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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3-02-28每晚正能量 北京十一学校亦庄实验小学五分钟快读先生2： 回到常识每位老师必须要了解的民国大师请登录http:/ “先生”二字，无论今日应用得如何广泛，但在邓康延这里，它是“一种称谓，一部纪录片，一种期许”。由深圳市越众影视公司出品的10集纪录片先生，分别以蔡元培、胡适、马相伯、张伯苓、梅贻琦、竺可桢、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陈寅恪10位大师为传主，穿越时空，再现先生们的人生历练、思想伦理和个性修为。 再不纪录人去景失 记者/刘春甫邓康延，曾任凤凰周刊主编，现为纪录片制作人胡适，字适之，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曾担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193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台湾作家张大
2、春为先生题字：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梅贻琦，字月涵，师承张伯苓，有学生沈从文、杨振宁、汪曾祺等，1931年出任清华大学校长梁漱溟，国学大师，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竺可桢，字藕舫，气象学家、地理学家，担任浙江大学校长13年记者：拍这部片子，您感受最深的是什么？邓康延：每一位先生都是个性分明、风骨卓然的，不管是早早去世的、留在大陆或去了台湾的。每个人都足以辉映后世。他们有跨越中西的学养、端庄的人格，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们是活生生的，有个性、有癖好、有担当，在兵荒马乱或是浮华喧嚣中，保有民族文化的定力。他们的普通生活记下来都栩栩如生、熠熠生辉。这不是装出来的，或被人做出来
3、的，他们入世又出世，浑然天成。记者：您从他们身上主要看到了一种什么精神？邓康延：胡适的儒雅理性可能遭激进主义一派骂，梅贻琦点滴务实办校又可能让人小瞧，晏阳初的俯身乡村平民教育可能会让现今名校教授们不屑一顾。比如说梅贻琦后来办新竹清华，不求大只求符合教育规律，先办研究所，扎扎实实办到现在，在世界的大学排名，远超过规模、人力、国家投入都大得多的北京清华母校。纪录片就是要摆事实，少讲道理。记者：在中国目前的环境下，拍纪录片其实是不赚钱的，您是如何一直坚持的呢？邓康延：我会告知公司新来员工，这不是个赚钱的行业，能维持拍片就是赢。纪录片是时间的沉淀，时间越长越耗力耗钱，而其价值也在时间的推移中显现。难，
4、拍的人就少；拍的人少，就越发需要。一些人或事再不记录，就可能人去景失、混沌一片了。此外，实际操作中，政策上的规条，内容上的不及电影电视剧的花哨轻松，播出上的平台稀少，播出收入低廉的收支失衡，都是纪录片的困境。好在有深圳的文化基金补贴，一些企业友人赞助，我们再做点商业片勉强维持。业内友人看我们已做了上百集片子还能喘气，已觉得像奇迹。记者：先生之后接下来您准备拍什么？邓康延：10集先生是说人，下一部10集教育启示录是说事，希望能对当下教育有所触动。已启动的10集黄埔军校是我们与深圳广电集团联合出品、与台湾纪录片前辈陈君天先生联手制作的。还有12集民间，梳理本城的各类民间组织和机构，他们走在国内城市
5、的前面，是公民社会的雏形，是社会变革的力量所在。民间力量当然应该有民间影视来见证。对邓康延而言，对民国精神的守望，对教育的支持，也是对未来公民社会的期待。他说：“我就是想回到小学课本一样的常识。”邓康延，上世纪50年代生于西安，1977年考入西安矿院地质系。1982年开始写作，出版有各类著作及电视作品。1992年南下深圳，曾任职深圳青年策划总监、香港凤凰周刊主编。现为深圳越众影视公司董事长，主要从事纪录片制作，作品有寻找少校发现少校深圳民间记忆先生等。为了记录片的拍摄，邓康延2010年2月在美国国家档案馆查阅资料。拍摄纪录片寻找少校和发现少校的六年时间里，邓康延多次去云南，在腾冲搜到几册民国小
6、学国文课本，成为拍摄先生的契机。他好奇，“当时的教育之风如此，民国学生和先生都是什么样的呢？”于是，说干就干，酝酿近十年，筹备两年多，拍摄近一年，召集数十人组成四个团队，采访上百人耗资逾百万纪录片先生的前十集，终于于近日出炉。从深圳青年到凤凰周刊办杂志，再转行做纪录片，拍摄远征军抗战系列，深圳民间记忆系列，再到不久前的老课本新阅读和十集纪录片先生。作为50后生人，几十年对复杂社会历史的亲验与观察，最终变成一个简单的行动纲领：如何讲述，如何启发，如何坚持。对邓康延而言，对民国精神的守望，对教育的支持，也是对未来公民社会的期待。他说：“我就是想回到小学课本一样的常识。”关于先生那些背影，让我们发现
7、民族的正面先生第一个十集的背后，是他所理解的先生和大学，其中，既有“南渡派”也有“北归派”。蔡元培和胡适的北大、马相伯的复旦、张伯苓的南开、梅贻琦的清华、竺可桢的浙大，晏阳初、陶行知和梁漱溟的平民乡村教育、以及陈寅恪的学术风范由学者作家傅国涌、余世存、张冠生、熊培云等为纪录片写文本、做顾问。胡适一集和张伯苓、蔡元培两集托付给导演高小龙和高群书，陈寅恪则由纪录片导演王韧主导所有的候选对象，都有文化人的正能量，不可替代，开风气之先。接下来的第二辑里，鲁迅、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傅斯年、钱穆、司徒雷登一一列入候选。其中，他最爱胡适，拍胡适时好似听先生在上课，“有些道理我不认同又没办法不佩服”，胡适
8、认为包容比自由更重要，所谓民国期间的文化就是互相对垒中取长补短，达到新的融汇，这样才会有相对合理的思想和文化体系出现。邓康延最终敲定的先生形象是一袭长袍背影，清瘦矍铄，眺望着远方。他的片头词：“那些背影，让我们发现民族的正面。”在发现少校里有个镜头，腾冲九千多阵亡将士的墓碑卑微地罗列成排。一旁的馆长介绍，很多人的骨灰都混在一块，想到那些默默死去的十八九岁的军人，拍摄中的他们泪湿了。“你无法不还他们一个真相”，邓康延说，如果糊弄历史，未来就会报复你陷阱。这些年，他看过无数人的历史。当时下的人们认为社会中坚的50后与诸多时代问题相关，且“非黑即白”的解释系统非常可疑。他说：“每一代人都没办法去代替
9、另一代人，骨子里的东西没法改变，就像没有皱纹的老奶奶是很可怕的，这种沧桑一定会落到你的生命里。”从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每一辈人都形成特定世界观，更年轻的一代看到的世界充斥着有毒大米和地沟油，非常可疑，所以他们消解崇高。而他们50后，因过去的耳闻目睹和经受的苦难，对非黑即白的事情更敏感。而非黑即白在追寻历史真相时，也是一种可贵动力。有一回，自己与杨锦麟对饮，聊到下乡时俩人抱头落泪，杨曾经恨过那个让他带病下地的生产队老队长。很多年后，老队长临死时，带着懊悔念着他的名字，他哭了，这是两个人也是两代人的和解。他们不是无悔青春，其实很悔，想多看几本书，不甘心青春耗在这样政治混乱的时代里，但这经历又
10、成为他们的钙质。最近播映的知青代表了50后的一种返甜情结，“现在分布在体制内外各个中坚的50后，多是一批上了大学的老三届知青，都曾经天真热诚。”而自己和杨锦麟这样的人是那个时代的批判者。有好友说他偏激，可又认为他活得更率真。“当人们已经怀疑了原来信奉的主义，又找不到新的来支撑，就很可能以物欲和权力作为支撑。”他信奉那句简单的话，好的制度能让坏人变好，坏的制度能使好人变坏。对话思想者新京报：你在先生里说，先生更像一面镜子，“那些背影，让我们发现这个民族的正面”。民族的正面有什么东西我们值得留下来？邓康延：老课本新阅读和先生，都代表那种民国精神，这精神是什么呢？国民意识，公民意识的觉醒。我让设计师
11、用一个背影来展示，矍铄高古，当民族内外诸多不幸，虽千万人吾独往矣。一国最重要的是教育，教育最重要的是小学，小学最重要的是课本，蔡元培、胡适和张元济等都参与编过小学课本，民国的精神就是从小学课本开始的，教育说人话，做人事，而不是说空洞的大道理。我在腾冲找到的最初的三本老课本，内有传统文字的张力和童趣，具备家国常识和美育常识。这几十年已经远离了那个温文尔雅、平和说理的文风，我们最近在拍的教育启示录，则着重眼下，也是呼应民国先生的一种方式。教育是立国之本，我们要借鉴好的东西，让人们自然去选择和欣赏，而非跟着空洞的宣传口号。新京报：你很早提出过读图时代、影像时代的说法，作为一个资深的新闻和文字工作者，
12、为何将个人对社会的体察转向了纪录片？你理解的记录精神是什么？邓康延：当我还在凤凰周刊，想去挖掘社会和历史，觉出了白纸黑字的相对苍白。看国外纪录二战和重大历史事件的片子，有对当事人和后代的采访，有原景或原地影像。从这一点来看，一千字抵不上一段图片和影像。现在我慢慢觉得，商业不是纪录片的坟墓，不尊重真实才是坟墓。我所理解的纪录片理念简单说就是“发现记录人”，人是核心。深入一个人和一部纪录片，很多冠冕堂皇的谎言会被粉碎。纪录片，就是已经发生的，正在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真实，你无法去演戏或者掩饰。新京报：除了远征军、民国先生和教育，深圳也是你的主要拍摄题材，为何选择这样一个商业精神和民间社会生长的特区？
13、你说过对未来抱有期待，深圳是否符合这种期待？邓康延：我记得1992年我刚来深圳工作，城市和我同一天生日，张灯结彩。这里是移民城市，也是义工联、各类民间组织最发达的地方。靠近港台澳，能较多感受到商业精神和民主氛围。政府也相对宽松，使得民间气氛较为活跃。任何一个社会，唯有民间力量比政府力量更大，才更有活力。不管经济还是文化，垄断其实就是倒退，现在，那么多年轻人只图安稳，挤破脑袋要进入体制，还不如上世纪80年代那些公务员下海有勇气。我们曾拍“深圳民间记忆”、“岁月山河深圳人”和“迁徙”等，现在十二集的民间已拍了半年，从百多个深圳有影响力的民间组织里选了二三十个对比地去拍。看上去他们是志趣相投的群体，
14、到最后一定会向社会发声，例如，对山野自然的尊重，和人内心对自由民主的向往是相通的，读书会、残疾人组织、眼角膜手术光明行、支教等等，都在用科学规则，用集体力量，推动社会，这是未来公民社会的雏形。重回适之路，是邓康延担任制片人的纪录片先生中的一部。恢复高考首年，邓康延考入西安矿院。毕业分配后任地质工程师，之后南下深圳进入媒体。从深圳青年编辑部主任到凤凰周刊主编，邓康延又成立了以“发现不应被湮灭的人和事”为宗旨的越众影视公司，专情拍摄纪录片。从寻找少校开始，到深圳民间记忆、发现少校、迁徙、先生等，到正在进行拍摄中的重返野人山、黄埔军校、教育启示录邓康延说：“看着转变挺大，其实都有内在的缘由。” 一本
15、民国课本引出先生2008 年，邓康延担任制片人，在云南腾冲拍摄发现少校（今年4月在第45 届休斯敦国际电影节上获得纪录片竞赛单元“雷米”金奖），无意中发现了1922 年腾越小学学生姜兆信的民国课本，课本中的方块汉字，勾勒出一个与当下截然不同的语境。邓康延被其深深打动，以此为材撰写专栏、出版书籍，引发了社会上的“老课本热”，也由此催生了他酝酿十年的纪录片先生的拍摄：“民国先生，远去的精神。蔡元培、胡适、马相伯、张伯苓、梅贻琦、竺可桢、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陈寅恪，十人十集，舒展性情、经历、作为，感性血肉，理性骨骼，莫不传奇而人性。”知名纪录片导演马莉接下了蔡元培、张伯苓的拍摄任务；高小龙主动请缨拍摄胡适；知名纪录片导演王韧主导陈寅恪其余六集则由团队里原凤凰卫视的纪录片导演钱喻、刘硕勤执导。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