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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社会治理形式中的德治及其制度安排论社会治理形式中的德治及其制度安排一、法治与德治的哲学解析 人们往往试图发现德治与法治的人文根底，从人性善恶的哲学假设出发来理解德治与法治，认为，人性善的思想文化导致德治理论，而人性恶的思想文化导致法治理论。其实，问题并不是这么简单，关于这个问题，需要从不同的社会治理形式中来加以理解。对于统治型的社会治理形式而言，是无所谓法治的，假如说也存在着法律的话，那只不过是“治民之器”，是统治的工具。因为对于统治者来说，选择了什么样的工具可以更为有效地实现社会治理，这个工具就是好的。所以，统治者们在本意上并没有追求法治还是德治的动机。在统治型的社会治理形式中，对于被统治
2、者来说，德治无疑是好于法治的，因为德治在于治治者，对治者有着特殊的要求和约束；而法治那么完全是针对被治者的，治者那么是超越于法的作用之外的，不受法的约束。可见，统治型社会治理形式中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在法治与德治的问题上有着不同的要求。根据来自于被统治者的要求，选择德治就成了较为明智的统治方式。假如不是选择德治而是选择法治的话，那么这种仅仅针对于被治者的法治就必然会经常性地激化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使统治显得缺乏稳定性的根底。在这种情况下，假如统治者愿意在统治的过程中向被统治者作出妥协的话，也会走向德治的道路。所以说，统治型的社会治理形式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德治。而在管理型的社会治理形式
3、中，德治那么是一条走不通的路。其原因就在于权利的公共性与权利行使的个人性之间的矛盾。当然，社会治理需要建立在人性分析p 的根底上，现代哲学对人性的分析p 已经根本获得了这样的共同认识：人既有理性的成分，又有非理性的成分。在现实中，纯粹的“经济人”和纯粹的“道德人”都是不存在的。一般说来，生活在社会中的人，既不是绝对利己的人，也不是绝对大公无私的人。因为，社会不允许绝对利己而从不利他的人存在，也不可能为绝对利他而从不利己的人提供生存的空间。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人总是表现为“经济人”和“道德人”的混合物，是善和恶、理性和非理性、利己和利他的矛盾统一体。至于哪一种因素在人身上成为主导性的因素，是因人而
4、异的。而且，在不同的社会关系领域中，人的“经济人”因素和“道德人”因素也有着主次的区别。比方，在市场经济的领域中，人的利己特性会占主导地位，只是由于市场机制的作用才会把人的行为纳入到道德的范畴；而在公共领域中，那么要求人突出其利他的特性。社会治理的形式选择，正是根据这种对人的人性的认识而作出的，即通过法治禁恶，通过德治扬善。或者说，借助于法律的手段抑制人的损人利己行为和抑制人的非理性，而借助于道德的标准鼓励人的利他行为和激扬人的理性。这是法律与道德最为根本和最为一般性的功能。也是法治或德治的根据。但是，法律与道德的功能毕竟不能等同于法治或德治的社会治理方式，法治与德治作为社会治理方式是与特定的
5、社会历史阶段联络在一起的。统治型的社会治理形式一般选择了德治的社会治理方式，但只是外表上的德治，本质上那么是“权治”。而管理型的社会治理那么必然选择法治的社会治理方式。根据把法治与德治与两种文化传统或两种不同文明联络在一起的做法，就会把法治看作为西方文明的结果，认为中国的文化传统决定了中国并不适宜于实行法治。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因为，根据一些理论分析p ，可以发现，法治与德治都是根于某种人文精神的，都是由于对人的价值、人的生存意义的关注和对人类命运的关心而作出的制度选择。法治是对人的存在、价值、命运的考虑、关注和把握过程中的产物，德治也是出于为人提供扬善抑恶、和谐共存之生活环境的目的。但是，长期以来，也存在着另一种错误认识，即把法律精神与1 2 3 第 页 共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