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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毕业论文从张爱玲到安妮宝贝 海派文学管窥内容摘要：本文旨在以张爱玲和安妮宝贝为个案梳理海派文学的发展变迁，进而研究海派文学的社会基础、地域文化特质、精神内涵、价值取向和艺术特点，海派文学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天然联系及在此基础上所起到的积极意义是本文思考的重点。Abstract: Taking the works of Mrs. Zhang Ailing and Anne Baby for a point, this article was telling development of the literature of Shanghai School、base of social class、r
2、egional culture、connotation of spirit、view of value and art characteristics. The inner relation between the literature of Shanghai School and Chinese modernization as well as it playing positive role on this base, these are the focus of the article.关键词：张爱玲 安妮宝贝 海派文学Key Words: Zhang Ailing Anne Baby
3、the literature of Shanghai School上海，“东方的巴黎”，在近代历史上，上海不仅是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也是中外文化的汇集地，中国新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上海是电影业，出版业，报刊业的中心，各种新的文化思潮和文化流派在上海萌生起源，上海的文化以强劲的力量向全国辐射，从而极大地影响了近代中国的文化走向。海派文学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萌芽以来即以其独具一格的风格品位，及与时代潮流的紧密贴近，都使海派文学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最为不可忽视的流派之一。然而，海派文学虽为一个流派统称，但所属作家人数不可不谓多，风格不可不谓杂，作品不可不谓浩渺，倘统统拿出来论之，恐非笔者这一个小小的
4、本科生能力所及。故笔者拟摘取海派文学代表人物一二，以点代面，管中窥豹地观察分析海派文学这个大世界，能窥得其一斑即足矣。以笔者个人愚见，上海虽立城百年，但海派文学前前后后亦不过60年历史。其发展脉络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即19世纪末1949年，后一阶段即上世纪90年代至今。其间的40年时间，前30年是文学沦为政治奴隶的30年，这一时代的文学，往往与极左的政治观念紧密关联。在当时的文学观念下，追求个性化写作且与普通市民情趣相通的海派文学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被“革命”的首要对象从而几近消亡（当然也有另一脉继续发展于台港和海外，但本文将仅以上海为地域背景进行讨论）。比较有争议的是对于80年代文学新时期
5、的研判，这一时期有诸如被称为“海派文学传人”的王安忆等人的出现。但笔者以为80年代从政治经济上都只能看作我国由旧体制向新体制过渡的时期，迟至90年代中后期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才初步建立，全新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先在部分发达地区（例如上海）趋于成熟，一批生长并完全适应于国际化的，工业化的现代大都市的“新人类”长大成人，随着创作环境的渐趋宽松和个人意识的逐渐突起作家的创作状态因而更为自由而这些，则正是海派文学赖以生存的土壤。在前一阶段的海派文学里，笔者选择的研究样本是张爱玲，正如登琨艳所说：“上海三四十年代红极一时的张爱玲曾经是那个悲苍荒凉岁月的独行客，是她记录了那个年代的上海。张爱玲就是海派文学之
6、母，是她创造了甜腻戏弄的海派现代文学。”选择张爱玲为前一阶段的代表可谓是众望所归。选择后一阶段海派文学样本则比较困难，因为时代较近，这时期的作品还未经受时间的考验。在世纪末纷乱复杂的上海文坛中，在一批比较有影响力的作家中，笔者最终选择了成名于网络的安妮宝贝。之所以选择她，既是因为其创作与上一阶段的海派文学存在某种延续性，而且在被各种利益驱动的浮躁的文坛，安妮宝贝的创作态度无疑是健康的。相比之下，近年内比较有影响力的，以先锋作家姿态出现卫慧、棉棉、九丹、韩寒等人，在单纯的文学创作以外似乎“做秀”“抄作”的成分都过大了些。于是，笔者最终选择了四十年代成名的张爱玲和九十年代末出道的安妮宝贝，如果能从
7、这两个相距时间近半个世纪的海派作家身上寻找到某些相通之处，或许能对海派文学探知一二。一、海派文学是小资产阶级的文学 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这一名词于极左时代成为了一个贬义词，乃至今亦在不少人头脑存在偏见。当中国的道路在78年发生转折，当“臭老九”、“孔老二”、“割资本主义尾巴”在今天变为笑谈，如果还对“小资产阶级”持有本能的嗤之以鼻，岂不愚昧可笑？ 在1911年1937年的中国资本主义“黄金时期”，在上海等商品经济高度发展，文化上兼容并包的殖民口岸，小资文化由种种士大夫习气、自恋情结以及对文字的过分沉溺衍生而来。从徐志摩、废名、郁达夫到张爱玲，海派文学的代表人物将其一手推动。有人说张爱玲是小
8、资情调的鼻祖，她的作品充满了洋房、香烟、咖啡、爵士等等。 90年代是中国的关于资本的神话将要演变为现实的时代，同样在中国一些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大中城市，城市的新市民小资产阶级这一发达国家的主流人群开始形成了，加之仍然在台湾继续绵延50余年的另一脉旧有文化的回归，小资文化作为一种状态，情调和生活方式亦泛滥于都市知识阶层。安妮宝贝的小说同样在时时谈论着哈根达斯、真锅、爱尔兰音乐、纯棉布、蓝色鹫尾、杜拉斯等等。笔者以为，社会的现代化必然意味着社会生活的世俗化，市民文化和大众通俗文化在此期间将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作用。作为现代市民之主体的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的品位、情趣、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理应成为现代都
9、市文化的主流。如张爱玲，安妮宝贝等作家的作品所表现出的作为一种浪漫化的审美化的人生样式的小资产阶级文化，有其存在的理由与权力。诚然，这种小资产阶级的情调中有着某种颓废、做作与虚荣，但这样的瑕疵不应当成为否定其的理由。审美的浪漫的精神是小资文化的灵魂，也是人性中所追求的东西。那种认为快乐和欲望是一种肤浅而对其鄙夷的看法，其实是对人的身体以及人性的一种漠视。二、 海派文学与上海正如陈思和先生指出的，“像上海这样一个城市，有理由要求其自身的历史风貌和文化形象在文学创作上获得艺术再现。”所以上海，这么的一座城市必然在海派作家的艺术世界中占据了特殊的地位。张爱玲不少作品的背景都在香港，但在到底是上海人一
10、文中却表现出其发自心底的对上海的认同，安妮宝贝也写过“所有我小说里面的故事，都发生在上海。只有上海。”上海之所以是上海，而非小北京，小香港，皆因为这座城市有着与中国其它城市不同的特点。这种特点，笔者以为就是自近代上海开埠以来，上海凭借其半殖民地地位形成的浮华，即灿烂和糜烂共存的特点。一方面，上海是灿烂的。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上它都是中国最接近于现代化的地方，在近代它是“东方的巴黎”，旧上海的文化是中国现代性历史中唯一具有国际性和消费性的文化。经过49年后的沉寂，今天它又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成就的象征和时尚与繁华的中心。不同社会阶层、职业角色的上海人，生活在由高度社会化和一体化的城市社会造就的大致相
11、仿的生活方式之中，笼罩在由市场和大众趣味导向的市民文化的氛围中它造成了一种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相一致的通俗文化。对物质的消费、对欲望的肯定、对轻松自如的生活方式的向往、对城市的迷恋、对人性的张扬，这种上海文学的内在气质，从描写堕落的张爱玲到叙述绝望和孤独的安妮宝贝，海派文学传统一脉相承。“上海”作为现代化的主体想象成为了海派文学世界的大背景，欧美现代派文学中的种种痛苦与欢乐真实地再现于海派作家的笔下。身为都市人的张爱玲，叙写着对某种都市文化的自审、自嘲、自恋，跟自我解嘲。而网络时代的“新人类”安妮宝贝在采访里说：“我会伤感地观望这个城市更多时候城市只是一个背景，是一块黑色的底纹。那些被衬托着的神情
12、淡漠的人群才是我所关心的。” 欧美现代派文学在生活于计划经济时代的王蒙手里只能体现为对某种写作手法的借用，只有到了经济基础相仿的海派作家那里才赢得了精神内涵上的真正共鸣。另一方面，上海是糜烂的。现在上海人引为自豪的昔日繁华的“家底”，却是在丧权辱国的租界阴影下形成的。不错，正是因为上海的繁荣是建立在殖民统治上的畸形发展，所以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作为某种象征符号的“上海”和“中国”的对立。这种对立表现为两点：一是现代的，发达的，开放的“上海”与贫穷的，落后的，封闭的“中国”的对立。二是代表西方舶来文化的“上海”与代表中国本土文化的“中国”的对立。向来被视为“琐屑叙事”的张爱玲，流露出了由“上海”和
13、“中国”的对立而带来的痛苦与困惑。在张爱玲以香港为背景的小说连环套中，霓喜往来于不同种族、不同身份的男人之间，突显出殖民地身份“认同”的“杂揉”性和“被动”性。这种对立，也是最招致垢病的。海派文学乃至上海市民常常被冠以“等级病”和“崇洋媚外”的帽子，比如安妮宝贝的告别薇安中，VIVIAN曾说：“你肯定是喜欢穿棉布衬衫的男人。你平常喜欢用蓝格子手绢。你只穿系带子的皮鞋，从不穿白袜子。你不用电动剃须刀。你用青草味的香水。你会把咖啡当水一样喝。”这样的一段话就被一些人斥为“上海市民炫耀身份”，又成为其追求西化生活的罪证。且不论这种指责是否公允，即便海派文学确有“等级病”和“崇洋媚外”的倾向，笔者亦以
14、为这根本还是中国内部发展不平衡和现代中国文化之于西方文化的弱势地位的现状造成的。这与其说是上海的悲哀，倒不如说是全中国人的悲哀。三、海派文学的精神世界现代市民的精神世界的核心，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说：“现代主义的真正问题是信仰问题。它就是一种精神危机。”接上所述，海派文学应当被视做中国最具现代性的文学流派。那么信仰危机，就应当是海派文学的精神世界中最为核心的部分。马克思曾指出：资本主义创造出了比以往所有人类社会所创造总和还要多的物质财富。那么在物质生活空前丰富的现代社会，吃饱穿暖已完全不成问题，对高质量精神生活的追求也就因此更加迫切。49年前的十里洋场已被我们的文学史反反复复描述成一个精神空虚堕落
15、的销金窟。78年以后随着世俗化、商品化大潮的冲击，先富起来的中产阶级们同样也切身感到了“信仰危机”这个现代工业文明的附赠品，而之前的“ 文革”则客观上瓦解了旧有的理想，进而加速了这一危机的形成。当精神上缺乏了寄托，于是生活就变得迷惘，缺乏目的性，于是爱情就扮演起了某种“救世主”似的角色。加之上海本地的吴越文化特色，及张爱玲和安妮宝贝都是情感更为细腻的女性作家等因素，“爱情”就成了她们创作的最常见的主题。有趣的是，虽然她们常常叙写“爱情”，也都曾与琼瑶同被划作“言情小说家”，但读过她们的作品就会发现，所谓的“爱情”竟也是如此的空洞虚无。 倾城之恋是张爱玲的代表作，也是少有的圆满结局。白流苏，一个
16、自私的女人，需要一种生活，所以需要婚姻。范柳原，一个自私的男人，需要一个女人，所以需要婚姻。这么一对现时的男女，在各自的利欲推动下，迂回着，探试着，欲擒故纵着，却不料战争爆发，生存之计为上，忽才珍惜起眼面前的一点慰藉。于是被命运掷骰子般地掷到了一起，做成了夫妻。结局少有的圆满，却也是不可琢磨的，荒诞了的，世界依然，甚至更加不可理喻。结尾处“他收起了他的甜言蜜语把它们留给别的女人，这是好现象，说明在他眼里已经把她当作自己人，名正言顺的妻子。” 使人反而更有一种悲凉。而文中处处可见的妙语“一个女人上了男人的当，就该死；女人给当给男人上，那更是淫妇；如果一个女人想给当给男人上而失败了，反而上了人家的当，那是双料的淫恶，杀了她也还污了刀”，“根本你以为婚姻就是长期的卖淫”则无不对爱情充满了挪揄嘲讽。柳原吟的诗“死生契阔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在如此背景下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