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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春声：学术评价与人文学者的职业生涯选择字号：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325 次 更新时间：2013-07-24 21:24:42 陈春声 【内容提要】30余年来，中国学术研究的制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真正可以在学术史上留下痕迹的思想发明似乎并未如预期般地同步增长，其更本质的理由在于学术从业者本身。在人文学科的各个学术领域中，出身“七七、七八级”者并未显示出更大的优势，或有更突出的贡献，在下一辈人文学者眼中，许多出身七七、七八级的所谓“大牌学者”，已渐渐被视为学术发展的绊脚石。经过加权的论著数量和写作的所谓“规范性”成为评价研究水准的不二法门，本应以学者间的“清议”为臧否标准的人文学科，所
2、受冲击尤为严重。而后一辈学者成名较迟，除了各种社会性原因之外，由于成长在较为正常、从而也相对“平庸”的时代，导致学术上的“政治企图心”偏弱，也可能是值得考虑的重要因素。30余年来，中国学术研究的制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是整体性的，不仅表现在高考制度、研究生培养制度、院系扩展、大学与科研机构转型等比较“内在”的方面，更重要的是，也包括了公共资源的投入与分配、出版发行、学术评价、公众对学术研究的态度等等似乎较为“外部”的内容。而令人深思的是，尽管有了如此巨大的制度性变化，但30年间真正可以在学术史上留下痕迹的思想发明似乎并未如预期般地同步增长，中国知识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自信心似乎
3、也并未同步增强。在改革开放已经30余年的今天，也许正是平心静气地讨论出现这种情形的缘由的时候了，除了可以从政治环境、文化氛围、意识形态、国民素质等等方面继续分析其缘由之外，可能更本质的理由，还是在学术从业者本身。本文试图由此引申讨论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时代，二是心灵。关于前者，值得关注的是，与“大学教师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的同时，学术评价的标准世俗化，大学从业者也庸俗化了，具有“公共知识分子”意识的大学教师数量锐减、质量锐降；关于后者，一个明显的现象是，在大学实行教师职务聘任制之后，新一代大学教师普遍萌生了“打工仔”心态，为学术而学术的“学者”难以再成为职业生涯的目标，从而真正意义上的学者也锐
4、减了。学术的世代交替迫在眉睫，但前景未必乐观。作者以为，现阶段也许应该很尖锐地把这类问题提出来，或许能唤醒一些有可能成为真正“学者”的年轻人心中隐藏的学术理想、使命感和宗教感。一、七七、七八级已成为中国学术发展的绊脚石？1978年因恢复高考而进入大学读书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由于历史和时代的缘故，在国人的“历史记忆”中，已被形塑为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社会群体。从与国家政策紧密相连的个人命运戏剧性转折及因此而产生的某种集体认同感来说，将所谓“七七、七八级”的存在视为一种社会现象，可能还是有理由的，但若因为这两个年级的本科生是从10年未能参加高考的1200万考生中，以约20：1的淘汰率被录取的，就以为这
5、他们真的“天赋异禀”，期待在这个带有“虚拟性质”的社会群体中能产生更多优秀的学者，期待他们会有更多的具有传世价值的思想创造和学术贡献，时隔三十年后，再回首静思，就很可能觉得这样的期待过于理想化了。起码在人文学科的各个学术领域中，总体而言，出身“七七、七八级”者并未显示出更大的优势，或有更突出的贡献，平心而论，那些出身“工农兵学员”、而再攻读硕士、博士学位者，在许多领域里同样具有很大的影响，同样成绩斐然。正如许多研究者已经指出的那样，如果把七七、七八级（或更广义一点，包括被称为“八学人”者）视为一个群体，那么，这一群人由于其生长、生活的社会背景的限制，在知识结构、科学素质、外语能力、国际观、品味
6、和眼界等等方面都存在着许多“先天的”不足，从而严重制约了他们后来从事学术工作时的创造力和生命力。此外，还有一点值得关注的，就是因为大的时代背景，他们刚刚踏足学术领域时，经历过一个“反淘汰”的过程，最终能以学术为业者，以“中才者”居多。作为历史的亲历者，八十年代中期我们这一代人主动或被动地以学术作为职业选择时，社会上普遍存在的“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拿手术刀不如拿剃头刀”的情形，仍然历历在目。一方面，国内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研究条件、薪酬标准、人事制度和行政文化等等，在“拨乱反正”之后，仍然延续着在“前文革时代”就已被创造出来的对年轻学人不具吸引力的种种传统，结果，许多已经或可能“留校任教”者陆续离
7、开学术，选择到更具吸引力的政府机关和公司商号任职；另一方面，国门打开后，出国留学的浪潮卷走了众多年轻的“潜在”知识精英，而随后发生的一系列政治变动，为他们滞留海外提供了法律上的可能和在心理上说服自己的合法性凭据，其后果，是致使很多可能成名或已开始成名的学者因选择定居外国，而最终离开了学术界，真的令人扼腕。历史不能假设，但如果在八十年代出国的数十万留学生中，能有一半“学成归国”，中国学术界或许也就不是目前这样的状况。二十世纪五、六十大学毕业的学者，目前大多已经退休。由于文革十年间大学没有正常招生的缘故，八十年代开始学术生涯的年龄参差不齐的“一辈”学人，正执各大学、各研究机构所谓“学科建设”之牛耳
8、。总的看来，存在着明显年龄和心理断层的这一次学术的世代交替，基本上是平顺而自然的。但两代人之间学术传承的缺陷，却也逐渐显露出来。无须讳言，目前在中国人文学科有较大影响的学者，以所谓“土鳖”为主，基本上是在国内大学取得硕士、博士学位的。而中国学位制度的推行，采用了“大跃进”的方式，在本国的研究生教育传统和学术积累相当薄弱的情况下，学位授权点数量迅速增加，招生规模不断扩大，几十年间就发展成为在读研究生人数世界第二的“研究生教育大国”，每年招收研究生40多万人，在读硕士研究生达90多万，在读博士研究生逾20万，规模之众，举世瞩目。回顾八十年代，其时当上“硕导”、“博导”的学者，不论其学术地位高低、学
9、术功力厚薄，作为一个群体，有一个弱点是明显的，这就是，他们大多只是大学本科毕业，自己从未写过硕士、博士学位论文，没有接受过正规的研究生教育的训练。文革前中国大陆研究生招生人数很少（文革前的17年间全国共计约13500人），又未实行学位制度，结果，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学毕业者，当上硕导、博导之后，大多对如何系统指导研究生的学习，如何顺序渐进地指导一篇学位论文的研究与写作，并无亲身体验，也就多少有些心中无数。结果，最初的几批“土鳖”硕士、博士，基本上可以说是“自学成才”。对其中的天才者，在这样的教育方式中，可能是“因祸得福”，他们因此得以彰显个性，崭露头角；而对于众多的“中才”之辈，则可能是悲剧
10、一场，浑浑噩噩之中变成“博士”，还自以为得到名师真传，现在自己当上硕导、博导了，也就如法炮制，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无论如何，这些有其群体的结构性缺陷的所谓“八学人”，现已成为中国人文学科的中坚力量，几乎所有著名大学重要文科学院的院长都由他们出任，重要的全国性学术组织的领军人物，似乎也已非他们莫属。而且，由于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人才断层”和下一辈学者学术的“政治企图心”偏弱（详见下文），也由于已成“既得利益者”的这一辈人直接参与了大变革时代学术游戏各种规则的建立与修订，因缘际会，这个人群占据学术舞台中心的时间，可能比前辈和后辈都要长一些。也正因如此，作者才深感“八学人”有必要理性反思，以期缩小社
11、会期待与实际学术能力间的落差。因纪念恢复高考30周年，近期各地多举办七七、七八级大型聚会，大众传媒（其掌门人也大多为所谓“八学人”）竞相报道，成功人士侃侃而谈，七七、七八级“天赋异禀”之社会形象，有意无意之间又被浓妆重彩了一次。笔者也有机会多次参与这类活动，已是“老夫聊做少年狂”的同辈人握手言欢之时，随着年岁日长而越不加掩饰的群体心智的局限，也愈发明显。置身于“全球化”、“数码化”、“后现代”、“后国家”的学术语境，静心观察依然踌躇满志的同辈学人的言谈举止，某种悲凉之感，油然而生。其实，在下一辈人文学者眼中，许多出身七七、七八级的所谓“大牌学者”，已渐渐被视为学术发展的绊脚石。他们掌握了过多的
12、学术资源，却未能生产出相应品质的学术产品；他们位高权重，却常常意气用事，做事有失公允、公平；他们制定的规则已经对自己有利，还不时“权力寻租”，超越规则谋取更多的好处；他们建构了似乎影响力无远弗届的国内、国际学术网络，所作所为却往往难掩人际关系庸俗的一面；他们手上指导着许多硕士生、博士生，却日益墨守常规，对新的学术进展和思想发明缺乏兴趣和敏感。更可怕的是，他们中有不少人遗传了当年打压过他们的某些上一辈学者的文化基因，开始带着酸溜溜的偏见，看不惯、看不起下一代学人。这些毛病，若大而化之，基本上可归结到人的“生命周期”一类的结论上去，人生苦短，过了50岁以后，人生的“价值危机”日益明显，内心煎熬日渐
13、加剧，人性的许多弱点也就趁机释放得多了一些。但具体到这些自以为肩负着“民族文化”甚至“人类文化”传承重任的“知识精英”，要问的问题应该是，为什么他们的“超越感”同样如此匮乏？本来，超越日常生活经验、超越个人利害得失、超越阶级和时代局限，乃是一个优秀人文学者应有的禀性。二、“学”、“术”之间：人文学科的评价标准正如许多研究者已经指出的，30年来，高等教育界和学术界逐渐将所谓“可操作性”引入学术评价体系，经过加权（考虑的权项仅包括刊物等级、引用指数等中专程度学生即可处理的简单内容）的论著数量和写作的规范性成为评价一个学者、一个学科、一个大学研究水准的不二法门，本应以学者间的“清议”为臧否标准的人文
14、学科，所受冲击尤为严重。究其原因，在于混淆“学”与“术”的关系，误“术”为“学”，从而误导学人，耽误学业，为害学术。众所周知，学术的本质在“学”，指的是知识积累、技术发明、理论创造和思想体系的建构，就是要有超越前辈学者的贡献，这是学术之所以存在的根本理由。而眼下许多治学者、治校者津津乐道的征引注释是否规范，杂志刊物是否“核心”，不同学科的“引用指数”是否可比，课题、成果、著作数量是否可以互相折算等等，则均属“术”的范畴。无须讳言，重“术”轻“学”甚至有“术”无“学”，已成妨碍当代中国学术发展的痼疾。当然，教育和学术行政主管当局强调所谓“学术规范”，重视所谓研究成果的定量分析，也实有其不得已之处
15、。由于学术职称泛滥、学位授予宽松、学术评审流于形式，剽窃、抄袭等等不端行为层出不穷，学术底线一再被深度撕裂，为首者中不时听到院士、资深教授、知名学者的大名，事关国家和大学颜面，对学术规范自然得高度关注。与此同时，整个社会的平庸化自然也影响到学者的学术生涯，谋职、升职、评审等等学术环节，日益浸淫在人际关系庸俗的一面之中，学术共同体的所谓“清议”和所谓“权威学者”的判断，其公信力越来越被怀疑，相对而言，刊物等级、引用指数、论著数量等可以定量计算的指标没有多少“人情味”，较少模糊性，且便于不同学科之间“不伤感情”地相互比较，也就在一片指谪之声中被广泛接受。在大学和学术机构中常常见到的尴尬是，许多在学
16、理上力陈“定量评价”之非的学者，遇到与个人利益相关的场合，仍不得不以刊物等级、引用指数、论著数量等等来“据理力争”。在这样的场景之下，个人学术生涯的晋升之梯，似乎与合乎“规范”的经过加权的论著数目，以及项目、获奖之类可以计量的若干要素，有了直接的对价关系。过去常常与良知、公义、人类未来等充满宗教和理想色彩的辞语联系在一起，其神圣的终极目标似乎永远不可企及的学术研究，一下子蜕变为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的谋生工具和经营手段。与此同时，近二十年大学教师的实际薪酬水平不断上升，在大学里取得一个职位，已经成为这个社会令人羡慕的事业成功的新起点。第六次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显示，中国公众认为教师的职业声望最高，公众在期望子女从事最好职业的选择中，教师职业的期望值也是最高的。大学为其从业者提供了空气清新、绿树成荫的校园，相对宽松且有人情味的工作环境，比较稳定、可能逐步上升且有较好福利保障的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