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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十六世纪东南中国与东亚贸易网络蓝色科教 海洋利用 海国图志 碧海情韵 遨游四海 校园椰风 您现在的位置： 中国大学生在线 海洋之窗 碧海情韵 阅读文章 11/10/2005 16:30:55 星期四 十六世纪东南中国与东亚贸易网络 十六世纪东南中国与东亚贸易网络 作者： 杨国桢 更新时间： 2004-12-27 15:02:56 转贴自： 江海学刊 15世纪末新航路的发现，揭开了近代海洋时代的序幕。16世纪，海洋交通和贸易打破了洲际阻隔的局面，海洋世界的经济互动突破局部性的传统模式，带有全球性的意义。以漳州海商为先锋的东南海洋力量突破明朝的海禁崛起，西欧海洋势力葡萄牙东进亚洲海域，日本海洋势力
2、倭寇南下东海，东南中国海洋区域成为东西方海洋竞争的舞台。中国主导的海洋社会经济圈即东亚贸易网络，出现激烈的动荡局面。 东南海洋社会经济圈的破坏与修复明初，宁波外洋兰山、秀山岛民参预方国珍割据势力的反明活动遭到镇压，逃亡高丽的叛民也被引渡究办之后，尚有一些残余势力从兰、秀山逋逃盘踞耽罗（今济州岛）。朱元璋痛感海道可通外邦，担心沿海“莠民”勾结海外诸国，威胁王朝的统治，于洪武四年十二月（1372年1月）初七日，令吴祯籍兰、秀山居民船户和方国珍旧部共111730人，分隶各卫为军，并重申海禁：“仍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明州、泉州、广州三市舶司于七年(1374)也同时关闭废弃。嗣后，倭寇不时骚扰山东至闽
3、浙沿海，沿海人民诈倭为寇，屡以事闻。特别是洪武十四年(1381)明廷争取日本配合遏制倭寇的交涉失败以后，朱元璋调整了防倭战略，洪武十九年(1386)派汤和到浙江，二十年(1387)派周德兴到福建，于沿海置卫建城，构筑守土防御型的东南防线。为了防止沿海防线外的岛屿居民与倭寇勾结，洪武二十年(1387)六月初九日，朱元璋下令将浙江昌国县（今舟山市）废县徙民，旋又将昌国卫迁到象山县的天门山。17天后，又下令徙福建海洋孤山断屿之民。昌国徙民包括46岛34000余人，仅保留舟山岛8805人，设昌国乡，隶于定海县（今镇海）。宁波金塘、大榭台、温玉、环右塘旧有居民，亦徙入内地。（注：谈迁：谈氏笔乘，净海。）
4、徙民的范围还扩大到浙南诸岛，台州之玉环、高丕，温州之南麂、东洛等山，也一洗而空之。（注：陈仁锡：皇明世法录卷七十五，海防浙海靖海寇以绝衅端议。）福建海洋孤山断屿徙民，包括福宁州的浮膺山、俞山，连江县的上竿塘山（北竿塘）、下竿塘山（南竿塘）、大小亭山、官岭、蛤沙，福清县的海坛山（今平潭县）、小练山、双屿、草屿、东草屿、堂屿、盐屿，莆田县的上黄竿、下黄竿、南日山、湄洲屿，惠安县的乐屿，晋江县的彭湖屿（今台湾澎湖县），同安县（今厦门市）的鼓浪屿、大嶝屿、小嶝屿、彭舆屿、夹屿，人数达20万人左右。东海近岸岛屿带的社会经济遭到毁灭性的打击。逃海为生和私自出海贸易的商民变为“海岛流人”，在东南亚的一些地方
5、建立移民社区，但和本土的联系被人为地切断了。永乐元年(1403)，明朝复置宁波、泉州、广州三市舶司，准日本通贡宁波，琉球通贡泉州，但民间海禁事例并没有取消。永乐三年(1405)至宣德八年(1433)的郑和七次下西洋，以长江口内的刘家港和福建长乐为基地，得到东海沿岸卫所和民间人力、船只、物资和航海技术的支持，驰聘于传统的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圈，远达西亚、东非，但由于郑和大航海实质上只是朝贡贸易的逆向形式，对本土海洋经济的影响甚微。宣德以后，明朝官方从海洋退缩，沿海民间的出海走私贸易才在海禁的夹缝中悄然兴起。特别是在明朝指定的琉球通贡港口泉州附近的九龙江口海湾地区，有许多偏僻的港汊，当地的濒海居民利用
6、处于通琉球航道的自然环境优势与不漳不泉、官府鞭长莫及的社会环境优势，以及琉球需要中国商品到南海诸国换取贡品和附搭货物的强烈需求，从事私贩贸易。如宣德五年(1430)八月，漳州巡海指挥杨全“受龙溪县人贿赂，纵往琉球贩鬻”（注：明宣宗实录卷六九，宣德五年八月癸己。）。宣德九年(1434)三月，“漳州卫指挥贾庸等私通番国”（注：明宣宗实录卷一九，宣德九年三月辛卯。）。正统三年(1438)十月，“福建按察司副使杨勋鞠龙溪县民私往琉球贩货”（注：明英宗实录卷四七，正统三年十月壬子。）。“海中扼要，南澳、中左、金门、铜山同一体”（注：金门志卷二，戴冠：上经略南澳书。），诏安湾的漳潮居民也被带动起来。从而孕
7、育出漳州航海贸易势力的两个子系统：九龙江口海湾地区以漳州府龙溪、漳浦县和泉州府同安县人为主体，诏安湾地区以漳州府梅岭、铜山和潮州府饶平、南澳人为主体，以闽南方言为纽带，结成十百成群、各自活动的地域海上群体。他们通过琉球国的中介，间接恢复了和南海诸国的经济交往。而琉球国则利用东南海商在传统东亚贸易网络的缺位，进入“大交易时代”。正统九年(1444)，浯屿水寨自浯屿内迁厦门中左所，走私通道更为畅通。此后，九龙江出海口海湾地区的海商除交通琉球外，积极寻求恢复传统的海洋社会经济圈，重开与东南亚的直接贸易。闽广交界诏安湾地区的漳潮海商，也加入这一行列。正统九年(1444)二月，“潮州府民滨海者，纠诱傍郡
8、亡赖五十五人私下海，通货爪哇国”（注：明英宗实录卷一一三，正统九年二月已亥。）。正统十年(1445)三月，“福建缘海民有伪称行人正使官，潜通爪哇国者”（注：明英宗实录卷一一七，正统十年三月乙未。）。正统十一年(1446)四月，“福建都指挥佥事薛诚提督海道，奸民通番不能防捕”（注：明英宗实录卷一四，正统十一年四月丁卯。）。景泰三年(1452)六月，英宗“命刑部出榜约福建沿海居民，毋得收贩中国货物、置造军器，驾海交通琉球国”（注：明英宗实录卷二一七，景泰三年六月辛巳。）。景泰四年(1453)，“月港、海沧诸处民多货番而善资”（注：何乔远：闽书卷六十四，文志漳州府。点校本第三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9
9、4年版，第1855页。）。天顺二年(1458)七月，漳州海贼严启盛“招引番舶至香山沙尾外洋”，亦即澳门（注：郭：粤大纪卷三，海岛澄波。）。成化七年(1471)，“福建龙溪民丘弘敏与其党泛海通番，并令其妻冯氏谒见番王夫人，受珍宝等物”（注：明宪宗实录卷九七，成化七年二月乙酉。）。此时，九龙江口海湾地区的“湖海大姓私造海船，岁出诸番市易”（注：何乔远：闽书卷四十七，文志漳州府。点校本第二册，第1215页。），如上引事例中的琉球、爪哇、暹罗、满刺加诸国，基本上恢复传统海洋社会经济圈内的直接贸易关系。成弘之际（15世纪80年代），月港已是九龙江口海湾地区对外贸易的中心，“舶主上中之产，转盼逢辰，容致巨
10、万”，号称“小苏杭”（注：崇祯：海澄县志卷十一，风土志风俗考。）。16世纪漳州火长使用的、首页题为“顺风相送”的针路抄本，传抄自15世纪的古本，记录自月港门户浯屿、太武出发的往西洋针路7条，即浯屿柬埔寨；浯屿大泥（今马来西亚Patani）、吉兰丹（今马来西亚Kota Baru）；太武彭坊（今马来西亚彭亨州北干Peken）；浯屿杜板（今印度尼西亚东爪哇厨闽Tuban）；浯屿杜蛮（即杜板）、饶潼（地与杜板相连）；太武、浯屿诸葛担篮（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加丹那Soekedana）；太武、浯屿维；往东洋针路3条，即太武吕宋（今菲律宾马尼拉）；浯屿麻里吕（今菲律宾马尼拉北部的Marilao）；太武琉
11、球（今日本冲绳县那霸）。另有自福州五虎门出发经太武、浯屿往西洋针路2条，即五虎门太武山、浯屿交趾鸡唱门（今越南海防市南海口）；五虎门太武山暹罗港（今泰国曼谷港）。这几条直接航线和中转的东亚东南亚局部短途航线相连接，基本上覆盖了马六甲海峡以东的传统东亚贸易网络。（注：杨国桢：闽在海中，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版，第5367、195页。）在葡萄牙人东进亚洲海域之前，九龙江口海湾地区和诏安湾地区的海商重新取得东亚贸易网络的主导地位。诚如美国历史人类学家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所言，中国东南区域进入漳州发展周期。 闽浙沿海中葡互市的兴亡弘治七年(1494)，达伽马(Vasco do
12、 Garna)首次航抵印度古里(Galicut)，标志葡萄牙海洋势力东进亚洲的开始。历史学家指出，达伽马的船队在古里可能已与来自中国的海商相遇。在此后几年，可能有葡萄牙商人以附舶形式随中国船队前往中国。现存葡萄牙史料最早的明确记载是正德四年(1509)，葡萄牙人首次抵达满刺加（马六甲）时，在马六甲港一旁的海岛泊有三艘中国船，“我们一到这里，中国人的船长就乘一艘小船出来，和他一起的还有一位体面的人他们向司令的船驶来，司令高兴地接待他们，并奏乐和鸣放礼炮因为翻译听不懂他们的话，又派人找来一位懂他们语言的当地人，他们谈论很多事情，互相询问对方国王和王国的事情谈了好长一段时间后，中国船长请司令和船长们
13、改天去他们的船上吃晚饭。司令接受邀请前往赴宴几个小时后我们的人才告辞，中国船长把他们送回船上后才返回自己的船上”（注：佚名：葡萄牙人发现和征服印度纪事（手稿），转引自澳门文化杂志中文版第31期，1997年夏季，第27页。）。正德六年(1511)，葡萄牙人攻占马六甲前，在港外和中国帆船相遇，并和中国商人谈话，中国商人还用杉板船接应葡萄牙先锋部队登岸。正德八年(1513)，葡萄牙马六甲首任城防司令卢伊德布里托帕塔林(Rui de BritoBotalha)在致马六甲总督的信中，说他接待了一位名叫cheilata的中国商人。后在致葡王的信中，又说有一只船载着一位代理商和一位文书首航中国。实际上，这位
14、代理商乔治阿尔瓦瑞斯(Jorge Alvares)乘坐的船是由中国船队领航和护送，才平安抵达广东外海的屯门。（注：张增信：明季东南中国的海上活动（上编），台北：私立东吴大学中国学术著作资助委员会，1988年，第196202、271272页。）葡萄牙人没有也无法弄清这些首次接触的中国海商的身份。当时在马六甲商站任职员的托梅皮里士(Tome Pires)说：“马六甲有四个沙班达尔，他们是市政官员。他们接待帆船船长，并管辖他们（其中）一个管理中国、琉球、chincheo（漳州）和占婆的商人。”（注：考太苏(Armand Cortesao)编译：东方诸国论第一卷，伦敦，1944，第265页。）据日本学
15、者小叶田淳中世南岛通交贸易史的研究，在葡萄牙人未来满刺加之前，每年有从漳州来的商船四艘，运载金银生丝，换回印度的产物（注：转引自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16页。），相信他们就是漳州海商。正德十三年(1518)，乔治马斯卡尼亚斯(Jorge Mascanrenhas)在屯门雇佣中国舵手和译员（注：熟悉往琉球航路和语言的舵手和译员都是福建人，特别是漳州人。参见杨国桢明代发展中琉友好关系的漳州人，琉中历史关系论文集，日本冲绳：琉球中国关系国际学术会议，1993年版，第149161页。），驾船跟随返回的琉球船首次进入中国东南海洋区域，来到漳州(chincheo)。由于错过了季风，无法前往琉球，在那里停留到9月才返回屯门，了解到当地物产丰富，人民友善，而他们携带的胡椒等物适合交易又值钱（注：国王唐曼内奥编年史第四和最后一卷，里斯本，1567年，第24章。转引自英CR博克舍编注、何高济译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25页。）。正德十六年(1521)，明军驱逐葡萄牙人出广东屯门，并阻绝安南、满刺加诸番舶，“福人导之改泊海沧、月港”（注：胡宗宪、郑若曾：筹海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