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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启蒙运动”的教学研究北京四中赵利剑 关键词：启蒙运动；理性；历史教学 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是欧洲历史上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也是高中历史课程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这场几乎延续了一个世纪的思想文化运动中，思想家们以理性为武器，向封建专制制度及宗教神学发起猛烈批判，要求实现政治民主、权利平等和个人自由，为后来的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做了充分的思想理论和舆论上的准备。与传统高中历史教材不同的是，启蒙运动在新课标教材中没有与法国大革命联系在一起，而是被置于必修3“西方人文精神的起源及其发展”的专题框架之中。人教版必修3第二单元启蒙运动一课，和选修2第一单元第2课近代西方的民主思想都讲启蒙运动。因此，教师
2、在备课时必须做相应调整，但课堂教学的现状表明，一些教师对启蒙运动的宏观把握和对重点难点的理解都有一些不到位的地方。 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对启蒙运动一课的教学要求是：“简述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康德等启蒙思想家的观点，概括启蒙运动对人文主义思想的发展；知道斯宾诺莎、洛克和卢梭民主思想的基本内容，理解民主思想与专制理论的根本区别，树立支持民主、倡导进步的历史意识。”如何才能从根本上落实课程标准的要求，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我想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对本节课的教学展开探索，以求教于同行。 一、注意启蒙运动的兴起 与近代自然科学的关系启蒙运动的背景十分重要。如果教师忽视这个问题，这场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就会变
3、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学生也无法从根本上理解启蒙运动的深远意义和影响。启蒙运动的发生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它是多种社会历史原因促成的。其中，法国封建专制统治的腐败所引发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的深刻危机，是启蒙运动发生的重要原因。其次，英法两国的先进思想，如笛卡尔哲学中的理性主义、洛克的社会政治学说等，对启蒙思想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近代自然科学对启蒙思想的哺育作用。在这里，我将重点分析第三方面的原因。 关于这个问题，在听课中我常听到有的教师这样介绍：“1718世纪，随着启蒙运动的兴起，理性主义大行其道，从而带动了自然科学的发展，而其最重要的成果即为牛顿经典力学体系的确
4、立。”这样叙述听起来似乎逻辑颇为通顺，并与现行教材内容编排的顺序相吻合，但却是因果倒置，违背了历史事实。虽然在新教材中，启蒙运动的内容在先，物理学的成就在后，但与历史事实恰恰相反。 众所周知，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关于物体运动的理论，曾统治了欧洲近两千年。他认为，天体与地上物体是本质不同的两种物质，其运动的规律也是完全不同的。天体由纯洁的“以太”组成，是不朽和永恒的，它的运动是完美的匀速圆周运动。而地上的物体则由土、水、气、火四种元素组成，其运动是直线运动。16世纪以来科学的发展，尤其是开普勒天文学和伽利略物理学的成就，将科学的发展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终于，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伟大的科学家牛顿
5、对以往数学和力学的成就进行了第一次大综合。他把地球上物体的运动和天体的运动概括到同一个理论中，形成以实验为基础、以数学为表达形式的经典力学体系。该体系从两个方面给人类以伟大的启示：其一，“宇宙万物的发展是有规律的，是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的这种自然规律是完全可以认识的人类社会也有支配其发展进步的永恒法则”；其二，“人们在认识自然规律的进程中不需要上帝，只需要理性人们只要像自然科学那样运用理性主义的方法，同样可以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规律”（1）（P.162）。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受到牛顿成就的巨大鼓舞，用牛顿提供的武器理性去破解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过程。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科学促使法国启蒙运动洋
6、溢着崇尚理性、确信社会进步的乐观主义精神。杰出的科学成果及其广泛应用，推动着生产技术的进步。这使启蒙思想家们深信：人只要从屈服于神转而面向自然、征服自然，就能从愚昧和迷信中解放出来，获得巨大力量，推动社会前进。科学的本质就是启蒙，启蒙必须依靠科学。科学能揭示自然之光，也能点燃理性之光，引导人们从黑暗走向光明。” （2）（P.14）实际上，牛顿可以说是启蒙运动之父。正是牛顿的经典力学体系催生了启蒙运动，而非启蒙运动孕育了牛顿。这是我们在教学中必须弄清的问题。 二、注意对“启蒙”和“理性”的准确解释 在启蒙运动这节课中，“启蒙”和“理性”是两个重要概念，它们生动地体现了启蒙运动的基本内容。教师对这
7、两个概念的正面讲授和准确解释，直接关系到学生对启蒙运动的理解，关系到学生对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卢梭、康德等人思想观点的掌握。 那么，这场运动为何被冠名为“启蒙”？为何以“理性”作为其指导思想？首先应该知道，“启蒙”与“理性”这两个概念是有密不可分的。“启蒙”（Enlightenment）可直译为“使光明”，“蒙原来是懵懵懂懂的，糊里糊涂，启就是把它揭开了。英国人叫Enlightenment，就是有亮光” （3）（P.137）。康德对启蒙的经典定义是：“所谓启蒙就是人类走出自我强加的不成熟状态。所谓不成熟状态，是指没有他人指导就无法运用自己的才智。所谓自我强加的不成熟状态是指非缺乏才智，而无他人
8、指导就没有决心和勇气进行思考。大胆求知吧！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 （4）（P.115）可见，在启蒙思想家眼中，封建专制和宗教神学的统治犹如漫漫长夜，而启蒙运动则要用理性的阳光驱赶社会的黑暗，使人们摆脱无知和迷信，使人类社会进入光明的世界。 理性是启蒙思想家们反封建的有利思想武器，凡是启蒙思想家无不崇尚理性。从历史的发展来看，理性这个词在古希腊时期就出现了，当时的哲学家阿纳克萨哥拉曾说过，理性支配着世界。在基督教占据思想统治地位的欧洲中世纪，理性一直被用来反对封建神学和经院哲学。进入近代社会之后，科学的威力促进了理性精神的增长。从“近代哲学之父”笛卡尔开始，理性成为判定和审查现存事物的唯一标准
9、。在启蒙思想家看来，“所谓理性精神，是指人运用思维才智，借助于清晰的概念和正确的逻辑推理，并依靠观察、实验、分析、比较、综合、检验等规范、系统的方法，去认识、理解和把握宇宙自然、人类社会以及人自身的思维能力与思维活动的过程”。（1）（P.29）简言之，“理性就是人的思考和判断，它只承认人的理性而不承认神的意旨” （5）（P.53）。正是在理性精神的指导下，启蒙才成为可能，思想家们才推演出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等口号。 理性精神的基本原则是“怀疑”，即用理性的眼光评判人类此前确信的自然与社会的法则。由于启蒙运动的批评锋芒直指封建专制制度和宗教神学，因而对传统的宗教偏见和教条持怀疑态度，从而构成了其
10、批判现实的重要特性，正如笛卡尔的名言“决不可把自己没有明确验证的任何事物视为真理”，而他借以奠定在欧洲近代哲学崇高地位的著名命题“我思故我在”中的“思”，其确切含义即为“怀疑”。可以说，理性精神引发了启蒙思想家的独立思考，使他们以怀疑的目光审视眼前的社会，日愈从宗教神学倡导的迷信、盲从和愚昧中解脱出来。 需要强调的是，百余年后，在中国出现了新文化运动。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先贤们明确地打出了“民主”和“科学”的旗帜，而在这场运动中，“民主”与“科学”均属思想意识范畴。我认为，其中的“科学”，便是理性精神。请看陈独秀对“科学”的诠释：“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
11、，而不矛盾之谓也。想象者何？既超脱客观之现象，复抛弃主观之理性，凭空构造，有假定而无实证，不可以人间已有之智灵，明其理由，道其法则者也。在昔蒙昧之世，当今浅化之民，有想象而无科学。宗教美文，皆想象时代之产物。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今且日新月异，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 （6）显然，他对科学概念（思想方法层面）的阐释，对科学在欧洲所发挥作用的赞赏，对盲从与无知的否定，基本均属于理性精神的范畴。胡适对此也有精辟的分析，他说：“评判的态度，简单说来，
12、只是凡事要重新分别一个好与不好。仔细说来，评判的态度含有几种特别的要求：(1)对于习俗相传下来的制度风俗，要问：这种制度现在还有存在的价值吗？(2)对于古代遗传下来的圣贤教训，要问：这句话在今日还是不错吗？(3)对于社会上糊涂公认的行为与信仰，都要问：大家公认的，就不会错了吗？人家这样做，我也该这样做吗？难道没有别样做法比这个更好，更有理，更有益的吗？” （7）（P.395）这不正是理性所强调的怀疑精神吗！ 三、注意从整体上把握启蒙思想的理论逻辑 为了便于学生的学习，我们在讲授启蒙思想史的内容时，可注意训练学生从整体上把握其思想体系内的逻辑关系。而切忌以“列举式”作为学习方法，这样会人为地割裂
13、思想家们的观点，不利于学生的理解。记得在学生时代，我曾对启蒙运动的一些概念产生过疑问，如“自由、平等、博爱”等名词为什么经常并称？“民主”与“法制”为什么不可分？什么是人的自然权利？现在看来，这与对某一具体概念理解肤浅有关，也与对启蒙思想的理论逻辑缺乏整体把握有关。实际上，我们的学生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我认为，要落实课标的相关要求，不仅要从微观的角度对每一位思想家的观点进行透彻的分析，还要重视从宏观的角度为学生构建起较完整的启蒙思想理论体系。以下是我对该问题的尝试和探索。 启蒙理论的第一层次为人性论，由此可引申出人的自然权利和自然法则。关于人性，西方思想家们不像中国古人那样乐观，他们大都认为“
14、趋利避害”是人的共性，而人必然追求自我保存和个人利益最大化，如斯宾诺莎所说：“每个人都爱他自己，都寻求自己的利益一寻求对自己真正有利益的东西，并且人人都力求一切足以引导人达到较大圆满性的东西。并且一般讲来每个人都尽最大努力保持他自己的存在。这些全是有必然性的真理，正如全体大于部分这一命题是必然性的真理一样。” （8）（P.232）这便是人之所以为人，从大自然那里获得的权利，是不可剥夺的法则，即自然法则。而人类社会后天所制定的一切法律均不能和自然法相抵触，即不能侵犯人的自然权利，否则，即为“非法之法”。我以为，有关人性、人的自然权利和自然法的学说，在启蒙运动中，甚至于在近代西方社会科学体系中，均
15、处于类似自然科学体系中“公理”的地位，即已由实践反复证实，其真实性已经得到公认，无须再加以证明的命题。 然而，人为了实现自我利益的最大化，一定会发生争斗，其结果必然是出现一个“以强凌弱、以众暴寡”的社会，从而使每个人的利益都受到危害。于是，人们必须建立一种足以慑服所有人、使每个人都服从其命令的共同权力。但是，这样的权力不是神授的，它只能由人们在一起相互订立“契约”，自愿而无条件地放弃并让渡一部分“自然权利”，交付给作为“第三者”的某个人或一些人，使他们具有权威以进行统一的治理。这样，国家就诞生了，人类也就从无政府状态进入了有政府的和平与安全状态。这便是“社会契约”理论。在此基础上，卢梭等人进一步提出了“人民主权说”，即认为契约的主体是人民而非政府。在启蒙思想的理论逻辑中，社会契约论和人民主权说，构成了极为关键的环节，进而成为近代民主政治的理论基础。因为该理论揭示了政府权力的来源，决定了政府必须对谁负责的问题。“契约论就是宪政的思想渊源，民主政治的前奏。契约论的出现让君权神授论开始站不住脚。契约的订立是双向的、自愿的，在契约之下，统治者的权力以被统治者的同意为前提，来自于被统治者而非全能的神在没有契约论的年代，有民主，却无宪政。但在契约论的基础上，人民成为权力的最终所有者便成为可能，当国家权力成为全民共有之物时，人民就成了签订契约的主体，从而不再单向被动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