中把二者明确地区分开来。那么，贾、服注与杜
8、注到底有哪些异同？一一逐年排列比较现存左传贾、服注和杜注，经过统计可以列出下表：左传贾、服注与杜注异同统计表鲁公相同条数相异条数隐公2216桓公2911庄公218闵公195僖公8023文公5021宣公3816成公2511襄公8840昭公10276定公246哀公6621十二公总计564254本表所据贾、服注佚文，只采自左传传文注而不采春秋经文注，从隐公到襄公五年，采自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以下简称刘文淇疏证）、重泽俊郎左传贾服注捃逸和李贻德春秋左氏传贾服注辑述（以下简称李贻德辑述），襄公五年以后采自重泽俊郎左传贾服注捃逸和李贻德辑述。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在整部左传中，贾、服注和杜注相同有564
9、条，相异254条，相同条数是相异条数的两倍多；从单独某个鲁公看，甚至从某个鲁公的某一年看（作者曾做过每个鲁公每一年贾、服注与杜注异同条数的详细统计表，在此文中略去），情况也大致如此，即贾、服注与杜注相同者多于相异者。杜注和贾、服注相同的情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杜注和贾、服注在措辞和意义上完全相同。这种情况很多，如隐公五年：“公曰：叔父有憾于寡人。”服曰：“诸侯称同姓大夫，长曰伯父，少曰叔父。”杜注：“诸侯称同姓大夫，长曰伯父，少曰叔父。”隐公十一年：“十一月，公祭钟巫，斋于社圃，馆于氏。”服曰：“馆，舍也；氏，鲁大夫。”杜注：“馆，舍也；氏，鲁大夫。”桓公二年：“师服曰：异哉，君子之名子
10、也。”服曰：“师服，晋大夫。”杜注：“师服，晋大夫。”同年：“士有隶子弟。”服曰：“士卑，自以子弟为仆隶。”杜注：“士卑，自以子弟为仆隶。”桓公十六年：“初，卫宣公于夷姜，生急子。”服云：“上淫曰。”杜注：“上淫曰。”桓公十八年：“夏四月，丙子，享公。”服曰：“为公设享燕之礼。”杜注：“为公设享燕之礼。”庄公二十年：“冬，王子颓享五大夫，乐及遍舞。”贾云：“遍舞，皆舞六代之乐。”杜注：“皆舞六代之乐。”庄公二十二年：“齐侯使敬仲为卿，辞曰：羁旅之臣，”贾云：“羁，寄；旅，客也。”杜注：“羁，寄；旅，客也。”宣公三年：“铸鼎象物”贾云：“象所图物，著之于鼎。”杜注：“象所图物，著之于鼎。”（二）
11、杜注和贾、服注在意义上完全相同，但在措辞上略有小异。如桓公六年：“以德命为义”服云：“谓若太王度德，命文王曰昌，命武王曰发。”杜注：“若文王名昌，武王名发。”庄公八年：“见大豕，从者曰：公子彭生也。”服云：“公见彘，从者见彭生，鬼改形为豕。”杜注：“公见大豕而从者见彭生，皆妖鬼。”昭公四年：“飨大夫以落之”服云：“衅以豚以落之。”杜注：“以猪血衅钟曰落。”定公十年：“且牺象不出门，嘉乐不野合。”服云：“牺、象，飨礼牺尊、象尊也。嘉乐，钟鼓之乐也。”杜注：“牺、象，酒器，牺尊、象尊也。嘉乐，钟磬也。”这种在措辞上的小异，往往是杜注取用贾、服说，而稍变其辞，这在下面几个例子中尤其明显：隐公三年：“
12、郑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服云：“得臣，齐世子名，居东宫。”杜注：“得臣，齐太子也。太子不敢居上位，故常处东宫。”桓公元年：“是以清庙茅屋”贾云：“肃然清静，谓之清庙。”杜注：“清庙，肃然清静之称。”桓公九年：“享曹太子，初献，乐奏而叹。”服云：“初献酒。”杜注：“始献酒。”有时甚至只变一二字：襄公二十九年：“适晋，说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曰：晋国其萃于三族乎！”服云：“言晋国之祚将集于三家。”杜注：“言晋国之政将集于三家。”昭公十二年：“昔我皇祖父昆吾，旧许是宅。”服云：“陆终氏六子，长曰昆吾，少曰季连。季连，楚之祖，故谓昆吾为伯父也。昆吾曾居许地，故曰旧许是宅也。”杜注：“陆终氏生六子
13、，长曰昆吾，少曰季连。季连，楚之祖，故谓昆吾为伯父也。昆吾常居许地，故曰旧许是宅。”（三）杜注同于贾、服说，但杜注常常简明总括言之。这种情况也很普遍。如桓公二年：“宋殇公立，十年十一战。”贾云：“一战，伐郑，围其东门；二战，取其禾；三战，取邾田；四战，邾、郑伐宋，入其郛；五战，伐郑，围长葛；六战，郑以王命伐宋；七战，鲁败宋师于莞；八战，宋、卫入郑；九战，伐戴；十战，郑入宋；十一战，郑伯以虢师大败宋。服说基本与贾说同，只是补记年分而已。杜注：“殇公以隐公四年立，十一战皆在隐公世。”桓公六年：“不以畜牲”服云：“马牛羊豕犬鸡六畜。”杜注：“畜牲，六畜。”庄公二十年：“虢公请器，王予之爵。”服云：“爵，饮酒器，玉爵也。一升曰爵。爵，人之所贵者。”杜注：“爵，饮酒器。”庄公三十二年：“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服云：“虞舜祖考来格，凤凰来仪，百兽率舞。”杜注：“亦有神异。”襄公二十五年：“公拊楹而歌。”服云：“公以为姜氏不知己在外，故歌以命之。”杜注：“歌以命姜。”同年：“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服云：“谓公义为社稷死亡也，如是者臣亦随之而死。”杜注：“谓以公义死亡。”昭公三年：“谗鼎之铭曰”服云：“谗鼎，疾谗之鼎，明堂位所云崇鼎是也。一云谗，地名，禹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