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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三章 中国古代领导思想的精华一、重视领导的基础（一）民为邦本，顺乎民意。民本思想在夏朝即有萌芽，在春秋时期基本形成。孔子说：“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本”。太平御览载，孔子的学生子夏将君民关系喻为鱼水，提醒执政者不要脱离民众：“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水也。”战国时期，民本思想达到了高峰，有代表性的观点是孟子的“民贵君轻论”和荀子的“君舟民水论”。汉唐以后，民本思想也有一定程度的丰富和发展。民本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第一，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国家能否治理得好，关键在执政者能否赢得民心。管子指出：“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所以要治理好国家，“必当下顺民心”。宋代程颐云：“
2、为政之道，以顺人心为本。”历史表明，民心向背关乎统治的稳固和长久，关乎国家的兴衰成败。政局的治与乱，事业的兴与衰，国家的存与亡，以及为政者个人的荣辱得失，莫不系于此。第二，顺乎民心，取信于民。统治者欲得民心，必须顺乎民意，获得民众的信任。孔子认为，民众的信任比粮食军备更重要，是治国理政第一位的大事。要取信于民，执政者首先要顺乎民意，倾听百姓的呼声，顺从民众的意愿。第三，统治者要信任民众，相信民众，要开诚布公，以诚待民，无伪诈之心。第四，统治者要作风正派，举止得体，以身作则，公正廉洁。（二）富民教民，民安邦固。民众既然是国家的基础和根本，因此统治者的基本职责就是富裕民众，教化民众。1、富民。民富
3、，才能国富。只有民众富裕了，生产才会越发展，国家才会更富裕。荀子云：“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则出实百倍。”民富，才能君富。论语云：“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荀子云：“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只有让老百姓先富起来，方能实现“上下俱富”。民富，才能国安。管子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百姓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国家就安定。怎样才能富民呢？古人主张：首先要体恤民众疾苦。孔子要求执政者对民众要“仁爱”，孟子要求统治者要“爱民如伤”，行“仁政”。其次要兴利民之举。所做的事情要对老百姓有利，要多做些于民有利的实事、好事，正确处理取民与予民的关系。再次，要有富民之策。统治者不仅要有富
4、民之心，而且要有富民之策、富民之举。要轻徭薄赋，取民有制；劳役适度，不误农时；体察下情，关心痛痒，帮助民众发展生产，使百姓拥有土地等基本生活资料等。2、教民。民富，不一定国安，为了国家的稳定和统治的久远，还必须教化民众，使民众服从统治。孔子认为，在经济上使民众富裕起来之后，统治者的第二件大事就是对民众进行教化，即“富之”、“教之”。孟子认为，有无教化是区别人类与禽兽的根本标准：“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并且通过对民众的教化可以改善执政者与民众的关系，从而赢得民心。“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教化的
5、核心内容是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等道德规范。二、重视领导艺术和方法（一）儒法相济，德刑相辅。德治与法制、王道与霸道是中国先秦时期儒法两家提出的相互对立的政治主张，后来成为封建统治者的基本治国方略。1、儒家主张实行礼治、德治、仁政、王道。这种治国方略的核心是主张以德治国，以德服人，通过德治达到天下太平，国泰民安。孔子主张“为政以德”，孟子认为“以德行仁者王”。儒家以德治国的主要内容和特点是：第一，依靠君主和各级官吏个人的能力品德来治理国家，不大重视法制的作用。他们认为：“有治人，无治法”、“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把国家的兴亡、人民的安危祸福寄托在个人或少数
6、人，即明君、贤臣、清官、廉吏的身上。第二，主张礼治，用温和的手段来治理国家，主要方法是礼仪教化、等级名分、典章制度、行为规范等。第三，要求统治者有爱民之心。主张爱民恤民，使百姓安居乐业。第四，提倡伦理至上，以德治国。将道德政治化，政治伦理化，把伦理纲常作为治国的根本，把修养教化作为管理社会的主要手段。2、与儒家相反，法家主张法制、霸道。其核心是依靠严峻刑法来达到国家大治。其主要观点和特点是：第一，重视法制。认为人性本恶，“民固骄于爱而听于威”，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使人向善是不可能的，只有靠严刑峻法才能治理好国家。第二，提倡重法严刑。韩非子强调必须用暴力进行威慑，“崤其法而严其刑”、“法莫如重，使民
7、畏之”。最后达到“以刑止刑”，天下大治。第三，重视法制队伍建设。“吏不良，有法而莫守”，“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需要指出的是，儒家和法家虽然在治国主张上根本对立，但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过程中，历代的统治者把两者作为工具结合起来运用，外儒内法，儒法相济，德刑相辅，根据统治的实际需要，交替使用，以巩固和维护其统治。 （二）重视人才，选贤任能。历代统治者都高度重视人才，选拔和使用人才，在隋唐时建立了科举制度，用于考核与选拔人才。在关于发现人才、选拔人才、使用人才、培养人才等方面，古人留下了丰富的宝贵思想。第一，人才为本。人才是国家兴衰、事业成败的关键因素。所以，历代统治者和思想家都
8、高度重视。管子云：“天下者，无常治，无常乱，不善人在则乱，善人在则治”，所以“争天下者，必先争人。”荀子总结说：“尊圣者王，贵贤者霸，敬贤者存，慢贤者亡。”范仲淹说：“得贤杰而天下治，失贤杰而天下乱。”第二，选贤任能。中国古代除了皇帝是世袭制之外，在选拔各级官吏时都要求遵循任人唯贤的原则，在用人标准方面，强调德才兼备。管子主张德、功、能三者兼顾。墨子将德、官(处理政务的能力)、劳、功四者并列。荀子提出“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认为德、能不可或缺。唐太宗李世民要求官吏“才行兼备”。第三，知人善任。统治者要能选贤任能，必须要学会识别人才、发现人才，掌握观察人、了解人、考核人的方法。其主要内容有：
9、（1）察人七途：鉴其表、听其言、察其行、观于友、询于众、试于事、考于绩。（2）取人八忌：忌以貌取人，忌以爱憎观人，忌以固定模式律人，忌以出身资历相人，忌以一时一事论人，忌以传闻毁誉鉴人，忌以假象判人，忌以私心察人等。第四，用人之道。统治者要善于使用人才，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其要点是：()扬长避短。人有长短，世无全才，关键要善于扬长避短。()职能相称。人才有不同的类型，为此必须因事设职，因职择人；大才大用，小才小用；善于组合，取长补短。()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主张以诚相待，充分信任，给予人才一定的权力和自由。（三）赏罚并行，奖惩分明。 1、赏罚并行，功过相称。赏与罚，奖与惩，二者互相依存，相
10、辅相成，不可分割。一方面，奖赏的作用是褒扬、鼓舞，从正面进行激励；惩罚的功能是威慑、惩戒，从反面进行督促。赏罚并施，才能引导人做好事，禁止人干坏事，使人进有所得，退有所失，各尽其能。另一方面，赏罚要公正，必须功过相称。赏有所依，罚有所据。奖之薄厚，惩之轻重，须与功过相称，既不能小功大赏，大功小赏，也不能重罪轻罚，轻罪重罚。并且不分亲疏贵贱，一视同仁。赏罚只有公正，不徇私情，才能真正起到激励作用。2、奖惩分明，及时守信。奖赏和惩罚要分明，使受奖者得到真正的实惠，该重奖则重奖，使之引人羡慕效仿。进行惩罚，要足以使受罚者受到真正损失，以儆戒他人，不敢重犯。如果奖惩不痛不痒，贤者就会不屑一顾，恶者就有
11、恃无恐，这样适得其反，还不如不搞。奖惩还应该及时守信。有功则奖，有过则罚，要及时兑现，立竿见影。否则，事过境迁，则效用大减。该奖则奖，该罚则罚，信守诺言，才能真正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四）集思广益，多谋善断。第一，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古人强调做任何事都必须预先进行周密的谋划。第二，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全面深入地了解各方面情况，掌握基本的信息，是谋划的前提第三，兼听则明，偏听则暗。领导者知识、经验、智慧有限，只有兼听广纳，博采众议，集思广益，才能防止决策失误。汉代桓宽说：“谋及下者无失策”。清代思想家唐甄说：“以众人之明为一明，以众人之聪为一聪”。三、重视领导者的道德修养（一）修身正己，为政以德
12、。为此，领导者应处理好以下关系：第一，公与私。要求立政为公，不谋私利，不徇私情，不行私人权术，不计私仇私怨。第二，言与行。要求谨言慎行，知行合一，言行一致，身教重于言教。第三，义与利。要求“见利思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第四，勤与惰。要求“称身就位”，“计能受禄”，不尸位素餐，警惕“少德而多宠”、“才下而位高”、“无功而受禄”。（二）清正廉明，为政之本。而反腐倡廉的措施主要有：1、重教育。对官员在入仕前和如仕后都加强廉政思想的灌输和训诫；旌表廉吏，树立榜样，以正风气；执政者以身作则，严于律己。2、重预防。防微杜渐，及时治理，“勿使积重难返”。3、重高官。抓上层，治下先治上，正人先正己，“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4、重法制。严刑峻法，重法治贪。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