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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谁在助推洪宪帝制? 袁世凯称帝背后的六股张力某种程度上,袁世凯的称帝也是社会合力的结果，拦不住。那么，都谁在助推洪宪帝制呢?第一方，老大袁世凯。政治理念本就是君主立宪。在坐稳了民国大总统的席位后,四顾无人心茫然，既对革命党的无法无天深恶痛绝,更架不住内心的渴求与宵小的起哄,终于起了帝制的意念。第二方，大公子袁克定。克定落魄后,人才清醒过来，而且晚年很有操守，但是年轻时候犯昏-虽然说理念上我不认为帝制有什么不好，但是不理解中国人民的猴性（不知国体与政体的区别，听见皇帝就跳脚，听见共和就狂喜）而胡乱走子,就算臭棋了。第三方，袁身边的新宠们.水涨船高，随着袁世凯位置的高升，手下老兄弟们，也都一步一步
2、高升。中国传统社会下,这种高升只会影响他们的亲密关系.中国的宫廷悲剧，子弑父、妻鸩夫的，何况江湖兄弟?随着段祺瑞等老兄老弟与袁世凯之间隔阂的加深，代之而起的只能是一些新宠了，他们是内务总长朱启钤、税务督办梁士诒、奉天军务段芝贵、农商总长周自齐、参政张镇芳、军政执法处处长雷震宗、拱卫军军需长袁乃宽等（人称“帝制七凶，与筹安六君子被人并称为“十三太保”)。也不知互相之间是怎么博弈的，是老大的意思新宠们猜着了，还是新宠们的怂恿得了老大的欢心.反正他们互相绑架着上了.第四方，筹安六君子外加一位洋君子。相形之下,我更愿意相信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筹安“六君子”是出于自身的政治理念而行
3、事的。杨度的代表作是君宪救国论,中心意思是：中国国民好名而不务实，辛亥之后，必欲逼成共和，反而耽误中国的救亡之策；以二次革命之例推之，此后国中竞争大总统之战乱，必致数年一次;共和政治，必须多数人民有普通之常德常识；君主乍去，中央威信远不如前,遍地散沙不可收拾；中国即使共和，也必得以专制精神才能治也；人民虽愚，但民权方面,宁可少与,不可欺民，咱得真立宪。1孙毓筠、李燮和、胡瑛三人原都是同盟会的骨干，干着干着，估计发现革命不地道了，遂转为帝制的拥护者。刘师培，国学泰斗，与章炳麟齐名.这种人参与帝制，更与道德无关，与政治理念倒很相关.严复，是我最敬仰的一位，他学贯中西，一代启蒙大师，民国第一任北大校
4、长，终身反对革命共和。武昌起义后他给莫理循写信曰：“按目前状况,中国是不适宜于有一个像美利坚共和国那样完全不同的、新形式的政府的.中国人民的气质和环境将需要至少30年的变异和同化,才能使他们适合于建立共和国。”2不得不承认，严复这30年都说得太少了。史者喜欢说严复晚年消极保守,不知是国人性子太急，把革命搞成了传销，想一夜跑进共和,结果人仰马翻损失惨重.相形之下严复一直是严复。他的政治理念原先是洋务维新，后来是君主立宪。这种稳健实在，既不讨好革命党，又不讨好革命党忽悠之下的民众。当然，没有革命党忽悠，民众也不喜欢严复，义和团把严复当特大汉奸,必欲杀之而后快，就是最好的明证。六君子之外，还有一位洋
5、君子，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院长、美国政治学会创议人、中国外交与国际法方面的大才子顾维钧的博导、袁总统府的宪法顾问、美国古德诺。他的共和与君主论成为袁世凯走向帝制的理论支撑。其实他是个称职的法学顾问（袁世凯的另一个法学顾问是日本的有贺长雄，他比古德诺性情勇猛，不但跑到日本给袁活动帝制,甚至自称袁的外臣）。基于共和政体中三权分立的平衡，他对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及后来的天坛宪法草案都是持反对态度的。他认为,两个宪法都采用法式内阁制，根本不适合中国。中国是个大国，乱源甚多，所以中央行政权应该强劲有力.更鉴于国会中党派偏见太深，导致国会一权独大,所谓的三权平衡，特别是行政权被压成个橡皮图章，很让古德诺不以
6、为然。3第五方,别有用心的外国势力。按唐在礼的说法，日本公使日置益、袁世凯的日本顾问坂西利八郎和有贺长雄、美国公使芮恩施、袁世凯的美国顾问古德诺、德国公使穆默等,“他们对袁的帝制自为都不仅怂恿推动，而且催促得很厉害”。唐在礼说:“就我所知，当时外国使节没有一个对袁称帝表示不赞称的。确实难怪当时袁世凯认为世界列强都在支持他这件事”。但是最后外国列强全都翻了脸，这让袁和他的亲信们很意外,唐在礼说：“我对当时各国使节的前后言行异致，多年以来一直是个闷葫芦，解放后经过学习，对于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面目有所认识,才不觉有什么稀奇。”4其实，唐在礼还是眉毛胡子一把抓了。事实不是那么简单，以英美论,英国公使
7、朱尔典在欧战爆发前与袁世凯密谈,他与美国公使都支持中国实行君主立宪，但他的条件是，若中国无内乱，才可行之。以德国论，正如唐在礼所言，“袁世凯羡慕日本明治的励精图治，更羡慕称霸全欧的德皇威廉第二的强权政策和俾斯麦的铁血主义”， 5加之德国公使们与老袁小袁父子两个的交情-穆默从袁世凯直督时，就是袁家父子两个的好友了;1913年克定骑马伤足后,新任德使雷克斯力劝克定到德国疗伤，疗伤时穆默陪在身旁，克定大开眼界，亲眼看到了德国的强大.按照克定侄儿袁家宾的回忆,他大爷克定还跟德皇亲密接触过:“大伯父抵柏林后，即持我祖父袁世凯亲函,在谒见时面交德皇威廉二世，德皇亲自设宴款待于偏殿,密谈多时.我大伯父向德皇
8、力陈中国非君主立宪不能图强，深得威廉同情与赞称。威廉把从前摄政王载沣来访时，对载沣所说的强干弱枝的理论又向我大伯父重述一遍.”6不消说，这一切都会导致袁家父子对德国体制的膜拜。我觉得,谴责克定皇太子之瘾的同时,也不应忽略，他也应该有政治理念的，那就是日德这些帝国主义阵营里的后起之秀的崛起之术。我觉得，德国先后影响了中国两个人物大清摄政王载沣和民国大公子袁克定,借以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路径。大清的摄政王载沣因义和团运动中德国公使克林德在北京被杀一事，赴德国道歉谢罪，接受了德皇威廉二世胞弟亨利亲王的赠言,待做了摄政王之后，最猛的动作就是效法德国,把军权收归皇族子弟之手，被大家视为倒行逆施；民国的大公子
9、袁克定去德国瞧了瞧病，同样受了德国的影响，不但和父亲合作往回收兵权,还梦想着回归帝制,让中国像德国那样，进入世界前四强、前八强什么的,被中国的舆论骂个狗血喷头。两个人的模仿都很失败，什么原因呢？时不利兮骓不逝。对载沣来讲，八旗子弟打江山的时候，军权就在他们手中，几百年的承平后，早不玩军事了，往回收，也玩不好不是？克定父子呢,欲速则不达,跑步进入帝制，特别是旁边还卧了个真正心怀鬼胎的小日本。按我的看法，希望中国一乱再乱的，只有一个国家，那就是日本.辛亥革命时,日本居然三次动了出兵的心思，想帮清政府镇压革命，实在不好意思才罢的手。后来承认了袁世凯的民国政府,但却反对中国共和，认为中国人民根本不适合
10、这玩艺儿，而应效法日本君主立宪.1985年袁世凯总统府的秘书朱宝仁见到了袁的孙子袁家宾，把他写的当年克定借国际对中国帝制的态度而制造的舆论原文，让家宾抄录下来留存.他跟家宾说：早在1912年，日本公使日置益就联合英国公使朱尔典密电袁世凯：“英国、日本两国政府愿与中国联盟，但英日两国均为君主制，而中国尚系民主，联盟恐不能长期巩固。联盟后愿帮助中国建立强有力之政府（暗指君主）”。还有，当时日本首相大隈重信也在东京报纸上发表谈话曰：“有日本为君主国体，中国若行帝制，则与日本为同一国体，日本当然乐为赞助,且袁氏事实上已总揽中国之统治权，改行帝制尤与事实相合。7还说:“在中国实行君主制是必要的，而且是可
11、能的，此时能做君主的，除袁世凯外别无他人。政体问题只要对日本没有利害关系，就不想干涉。”8问题是日本支持袁世凯帝制,也仅仅是表面上的或者说故意的。日本的政治与思潮一直是复杂多流易变的,对于中国的政策也是多重博弈中，有人想真正中日亲善，共抗白种人；有人唯恐中国不够乱,表面支持袁世凯称帝，背后又支持革命党、宗社党骚乱，用西原龟三的话来讲,日本很有这种“专以在中国政界制造混乱为己任的人物” 9-军方人士分析说,袁世凯一旦称帝,“必将由于不满和嫉妒，而引起国内不稳，加以财政日益枯竭，袁氏将备受窘困，在其陷于困境的情况下,就会倾向东方，更加仰我鼻息,听命于我日本帝国。还说:“有人说袁世凯是绝世的名将、奸
12、雄,工于心计，在日本尚无一人有办法操纵他，想给予帮助，使之信赖于我，结果反被其所利用.或许如此。然此系其处于顺境时的情况,在其作为中国的统治者，当陷于内忧外患的逆境时,日本利用手段，使其不得已而听命于我，相信此也并非难事”。 10孙中山的好哥们儿、日本黑龙会头头内田良平给大隈首相提供意见说：日本对中国帝制问题不应提出任何官方意见，让袁去实行帝制，但不承认他，等中国政局混乱并日益扩大时,就打倒他。袁擅长“利用外交威吓国民，以谋统一”,“这是袁政府对外政策的秘诀，我们的对华政策,其先决问题是除掉袁世凯,否则日中联合终归无望。 11所以日本方面的实际情形一直是,一方面有人怂恿袁世凯称帝，另一方面又有
13、人怂恿革命党反对袁世凯称帝,左右互搏，搏得中国政局始终摇晃中.它一直认为，蒙古族与满族何德何能？他们都可以入主中原，我大和民族凭啥就不能?而日本庇护下的革命党，更巴不得袁称帝呢,袁一称帝,正好乘机倾而覆之.12结果袁家父子真的跌进人家挖好的坑里了，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第六方，商民百姓。民间百姓受不了共和之乱。溥仪的家庭教师庄士敦说：“共和制取代帝制显然是不符合民心的。有足够的理由相信，由于皇帝的消失而出现在中国政治大厦上的裂痕,只会被继之而来的争吵不休的政治家和互相猜忌的求官者，搞得越来越大。”13这个中国通说对了，中国百姓发现今不如昔.他们中有人上书申请帝制。典型代表应是湖北商民裘治平，上书
14、云：“总统尊严不若君主，长官命令等于弁髦,国会成立在迩，正式选举，关系匪轻,万一不慎，全国糜烂。共和幸福不如亡国奴,曷若暂改帝国立宪,缓图共和。14作为商民，裘治平是有切身之痛的。民间谚语云: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对于百姓来讲，管你紫禁城里坐上为谁，只要你们不打仗，叫我们安生过日子就行.问题是,安生日子从此不再有。湖北作为革命首义之地，更是乱到不能行，哪方革命派都认为自己分赃不够，先是1912年2月，挂名在共进会之下的群英会发动他们自己的“二次革命”；后是1912年7月，文学社的一帮人酝酿发动“三次革命”，黎元洪为此布告，诛掉三个,其余概不追究，并强调:“政治如有不良，议会有纠举弹劾之责;地
15、方人民如有政见，仅可照章向议会呈请，断不容干犯名义，以危害政府。”15问题是大家革命惯了,不按规则来。再后是1912年9月，南湖马队兵变。再之后湖北就乱套了，“同志乞丐团”、“军官建设会都出来了,其宗旨皆在破坏大局攘夺政柄，一时间武汉三镇风声鹤唳一夕数惊，城中每夜必有枪声，或断或续，或为连珠，未知从何而发。巡哨与警长闻声寻找，终无所获。黎元洪政府坐卧不安,疲于应付。过年了，连鞭炮都禁了。因为政府区分不出鞭炮声与枪炮声，导致商民们“无不嗟怨共和反不如专制之自由也.16民众不会发声，既没有发声的本事，更没有发声的空间，所以这种民意一直被革命主流话语所掩盖。老百姓无所谓共和不共和，像革命党这样将革命
16、进行到底，隔阵子就革一次，百姓当然不愿意.所以说，帝制是有一定的民意的。可惜，民不识字,而革命党控制着舆论，俨然代表民意。对于袁世凯与百姓来讲，这是双重悲催！袁世凯与英国公使朱尔典的一次密谈，很能反映他对中国国情的认知水平，他说：“当日提倡共和者，不知共和为何物;今日主张君主者,亦不知君主为何物。多数人民不过有汉、唐、明、清之专制君主印于其脑中，其或百中有一只知日本之君主,其或百中有一知德国之联邦，至于特色立宪君主，固未尝梦列也。17一句话，他也知道中国百姓傻，不知道他要搞的是中国特色的君主立宪，但是，既然知道中国百姓傻，知道他们只知道汉唐明清的专制,你怎么偏又选上皇帝那个名头呢？所以，我认为袁世凯在帝制方面最大的失误是,不知道在当时中国，总统也可以是皇帝，只需换个花样。有两个人的话他要能听进就好了，一个是汪凤瀛，汪发表了著名的致筹安会与杨度论国体书,对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