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中共中央上海局-中央政策研究室各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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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历史上的中共中央上海局:中央政策研究室各局局长 中共中央上海局又称上海中央局是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它在近代中国的多个历史时期全部曾设置过并发挥了各自不一样的历史作用。按历史次序,上海中央局的设置共有3次,分别是:土地革命时期的上海局1933年1月1935年7月、解放战争时期的上海局1946年4月1949年5月及建国早期的上海局1954年11月1960年11月。土地革命时期的上海中央局这一时期的中共中央上海局能够分为两个阶段:一是1933年1月至1935年2月,中共暂时中央迁入苏区后成立的上海中央局;二是1935年2月至1935年7月,存在5个月的“上海暂时中央局”。八七会议后,新成立的中共暂时

2、中央政治局决定将党的领导机关从武汉迁到上海,自此一直到1932年底,中共中央及其工作机构一直设在上海。不过1931年以后,首先国民党驻上海的特务机关加紧对中共中央机关的渗透,有计划、有预谋地破坏中共地下党组织,致使这一时期党的中央组织接连遭到破坏;其次为了适应苏区革命形势的蓬勃发展,1933年1月17日中共暂时中央政治局决定撤离上海,迁入中央革命依据地瑞金。离开上海时博古指定李竹生留在上海为中央代表,指导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1933年春,依据中央指示,决定成立上海中央局亦称上海暂时中央局、上海白区中央局,指定暂时中央政治局组员李竹声为书记,原中央秘书长黄文容任组织部长,从苏联调回盛中亮为宣传

3、部长。上海中央局代表中共中央领导党在国民党统治区中的工作,负责保持和疏通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驻上海代表之间的联络,加强全国各地党组织和革命依据地党组织的联络,负责接待全国各地到中央请示汇报工作的同志,并把她们送到革命依据地,凡到上海来找中央的人员,尽可能帮助处理经济上和组织上的困难。同时上海中央局还帮助江苏省委恢复遭破坏的上海各区委组织,和定时和江苏省委沟通工作、研究问题、加强联络,并负责出版党内刊物斗争等。1933年的上海,白色恐怖已经十分严重。上海中央局自成立以来屡遭敌人破坏,关键机关被搜查,一批干部相继被捕,部分主要干部叛变出卖组织。其中破坏损失最大的就有3次,第一次发生于1934年6月2

4、6日,李竹声在中央局办公处门口被国民党中统局特务逮捕,和其一起前后被捕的还有秘书处责任人李德钊、全总党团书记袁孟超、江苏省委书记赵立人,和工作人员、巡视员、交通员共20余人;第二次在1934年10月5日,第二任中央局书记盛中亮、管电台的周秀珠、电台台长王友才等9人前后被捕;第三次是1935年2月19日,前后被捕的有中央局第三任书记黄文容、组织部长何成湘、宣传部长朱镜我等30多人。这三次大的破坏使上海局机构损失殆尽,人员损失尤为巨大,只能从上海各系统中抽调部分干部组成暂时班子,临时负担起上海中央局的领导工作。这么在1935年3月下旬成立了由刘仲华中央军委驻上海的干部、贺昌之中共中央特科干部、浦化

5、人中央宣传部干部和全总代表一人、青年团中央工作委员会一人组成的5人领导机构,这就是存在了5个多月的上海暂时中央局。1935年5月底,在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的提议下,原来的5人领导机构变为刘仲华、贺昌之、浦化人的“三人团”。7月22日,上海暂时中央局遭到一次最严密的搜捕,中央局委员的住处几乎全部遭到了搜查,今后浦化人等40人相继被捕。8月26日,刘仲华等接到王明、康生5月3日、5日从莫斯科发来的“上海现在不需要任何中央的组织”指示信,遂决定不再恢复上海暂时中央局,凡叛徒认识的党员一律无条件离开上海,暂时中央局的活动将分散到各中心城市。这么,上海暂时中央局的历史使命宣告结束。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共中

6、央上海局解放前的上海,是国民党统治区最大的城市,也是我党开展地下斗争的主要地域。为了更加好的领导上海地下党工作,1946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上海中央局,受中央南京局领导;同时要求上海局要绝对隐蔽,关键负责第二线工作如秘密的地下党工作等,公开的第一线工作如民主运动和对蒋谈判等则由中共南京局负责。1947年1月16日,依据中共中央指示名称改为中共中央上海分局。3月,中共代表团南京办事处和上海办事处撤离,中共中央南京局的工作也随之结束。5月6日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共中央上海分局改为中共中央上海局,受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管辖长江流域、西南各省及平津一部分党的组织和工作,必须时指导香港分局。1949年5月上

7、海解放后,中共中央上海局工作结束。上海中央局的领导组员相对稳定,其中委员有刘晓、刘长胜、钱瑛、刘少文张明、吴克坚1948年10以后5人。刘晓为书记,全方面负责整个上海中央局的工作;刘长胜为副书记,关键分管上海市委和职员运动;钱瑛为组织部长,负责受上海中央局领导的各省、区党组织及青年组、全国学联党组的工作;刘少文负责情报工作1948年10吴克坚接替刘少文工作。另外,宣传和文化界的工作由沙文汉负责;工商、统战及策反工作由张执一负责。上海局是中共中央在国统区的代表机构,担负着领导国统区工作的重担。这一时期,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和国民党反动统治进行决战的关键时刻,上海局在以下很多方面取得了巨大成

8、就。策反工作。1948年11月,为了更加好地领导策反工作,中共中央上海局专设“策反工作委员会”,由张执一任书记。策反的关键结果如:国民党一个伞兵团起义蒋介石当初仅有两个伞兵团、国民党海军“重庆”号起义,还陆续搞过来二十多架飞机等。建立、发展和巩固上海周围的党组织。1947年10月上海局成立了“外县工作委员会”,前后由张执一、林枫任书记,详细负责指导上海以外及上海近郊党的工作。外县工作委员会总的工作方针,一是搞武装,搞游击战争,扰乱敌人后方;二是在些点线发展秘密党员,积蓄革命力量,以迎接大军渡江。此间指导的地域包含:青浦、南汇、昆山、苏州、常熟、无锡、常州、杭州、嘉兴、湖州、四明山等地。主动开展

9、国统区的统战工作。上海局专设文化、工商统战委员会,由书记张执一负责工商界和上层民主人士的统战工作,副书记沙文汉负责文化宣传工作。在这个委员会的推进下,上海进步教授组织了“上海各大学民主教授联谊会”大教联;同时上海局创办了联合日报、联合晚报等报纸,和文萃、文摘、真理和自由、当代妇女等刊物;而能够接收我党领导或意见的报纸及刊物还有文汇报、时代日报和中国建设、展望、时代周刊等。作为中转站,收容、掩护、资助党的干部转移到其它依据地。仅1946年上半年,就资助护送大批从中原局撤出的干部到东北、山东、江北等地。而在刘邓大军南下进入大别山以后,又派遣了不少从该地突围出来的干部,重返鄂东和洪湖地域开展游击战争

10、或地下工作。同时经过多种渠道,秘密向解放区输送急需药材和紧急物资。建国早期的中共中央上海局1954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大区一级的党政机构。9月13日,中共中央华东局汇报中共中央,认为大区撤销后,应加强对上海、江苏、浙江工作的领导,提议中央成立上海中央局。10月28日,中共中央电复同意,并决定新的上海中央局由柯庆施、陈丕显、潘汉年、江渭清、江华、谷牧、马天水、刘顺元和南京军区责任人2人至4人组成,柯庆施为书记。1955年1月8日,中共中央又决定由许建国接替调到中央工作的谷牧,任上海局委员。1958年10月中共中央电复上海局同意南京军区的许世友、唐亮参与上海局为委员。196

11、0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华东、东北等6个中央局,11月10日中共中央华东局正式成立,存在6年的上海局即行撤销。上海中央局的常设机构只有一个办公室,办公室下设3个组分别抓秘书、财贸和农村调研工作。刚成立时,上海局的职责关键是对上海及江浙两地工农业生产、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和对中央指示、方针的落实实施情况进行检验、调研。1957年7月上海局为了促进地域间工农业的协调发展、召开了苏、浙、闽、皖、赣、沪5省经济协作会议,以后经中央同意在上海局领导下成立经济协作委员会。今后,上海局常常派工作组去苏、浙、闽、皖、赣等地进行调研工作。三个上海局的设置目标及职权、作用比较历史上的这3个中共中央上海局,

12、其设置目标、职权、发挥的作用全部不尽相同。从设置目标看,土地革命时期上海中央局的设置,关键是为了便于同共产国际和全国各地党组织和革命依据地党组织加强联络。1946年上海局的设置是为了更加好的领导“国统区”党的工作,为解放全国积蓄力量。而解放后的上海中央局则出于加强对沪、浙、苏三地工作领导的目标。从职权来比较,土地革命时期的上海中央局拥有很大的权力,甚至数次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全国发电。解放战争时期,上海中央局的职权也很大,在南京局撤销后整个“国统区”党的工作全部由它来负责。而解放以后,上海局的工作只局限于沪、浙、苏三地,即使以后又扩展到安徽和福建两省,但其职权也仅限于工作监督、指导和组织调研

13、等。从发挥的作用来看,土地革命时期,因为白色恐怖的原因上海中央局的组织系统数次遭到破坏,历任中央局书记数次被捕,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上海中央局作用的发挥。到1935年8月,因为工作无法继续开展下去,上海中央局被迫撤销。而1946年到1949年的中国,国共双方力量此消彼长,上海地下党组织发展迅猛、力量日益壮大,这全部给上海中央局顺利开展工作提供了保障。因此不论在统战、策反、情报方面,还是在“白区”党组织发展、人员掩护和转移、物资输送调配方面,上海中央局全部发挥了主动的作用。建国后的上海中央局,因为职权所限,其作用的发挥受到限制,但在确保中央指示顺利落实、促进地域间经济协调发展等发面也做了不少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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