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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两宋时期的义冢制度（上）张邦炜张忞所谓义冢，简而言之，即掩埋无主尸体或战死军人的公墓。义冢又称义阡，在宋代还有个独特的名称，叫漏泽园。对于两宋时期的义冢制度，前人语焉不详，近人只是在论述当时的火葬习俗时附带提及。有鉴于此，本文试图略加探讨。一、始于何时义冢制度始于何时，人们历来看法不一。宋人徐度却扫编卷下断言：漏泽园之法，起于元丰间。清人顾炎武日知录卷15火葬则认为：漏泽园之设起于蔡京，不可以其人而废其法。这两种说法虽不无道理，但并不确切。徐度、顾炎武二人的说法有相同之处，他们都认为漏泽园之法即义冢制度始于宋代。宋代号称“为治一本于仁厚，凡振贫恤患之意，视前代尤为切至。”1应当承认，两宋王朝为
2、解决贫民死无葬身之所的问题，曾采取措施并费力不小。绍圣年间，苏轼惠州祭枯骨文称：朝廷法令，有掩骼之文；监司举行，无吝财之意。2绍兴年间，监登闻鼓检院范冈上奏说：国朝著令，贫无葬地者，许以系官之地安葬。3从中不难看出，北宋建立之初就有允许无地贫民死后安葬于官地的规定。同时按照宋刑统的有关条文，“因穿地而得死人，其尸不限新旧，不即掩埋，令其暴露”，将受到“徒二年”的惩处。4直到南宋中期，庆元条法事类卷77服制门丧葬一方面严禁亲死不葬：诸父母亡，过五年，无故不葬者，杖一百。另一方面要求地方政府无偿为贫民提供葬地：诸客户死，贫无葬地者，许葬系官或本主荒地，官私不得阻障。这类笼而统之的规定毕竟缺乏可操作
3、性，于是两宋王朝推行义冢制度。但徐度、顾炎武之说并不确切，有以下两个方面的情况可证。首先，义冢在历史上早已有之，其源头至少可以追溯到东汉。汉安帝时，河南尹周畅“收葬洛阳城旁客死骸骨万余，为立义冢。”5建和三年（149）十一月，鉴于“京师厮舍，死者相枕，郡县阡陌，处处有之”，汉桓帝下诏：其有家属而贫无以葬者，给直，人三千，丧主布三匹；若无亲属，可于官壖地葬之，表识姓名，为设祠祭。6足见义冢制度绝非始于宋代，尽管与前代相比，两宋的义冢制度较完备。其次，就宋代来说，义冢既不起于元丰，也不起于蔡京，早在北宋初期已有其雏形。其史实依据，下面将陈述。二、发展过程两宋的义冢制度有一个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以
4、下四个阶段。（一）草创阶段：北宋初年至元丰二年（1079）。北宋初期已有义冢的雏形，前面所引苏轼的文章、范冈的奏疏，即是其明证。至于宋真宗曾推行义冢制度，更是证据确凿。据宋史卷178食货志上六振恤记载：天禧中，于京畿近郊佛寺买地，以瘗死之无主者。瘗尸，一棺给钱六百，幼者半之。其经费来自左藏库，后因财政方面的缘故，“臣僚奏请裁减，事遂不行”，7以致“死者暴露于道，见者闵伤。”8嘉祐七年（1062）二月，宋仁宗诏：开封府市地于四郊，给钱瘗民之不能葬者。9经费从哪里来，是否仍然来自左藏库？墓地是固定的，还是具有临时性？这些都不得而知。当时，开封以外，有的地方也曾推行义冢制度，河东路就是个突出的例子。
5、宋仁宗时，并州（治今山西太原）知州韩琦建立义冢，目的在于改变火葬习俗。其继任者继续执行“官营墓域使葬”的措施。如庞籍免除了义冢的地税，孙贲责成三所寺庙持义冢并为此而“岁度一僧”。10但是“人遂以焚尸为耻”之说并不可信，还是“弊（应作美）俗如故”11这一说法比较接近事实。此外，熙宁二年（1069），苏轼在知徐州任上，著徐州祭枯骨文：嗟尔亡者，昔惟何人，兵耶氓耶，谁其子孙，虽不可知，孰非吾民，暴骨累累，见之酸辛，为卜广宅，陶穴宽温，相从归安，各反其真。12显而易见，徐州这时有义冢。义冢制度在这个时期，处于草创阶段，经费来源不落实，制度又不健全，问题不时出现。如熙宁七年（1074），汉州（治今四川广
6、汉）“灾伤户绝之家有骨骸未葬者三十四户、九十八人。”问题居然拖延五年之久，到元丰二年二月，朝廷才批准了成都府路监司提出的方案：“人给钱二千收瘗，鬻绝户田宅以偿官。”13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治标不治本，无法解决百姓死无葬身之所的问题。（二）形成阶段：元丰二年至崇宁三年（1104）。元丰二年二月，开封府界提举常平等事陈向在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亲眼看到“积骸蔽野，皆贫无以葬者委骨于此。”他“恻然哀之，明日具以所见闻，请斥官地数顷葬之。”朝廷“即日报可”。14宋神宗为此专门下诏：开封府僧寺旅寄棺柩，贫不能葬，负久暴露。其令遂县度官不毛地三五顷，听人安葬。无主者，官为瘗之。民愿得钱贷之。每
7、丧毋过二千，勿收息。并且授权陈向“主其事”。15陈向建议采取两条措施：第一，在经费上，“以户绝动用钱，经瘗埋之费”；第二，在管理上，“选募僧守护，量立恩例。”所谓“恩例”其具体内容为：葬及三千人以上，度僧一人；三年，与紫衣。16宋神宗一概予以批准。“紫衣”是指紫色袈裟，僧人赐紫始于武则天时。陈向赓即做了两件事：首先，建立义冢，“凡得遗骸八万余，每三十为坎，皆沟洫，什伍为曹，序有表，总有图”；其次，确定主管，“规其地之一隅，以为佛寺，岁轮僧寺之徒一人，使掌其籍焉。”17可见，寺院不仅主持火葬，而且主办土葬，朝廷还依靠他们推行以改变火葬习俗为目的的义冢制度。陈向推行义冢制度，堪称尽心竭力。当时人沈
8、括称赞他：能推朝廷之惠，及于朽骨。 18对此，宋史卷15神宗本纪二有记载：诏给地葬畿内寄菆之丧，无所归者官瘗之。鉴于此前已有义冢，宋史并没有像徐度那样把这件事作为宋代漏泽园之法的开端。徐度格外强调陈向的政绩，那是由于他是陈向的外孙。其实，这时尚无漏泽园这个名词。何况义冢制度尽管比从前具体，但仅限于开封府界，并未颁行于各地。宋神宗关于义冢制度的诏令虽然不曾要求各地一律加以执行，但地方官员参照执行者有之。如元丰四年（1081），徐州（今属江苏）知州孙某“遣校吏，拾野中遗骸，得一百八十余躯，葬于城南官之废地，为之祭告而后掩焉”；19绍圣二年（1095），惠州（今属广东）建立义冢，苏轼作葬枯骨铭，并留
9、下嘱托：后有君子，无废此心，陵谷变迁，复棺衾之。20此外，像宋哲宗时，李昭玘在潞州（治今山西长治）通判任上，鉴于“潞民死多不葬”，他“斥官地，画兆竁，具棺衾，作文风晓之。”21此文题为潞州戒焚死榜，至今仍保存在乐静集中。22宋徽宗即位之初，孙贲在河东转运使任上，要求地方官吏“常加禁约，无废前规。”23所谓前规，是指韩琦当年建立义冢时所拟定的规矩。陈向离任后，开封府界推行义冢制度的情况不详。根据有关记载，河东路存在两大问题：一是义冢建立在城市附近，只能解决城内及城郊的问题，而“僻小州军、穷乡远道之民未举葬者，势不能相及”；二是即使城内及城郊，“官围地有限，葬且无余”，而“肯于官围地杂葬者多”，2
10、4需要与可能的矛盾相当尖锐。这两大问题有带普遍性。还应当看到，义冢制度建立容易坚持难。孙贲要求河东路官吏“无废前规”，即是这里难于坚持的反映。无怪乎在经历了宋哲宗统治时期之后，到宋徽宗时又不得不“推广先志”。（三）健全阶段：崇宁三年至北宋末年。宋会要食货68之130记载，崇宁三年二月三日，中书言：州县有贫无以葬，或客死暴露者，甚可伤恻。昨元丰中，神宗皇帝诏，府界以官地收葬枯骨。今欲推广先志。建议“择高旷不毛之地，置漏泽园”，得到宋徽宗认可。二月四日，中书就健全漏泽园制度，提出具体建议。其主要内容有：第一，加强管理：“诸以漏泽园葬瘗，县及园各置衅籍，令厅置柜封锁。令佐赞移，以图籍交授；监司巡历，
11、取图籍点检。”第二，统一规格：“应葬者，人给地八尺，方砖二口，以刻元寄所在及月日、姓名。”“军民贫乏，亲属愿葬漏泽园者，听指占葬地，给地九尺。”第三，允许移葬，今后亲属“乞改葬者，官为开葬，验籍给付。”第四，妥善保护：“无故若放牧，悉不得入。”第五，方便祭祀：“量置屋以为祭奠之所，听亲属享祭追荐。”宋徽宗当即予以批准，“并著为令”。此外，还责成各路提举常平主管其事。因此，后来朱熹说：崇宁之制，凡安济坊、漏泽园之政，皆领属常平使者。25安济坊是给贫病者以医药之处。对于这件事，宋史卷30徽宗本纪一有记载：崇年三年二月“丁未（即三日），置漏泽园。”李埴十朝纲要、王称东都事略、陈均编年备要诸书都有此记
12、载，只是十朝纲要将此事系于戊申即四日。两种系日，都有道理。当时蔡京独相，因而顾炎武认为：“漏泽园之设，起于蔡京。”此说之不妥，清代史家赵翼陔余丛考卷27养济院育婴堂义冢地指出：义冢之法，蔡京前已有之。蔡京“踵其法”，只不过替它取了个新名称。据汉书卷64上吾丘寿王传记载，汉武帝时，光禄大夫侍中吾丘寿王称赞西周“德泽，上昭天，下漏泉。”颜师古注曰：“漏，言润泽下沾，如屋之漏。”漏泽园即取名于此。不过也应当承认，与元丰旧法相比，崇宁新法确有发展。不仅规章制度更完备，而且前者仅适用于开封府属，后者则通行全国各地。宋徽宗当时便“立法，郡县官违戾者、驰慢者、失检察者皆置之法。”26接着又专门下诏，要求“监
13、司守令奉行无忽”。27诏令下达后，各地相继建立漏泽园。如明州（治今浙江宁波）虽远离京城，但闻风而动，所属鄞县、奉化、慈溪、定海、象山、昌国六县当即设置漏泽园。潭州（治今湖南长沙）也曾在“崇宁间，推行漏泽园，埋瘗无主死人。”28靖康元年（1126），蔡京贬死潭州，即“藳葬于漏泽园。” 29但是，北宋晚期在推行漏泽园制度的过程中，弊病甚多。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四点。一是弄虚作假。朝廷规定守园僧人“以所葬多为最，得度牒及紫衣”，守园僧人当中“遂有析骸以应数者”，30以便冒领“恩例”。更有甚者，某些地方官吏居然“责保正长以无病及已葬人充”。葬了又葬，问题不大；无病便葬，即是活埋。如此草菅人命，一经发现
14、，按照法令，仅“杖一百”。31惩罚这样轻，歪风怎能纠正？二是敷衍塞责。按照规定，“凡漏泽园收瘗遗骸，并深三尺。”某些地方官吏应付差事，“或不及三尺而致暴露者”，葬了等于不葬。对于这种做法，尽管朝廷一再下令指责“但为文具，未尽加法”，要求“监司觉察，按劾以闻”，32可是收效甚微。三是胡乱开支。漏泽园制度作为一项扶贫措施，理当精打细算。然而某些地方官吏“奉行颇过”，33在“葬日及岁时，设斋醮，置吏卒护视”，以致“常平所入，殆不能支。”34宋徽宗为此在宣和二年（1120）六月，下诏纠偏：漏泽园除葬埋依见行条法外，应资给者斋醮等事悉罢。35连“资给”亦“悉罢”，漏泽园不免名存实亡。四是园地丧失。宋金开
15、战以后，此事更是无人过问，“漏泽园地多为豪猾请佃”，以致“已死者衔发掘之悲，而后死者失掩埋之所。”36（嘉泰）会稽志卷13漏泽园称：自军兴多故，遂益驰。咸淳临安志卷88恤民漏泽园云：其在临安府者，中更多故，率为官私占佃。(载漆侠等主编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两宋时期的义冢制度（下）张邦炜张忞（四）恢复阶段：南宋时期。（嘉泰）会稽志卷13漏泽园称：中兴以来，郡县或自以为意，广朝廷惠泽。南宋建立之初，百废待兴，恢复漏泽园不是朝廷的统一部署，而是某些官员的个别行动。如越州（治今浙江绍兴），知州翟汝文于建炎年间，“收四郊暴骨，葬园中。”37翟汝文离任后，通判朱璞在绍兴元年（1131），又责成附郭会稽、山阴两县县尉，“各于城外踏逐空闲官地”，38拓展漏泽园，并加强管理。又如建康府（治今江苏南京），兵火之余，“阡陌沟渠，暴骨皆充斥。”绍兴元年九月，宋高宗诏：凡虏所破州县，暴骨之未敛者，官募僧道收瘗。此诏虽属一般号召，但知府叶梦得趁机多方筹措经费，得“谷四百斛、钱三百万”，39在当年十二月，将近八万具枯骨，分别埋葬于四门之外的八所义冢。就整个南宋统治区来说，当时仍然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