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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近期“经济人”研究的一个初步综述 “经济人”假说是西方经济学一般理论分析的逻辑起点，由此所演化出来的理性选择理论，始终是当代主流经济学的核心。但自从“经济人”假设作为西方经济学的核心假定提出以来，就遭到众多的质疑和否定。西方经济学内部在历史上就进行了许多批判和争论，公开的大争论为三次:19世纪晚期历史学派与奥地利学派之争,本世纪40年代的“利润最大化原则”之争和70年代之后的“理性行为”之争。我国学者对待“经济人”假设大致可以分为四种意见：其一，站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立场上，从历史观和方法论上对“经济人”假设进行了批判，指出了方法论上的唯心观本质。其二，认为“经济人”假设是经济学的逻辑基础，
2、没有它就无法建立科学的经济学大厦。完全接受“经济人”假设并完全接受他们认为科学的现代经济学。其三，认为“经济人”假设尽管有一定缺陷和过度简化，但是“它唯一的优点是就在于，所有的其他替代物都比它差。”因此现在我们还必须接受并应用这个次优的假设。其四，认为“经济人”假设是“不现实的”，主张应当超越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提出新的经济人作为我们研究的起点。也就是超越“经济人”假说，摆脱其非现实和刻板化的自利和理性的束缚，重建经济学的基础并试图开拓新的研究领域。这一态度代表了经济学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在本文中着重介绍这种力量的最新发展。俞忠英（1999）提出自然经济人应该作为中国经济学的核心假定。
3、他认为中国经济学是以中国实际为背景的经济学，而中国实际不同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他认为中国经济是以当代中国为起点的经济（即1949年时的经济），中间虽然实行了计划经济，但基本上仍然属于自然经济，其“人”也属“自然经济人”即处于自然经济条件下的人。与当代西方市场经济的人即市场经济人相比，自然经济人的特性受制于自然，市场经济人的特性受制于市场。接着他指出由于实行计划经济，自然经济人产生了变形，从而成了泛自然经济人。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变形的自然经济人向市场经济人转型，但这个阶段仍是自然经济人的转型，性质是还是自然经济人。俞忠英提出的自然经济人概念着重联系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和我国经济特征，这
4、对于我国在现阶段如何认识经济人假设问题是很有意义的。他提醒我们在看待经济人假设时要注意我国的国情，联系我国的经济特征。但是自然经济人只能说是经济人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的一种表现，但要把它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还有待思考。杨春学（2001）提出一个利他主义的经济模型，并把利他主义经济行为分为两种类型：具有亲缘关系群体内部的利他主义行为和非亲缘关系者之间的利他主义行为。在对以上两种利他主义行为分析的基础上他又分析了选择利他主义的机制和利他主义和效率问题，最后得出结论：利他主义也必须是理性行为，仍然没有摆脱“自利”这个动机。他在2005年的一篇论文中力图对经济学帝国主义现象中复兴的新经济人提供一个较明确
5、的描述。通过把社会偏好、个人社会价值等概念引入经济人模型的讨论之中，把能纳入这一分析范式的行为(特别是利他行为)确定某些标准，重新界定经济人在不同层次上的理性行为特征,从而说明了赋予经济人的理性程度将取决于所研究的主题的具体情形，进而讨论经济人的标准原型及其变型在理论分析中各自适用的范围和局限性。杨春学认为，经济人假说已经发生了从“古典经济人”到“新古典经济人”再到“新经济人”的转变。“新经济人”放松了“经济人”的行为假定，超越了“利己”和“利他”之辩的“私人偏好”，说“经济人是自私的”，仅仅就“偏好函数最大化”而言的。“经济人”肯定是一个关于人的局部特征的、“过度简化”的假说，但“所有的其他
6、替代物都比它差”。只要是涉及个人利益计较的行为领域，“经济人”模式肯定是最强有力的分析工具。“经济人”模式可以对社会经济领域中广泛存在的“大搭便车”、“囚徒困境”问题提供良好的解释，但对于如何解决这类问题，只能提供不怎么样的答案。也就是说，在某些“混合型”的行为领域，它只能提供局部的解释。当进入那些与交易缺乏明显的、直接联系的领域时，“经济人”就会终止履行经典教义的规定。他认为，“经济人”假说无需为无法解释这类现象而内疚，因为它的预设理论目标就不在于这类行为领域。要求“经济人”假说能够解释这类行为，无疑是要经济学解释所有人类行为。杨春学试图把利他行为也包含在一个新的经济人解释框架内，但同时承认
7、经济人假说的局限性。但是把利他行为的原因也视为利己和理性，就混淆了利己行为和利他行为的区别。如果利他行为也可以看作是利己和理性造成的，那么经济人假设就可以解释所有的人类行为了，只不过是把其他人类行为看成是理性和利己的结果，其实这样并没有解释，也算不上解释。李刚（2003）提出用“动态的广义经济人假设”代替传统的“经济人假设”，在“广义经济人假设”中仍然沿用“自利”和“理性”两内核，引入“广义自利”和“广义理性”概念，并且强调用动态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广义自利人”和“广义理性人”。李刚提出动态的看待“经济人”假设是应该肯定的，但他把自利和理性的内涵扩大一些，从而可以使“经济人”更有解释力，这在西方
8、经济学史上也算不上新现象，在过去的两百年里，他们也正是那么做的。刘海生（2003）认为“经济人”与“有限理性经济人”是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人性的经济假设,在这两个假设中,人是“同质”的。然而“同质”的“经济人”假设是不符合现实的,因为现实中的人既是异质的又是同质的。最后认为“异质性有限理性经济人”是符合现实的关于人性的经济学假设，是许多新经济理论的基石，并且可以催生许多新的理论。刘海生（2005）认为技术所有者是纵向异质与横向异质统一的异质经济人，作为经济人的技术所有者通过个体学习、协作学习与团队学习来实现自己的纵向异质化。在纵向异质化的前提下,素质不同和能力差异成为经济人横向异质化的主要内
9、容。素质不同、能力异质的经济人因其异质业绩内在地需要有别于他人的异质激励。因按技术分配形成的集体成员“不对称”与“选择性激励”对技术所有者产生的极大激励作用,纵向异质与横向异质统一的技术所有者内在地需要按技术分配。最后他认为异质经济人假设为按技术分配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通过以上综述可知刘海生首先提出“异质有限理性经济人”假设，并以此为基础来说明按技术分配的合理性。我们必须提出赞赏的是刘海生通过把“经济人”的特性与现实相结合，提出新的经济人假设并应用到里分配理论中。这种尝试是有开创性的。但是这一假设由于概括性不强，无法作为其他进一步研究的起点和基础。李炳炎和江皓（2005）提出了“科学经济人”
10、的新概念，它包括五个方面的统一：“经济人”和“利他人”的统一；“经济人”和“非理性人”的统一；“经济人”和“社会人”的统一；“经济人”和“道德人”的统一；“经济人”和“生态人”的统一。在后来的研究中说明“科学经济人”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范畴，是属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的范畴，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运用抽象法分析我国现实经济生活实际得出的新概念，似乎可以成为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的重要基本范畴之一。同时，两位还认为我国已经进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的阶段，重视诚信和道德建设，重视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健全经济秩序，规范市场行为成为这一阶段的重点。要使“经济人”假设适合我国国情，必对起进行中国化解
11、释、改造，要借助其积极合理的成分，涤荡不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念、关系、和制度安排。所以，应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人”假设，构建“科学经济人”的新概念。李炳炎和江皓提出的“科学经济人”概念内容太丰富，实际上已经成为了现实中人的特征的描述，况且在他们只是提出“科学经济人”概念，缺乏科学的系统的论证。陈慧雄（2006）认为人是经济运行的主体，所以，对人的分析事关整个经济学理论的构建立。“经济人”概念有五个层次：“经济人”性质、“经济人”行为目标、“经济人”行为状况、“经济人”运行状态和“经济人”行为方式。他认为，对“经济人”自利本性的理解应是：自利是人性和“经济人”的根本属性，因为人的
12、行为都是从自我出发的。“经济人”的行为目标应该是快乐最大化，而不是经济利益最大化，经济利益只能是实现人的快乐的一个方面。满足人的快乐有六种要素：健康、亲情、收入、职业、社会、自然。前三个要素是自利的，而后三个要素，即从职业中得到乐趣、从社会中得到快乐、从自然中得到快乐，都必须基于互利。互利事实上构成自身快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所以，随着社会向高层次需要发展，互利的需要越来越多。社会经济生活已经从多方面证明。利他已构成人类自身获取快乐的极其重要的部分。他认为经济学应该回归的人的研究，主张建立人本经济学。陈慧雄把人的快乐最大化视为经济人的行为目标。但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衡量快乐和能否进行科学的理论研
13、究的问题。经济学主张研究人是对的，但怎样研究人是比“经济人”假说更好的又是难题。庄宗明教授（2001）认为，经济人假说本身是有缺陷的，正视这种缺陷并努力把经济学建立在更加坚实的基础之上，是经济学理论创新的途径。“重新理解人”应该成为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起点，这就要求我们把“人”拉回到复杂的社会系统中，结合社会、历史、文化、制度、心理等深刻理解人，从而加深对经济学的研究。方福前认为，只用一个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不变动机来概括一切人的行为动机必然要犯以偏概全的错误，一个理论逻辑上的优美并不等于它完全符合实际，因此对人的行为的分析应当补充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学科关于个人行为动机的分析。闻有虎、张春楠
14、（2002）在论述利他主义的经济学涵义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利他与利己互动的新经济人范式假说，并通过模型的建立，论述了利他主义稀缺的机理以及政府调节对“利他主义稀缺品”生产的重要作用，其目的在于从根本上摆脱西方经济学中的“最大化行为”的“自私人”的思维模式，以走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困境。在建立新经济人假设的过程中，还有一种倾向是直接将经济人与道德人整合起来。倪雪慧（2003年）指出，社会主义理想化模式试图通过否定传统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人”，塑造理想的道德人，其结果造成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误区和对人的自主性的束缚。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激发了“经济人”的主体活力，却又在许多方面造成道德价值观的
15、失落与困惑。因此，她认为，经济人与道德人的整合是这一发展过程的否定之否定阶段，其目标在于实现马克思所说的“全面发展的人”。陈颖、高静文（2001年）认为，道德不是游离于经济活动之外的因素。经济人与道德人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完善的道德人格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造就经济人与道德人相统一的市场主体，对于完善市场经济，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类发展无疑具有重大意义。这种观点从根本上不同于那种认为市场机制能够自动将经济人与道德人协调起来的观点 21，它既承认道德人与经济人的脱节现象，又批评了主流经济学对人性的道德方面的忽视，并希望将两者统一起来。但是，他们只是提出了这
16、个问题，究竟如何统一，并没有提出具体的想法。以上试图建立新经济人假设观点主要是借鉴其他社会科学门类的一些思想，但是，总的说来，真正融合得比较好的，十分少见。针对经济人假设中的自利心问题，程恩富（1997年，2003年）指出，作为逐渐脱离动物界和超越动物本能的人类，具有及其丰富的情感和理智，不是单纯地表现为完全的自私性。他认为，经济学者们应该摆脱单向度的思维定式，超出大小私有者的眼光去观察人类经历过的社会。实际上，程恩富所坚持的方法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并用此方法反驳了西方经济学的某些错误观点。当代西方私有产权学派代表人物张五常曾经透彻地表达了主流经济学的信念：“经济学上最重要得基本假设是：每一个人无论何时何地，都会在局限约束条件下争取他个人最大利益。说得不雅一点，即每个人的行为都是一贯地、永远不变地，以自私为出发点。在经济学的范畴内，任何行为都是这样看：捐钱、协助他人、上街行动等，都是以自私为出发点。” 22针对主张以自私观点为核心的经济学主张，程恩富深刻的指出，这是一种极端片面的、孤立的和静止的理性“自私人”观点。他认为，存在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