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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说到怀才不遇，我就想到木匠。木匠手艺好的也是才，却似乎从未有“怀才不遇”之说，感叹“怀才不遇”的往往是官场上的人。“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卖不出去的，或者卖得价钱不好的，就感叹“怀才不遇”了。 春秋时的管仲是“遇”其所当“遇”的。管仲遇上了鲍叔牙这样的知己。恰如他自己所说：“生我者父母也，知我者鲍叔牙也。”没有鲍叔牙这样的知己，他当不了齐国的相国；管仲“遇”上了齐桓公这样的明君。齐桓公与他有一箭之仇，他向齐桓公说的又都是抑其私情私欲的逆耳之言，假如齐桓公没有那样的器量，管仲也难以施展自己的抱负并成就一番大业。由管仲这个参照系可知，所谓“怀才不遇”者，“不遇”的往往就是这样的知己和明君。满腹
2、韬略的孙膑遇到的“知己”是庞涓，于是他惨遭酷刑；一腔爱国热情的屈原遇到的“明君”是楚怀王，于是他投了汩罗江。他们的才须要别人的容纳和起用，能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主动权并不在自己手里。 由此想到，为什么很少听到手艺好的木匠抱怨“怀才不遇”。木匠的手艺好不好是一下就能看得出来的，不像官场上的人，短时间内可以鱼目混珠；雇用木匠的只要你为他制作出外观美而又经久耐用的木器，不像官场上用人，受太多的感情因素利益关系的牵制；木匠有没有才，客观标准第一，更不是由什么人说了算。因而，木匠有才无不遇。手艺好的木匠，一传十，十传百，生意络绎不绝，忙得不可开交，不怕他的才能得不到发挥。 木匠为人干活，你看得上我，我可
3、以为你干；你看不上我，我可以另找一个户头，不一定就要赖在你这里。管仲之后一百多年的晏子有一个信条：“君语及之，即危言；语不及之，即危行。国有道，即顺命；国无道，即衡命。”战国时魏国的大夫田子方也说过：“言不用，行不合，则纳履而去，安往而不得贫贱哉！”这就是说，你是有道明君，我就为你效力，不然，我可以卷起铺盖就走的。“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犯不着吊死在一棵树上，也犯不着去受那种窝囊气。可见，那个时候，官场中人倒是有这种方便的，“良禽择木而栖”是很正常的事。 如今提倡人才流动，有的地方还搞了招聘制。我想，这“人才”如果真的能“流动”起来，这“招聘”如果真的能成为一种制度，有才干的人不啻是多了一
4、点主动权和自主权，或许倒是减少所谓“怀才不遇”的有效措施。 当然，仅仅有这一点还不够。要是才与不才还是由个别人说了算，而庞涓和楚怀王的子孙又绵绵不绝，那么，管你怎么“流动”，怎么“招聘”，未免还会有人“怀才不遇”的，决计没有像木匠那么潇洒。 还得有一个前提，“怀才不遇”者必须真的是才。倘若只是一个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那也就无所谓“遇”与“不遇”了。 吴用号称智多星，一向以诸葛亮自居。其实比较一下吴用其实和诸葛亮还是有区别的，他没有诸葛亮的雄才大略，吴用关注的主要是小计谋方面，因此吴用用兵和诸葛亮没法比，不仅如此，他和梁山寨主宋江也有区别。 其一，吴用手段小巧，往往关注的是某些局面的得失。而宋江
5、往往不太在意这些，往往需要借助自己的人格魅力去影响别人。因此吴用擅长阴谋，比如离间计挑拨林冲和王伦的关系，让双方火并，从中使自己的力量壮大；而宋江往往很在意自己在江湖上的位置，为了及时雨的名号，宋江是费了不少心机。 其二，吴用手段毒辣，往往不择手段，比如为了让朱仝归降，不惜让李逵顶缸背黑锅，从中借刀杀人，一个娇小的生命之花就被李逵那一双大手活活杀死；宋江估计自己在江湖中的影响，宋江很爱惜自己的羽毛，往往嫁祸于人，自己趁机做好人，以保持很慈祥的模样。 其三，吴用只是一个谋略家，所以攻打城池以后，不去顾及全城百姓的死活；而宋江想着替大宋江山尽忠尽孝，因此希望打过城池以后，让老百姓拥戴自己，往往秋毫
6、不犯。看看宋江三打祝家庄以后，宋江的所作所为，很让人感佩宋江就是三江统帅，而吴用之流在攻破大名府之后往往对于当地的百姓处于自生自灭状态，如果不是小旋风柴进的提醒，宋江就会成为杀人魔鬼的代名词。 其四，吴用喜欢智取，往往处处以诸葛亮为榜样，他自己以为诸葛亮是个道士，拿把羽毛扇，因此也处处仿制诸葛亮，不过是填补自己空虚的内心，让别人以为自己就是能掐会算的人物；而宋江觉得自己地位低，就处处神话自己，说自己是见过九天玄女的人，说九天玄女给自己传授了兵法，从而表明了自己的与众不同，一旦打仗，就要装模做样的吓唬别人。 其五，吴用尽管精通阴谋，其实并不是宋江的对手，宋江时时都能想到吴用的牵头，因此梁山上谋略
7、最高的其实是宋江，但宋江不希望别人说自己如此，因此一再把自己的身段放低，让人觉得自己其实是一个很平庸的人，每一次擒到宋营将士的时候，宋江总是第一个忏悔，然后诉说自己的无奈，并且希望对方替代自己，来成为梁山之主，这样就形成错觉，宋江是一个很没有权利欲望的人，其实恰好相反，宋江对这些很在乎，他只是想把权力抓得更牢靠；而吴用本就是穷教书出身，他只不过相当二把手，时时处处为宋江服务，却自己也知道自己其实没有当老大的野心。三国演义，全称三国志通俗演义，是中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小说，其作者为元末明初的著名小说家罗贯中先生。该书自成书以来享有崇高之极的地位，不仅是中国“四大奇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
8、瓶梅）之首，而且为古典“四大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之冠，被人们誉为“天下才子第一书”。 三国演义主要记述了从“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到“西晋灭吴统一天下”之间近一百年的历史，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曹魏、蜀汉、孙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为主线，通过不同人物的塑造和众多历史事件的描述，加入合理的虚构与演义，反映了汉晋之交瞬息万变的社会形势，从而再现了这场“风起云涌、四海鼎沸”的历史变革。在该书的四百多个人物中，作者对于诸葛亮、曹操、关羽的塑造最为成功，影响深远：诸葛亮超凡出世，淡泊名利，算无遗策，用兵如神，具有济世救民、再造太平盛世的凌云壮志，被誉为贤相的化身；曹操既
9、有雄才大略，又残暴狡诈，是一个极具诈谋权术的投机者和野心家，成为一切邪恶的代表，这与历史上的曹操是有所不同的；关羽神武盖世、义薄云天，战功显赫，被奉为世间武人的楷模。同时，三国演义描写了大大小小的众多战争，构思巧妙，手法多样，串联合理，气势恢弘，以赤壁之战的描写最为成功，曹操横槊赋诗、孔明草船借箭、周瑜火烧战船、关羽义释曹操等均已成为经典，至今仍被世人广为传颂。 罗贯中先生在创作这部不朽名著之时，对于历史的描述和人物的塑造只是其中一部分，更重要的是，他通过曹操、诸葛亮、周瑜、司马懿等谋略家的事迹将自身的谋略思想阐发出来，正所谓“以史言理”，更直白的说，三国演义中的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只是表面，而
10、作者自身军事、政治方面的战略、战术思想才是该书的精髓，故而我们断不能将三国演义简单地定义为一部历史小说，而应将其看成罗贯中先生的谋略战策集成才更为合适。其实，这个问题不是飞刀第一个看出来的，应该说也是老生常谈了。明末清初之时，满族将领们就将三国演义视作兵书对待，清廷假借崇祯之手杀死袁崇焕、招降洪承畴与吴三桂、以为明朝复仇为名进兵北京城等大多效仿三国演义中的计策。清朝末年太平天国起义，洪秀全在定都天京（南京）后开办军校，当时的教材就是三国演义，名将李秀成、陈玉成则是这批学生中的优秀代表。我们伟大的革命领袖毛泽东同志对三国演义也是非常熟悉与喜爱，其一生著书立说、报告演讲，均少不了三国的故事与人物，
11、并将该书誉为一部活的兵法、一部形象的战争史。在五次反围剿时期、长征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以及解放战争时期，主席都多次创造性地运用了三国演义中的军事思想，并获得辉煌的军事成就。 然而，当今很多历史学家和文化名人认为三国演义仅是小说家之言，不足为据，没有什么指导意义，同时又列举了一些演义中不合理的计谋与策略，以非议该书的应用价值。飞刀对于这一类的观点很不赞同：其一，所谓历史，大多是后人根据官方资料进行整理的，受到当时政府的影响很大，记录在册的未必就是事实，并且注书者多为儒士，很难将军事与政治权谋完整科学地记述下来。对于史书的研读，未必真的对谋略与思路能够有很大的提升。其二，三国演义的思想价值是具有超越
12、性的，作者“以史言理”，进而阐发自身的战略与战术思想，其思想内涵已大大超越了三国史实本身。是否与史实相符，只是外表，该书的内在精神才是重点。其三，三国爱好者水平不一，一些人对于三国演义中的计谋策略理解得比较肤浅，应用不当，使得很多学者蔑视该书，以偏概全，给与了不恰当的评价。飞刀受家庭影响，自幼喜欢百家典籍，对于兵法韬略略知一二。个人认为谋略的学习与掌握均要以谋略理论为指导，理解故事与史实中的原委真相，从故事与史实中不断体会谋略理论的精髓所在。人们对于谋略的学习，如果只偏重于兵法理论的研读，脱离史实实际，一味咬文嚼字，容易造成纸上谈兵；相反，如果只偏重于策略本身的套用，不明其成功的原因，一味的照
13、猫画虎，亦很难有所作为。三国演义以白话为主，故事生动，深入浅出，有利于各层次爱好者开阔思路、了解权谋，故而是一个较为理想的案例合集，随着人们对其理解的日趋深入，该书势必将发挥更为显著的作用。被史上第一大玩主枉杀的诗人 隋炀帝杨广，除了有“穷奢极侈，荒淫无道”的头衔外，也被称之为史上“第一大玩主”。可就这个大玩主，却是一个文章诗赋都很出众的帝王。譬如，他的诗东宫春，就展示出其优雅的文笔：“洛阳城边朝日晖，天渊池前春燕归。含露桃花开未飞，临风杨柳自依依。小苑花红洛水绿，清歌宛转繁弦促。长袖逶迤动珠玉，千年万岁阳春曲。”又譬如，他的一首佚名诗：“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斜阳欲落处，一望黯消魂。”其中
14、“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就被宋代大词人秦观使用在满庭芳词中，从而成为千古名句。如果这个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大玩主，由吃喝玩乐激发出来的灵感，只是作一些好文章，写一些好诗赋也就罢了。可他不但爱好吃喝玩乐，偏偏还荒淫无道，生性残暴，容不得别人比自己强，就连诗写得比自己好也不行。有几个诗人就是因为诗写得比他好，而冤枉送了性命。 薛道衡就是其中的一个。薛道衡曾官至襄州总管，内侍郎，是当时才名冠南北的最著名诗人。每有新作，文人们就争相传诵。他有一首很有名的诗，叫昔昔盐，诗中有一句“空梁落燕泥”，大家都说好，说简直是千古名句。说来说去，说得隋炀帝心里非常嫉妒，老大的不高兴。他不恨自己写不出这样的好诗来，
15、却恨薛道衡的才华胜过自己。 隋大业四年（公元609年），己经七十岁高龄的薛道衡上表请求退休，却被隋炀帝拒绝了，非要让他再做秘书监不可。薛道衡被召至宫中，写了一篇颂扬隋文帝杨坚的文章，叫高祖文皇帝颂，文中有这样的词句：“粤若高祖文皇帝，诞圣降灵则赤光照室，韬神晦迹则紫气腾天，龙颜日角之奇，玉理连珠之异，著在图录，彰乎仪表。戴日戴斗，太平太蒙，礼教周被，书规大同。复禹之迹，成舜之功。”文中把隋文帝杨坚比作上古的贤君虞舜、夏禹，如此这般地吹捧了一番。杨广看后，满肚子不乐意。并对侍臣说：“道衡致美先朝，此鱼藻之义也。”所谓鱼藻，是诗经.小雅中，一首诗的标题。鱼藻诗中有：“言万物失其性”，“故君子思古之
16、武王焉”等句子。鱼藻的作者是想通过歌颂、思念周幽王的祖先周武王，来讽刺周幽王的荒淫无道。隋炀帝对自己荒唐的所作所为是心知肚明的，所以，当他看到薛道衡在文章中赞颂自己的父亲隋文帝杨坚时，便立即联想到了“鱼藻之义”。 隋炀帝准备拿薛道衡开刀了，而薛道衡还蒙在鼓里。不久，有一项新法令需要颁布，可朝臣们讨论来讨论去，总是议而不决。薛道衡便悄悄地对一位同僚说：“向使高熲不死，令决当久行。”意思是，如果高熲还活着，这个法令早就决定下来，并颁布实施很久了。这个同僚把薛道衡的话告诉了隋炀帝杨广，杨广闻之大怒，质问薛道衡：“你怀念高熲了吗？” 高熲，隋朝开国功臣，在隋文帝时代执掌朝政。可就是这个高熲，却在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初，率军灭陈时，得罪了当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