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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1年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述评 2001年的 中国 近代 经济 史 研究 继续平稳 发展 ，全年论文约二百余篇，与去年基本持平，但整体水平有所提高。其特点一、 理论 和 方法 的讨论继续深入吴承明先生全面阐述经济史方法论 问题 ，指出在经济史研究中，价值判断是必不可少的。他主张要有两种价值判断：实证的和规范的。作实证判断时，应把所论事物或行为放在产生或运作的具体 历史 条件下，即严格的历史主义，不可用今天的标准妄议古人；作规范 分析 时，则可以今天的历史知识和价值观为准，评议历史事件的潜在效应和长远后果，说明当时人的历史局限性。但要有足够的谦虚，因为我们的知识有限，下一代人也会指出我们所作判
2、断的历史局限性。本年，关于经济史属于经济学还是历史学，抑或兼而有之的争论仍在进行。高德步坚持认为经济史是经济学的一部分，作为经济学的经济史与历史学的经济史有很大区别。作为实证 科学 的经济学离不开经济史的经验验证；作为历史科学的经济学与经济史学有着本质上的一致性。赵凌云也提出：如果作为历史学家的经济史与作为经济学家的经济史的划分成立的话，经济史应该是经济学家的经济史。经济史不应该是研究经济历史的历史学，而应该是研究历史的经济学。经济史不是单纯的历史研究，而是采用经济理论作为方法的历史研究。这是因为，经济史是经济学的基础学科，是为经济学服务的。同时，经济史的产生与发展与经济学发展的历史是联系在一
3、起的，我们不能想象，要研究经济历史或者要对历史进行经济分析和解释而不运用经济理论。李伯重的观点与此针锋相对。他指出：历史学和经济学的方法是经济史研究的两大基本方法。首先，传统的史学长于现象描述，而将过去的经济实践清楚地描绘出来并展示给世人，乃是经济史研究的主要目标之一。在此方面，没有其他方法可取代传统的史学方法；其次，经济制度、经济事件等是经济史研究的重要 内容 。在这些研究中，定性分析是主要的方法，而这恰恰又正是史学方法之所长；再次，历史学的基本方法史料学和考据学的方法，对经济史研究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经济史研究只能以历史资料为依据，因此史料学和考据学的方法也是经济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无论何
4、人研究经济史，都必须掌握历史学的基本方法。但是，李伯重也指出：传统史学方法也有其先天不足，其使用的基本方法是归纳法，而归纳法本身有缺陷，因此不求助于其他学科的方法，是无法深入研究经济史的。最后，李伯重指出：经济学方法在经济史研究中非常重要，但不能凌驾于历史学方法之上成为唯一的方法。经济学与历史学二者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在经济史研究中拒绝经济学方法或者采取“经济学沙文主义”的态度，都是有害的。对于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作用，在经济史学界也有两种看法。有的学者认为：经济史研究的灵魂是创新，其关键不是什么新理论的引进，而是把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实际更好地结合起来。对此，赵凌云提出了不同看法。他指出：“新经
5、济史革命”的几个层面都是值得中国经济史学界借鉴的。在运用经济理论方面尤为迫切。传统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也运用理论，但主要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这种理论主要是一般历史观和历史理论，不是具体的经济史观和经济分析方法。运用这种方法研究的经济史，主要是历史学家的经济史。我们固然需要历史学家的经济史，但更需要经济学家的经济史，这就需要运用经济理论。吴承明先生曾经指出：在方法论上，史学家是比较保守的。其主要表现之一就是一部分学者拒绝使用经济学方法。他多次指出：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对于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他主张：一是利用它作为思考方法，包括它的经济史观；二是利用它作为分析方法。二、创
6、新意识有所增强探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 规律 应是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应有之义，但此前这方面的研究素称薄弱，仅有汪敬虞先生关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和不发展的中心线索的概括和刘佛丁等对中国近代经济发展波动周期的探讨。本年，杜恂诚中国近代经济的 政治 性周期与逆向运作一文进行了大胆探索，第一次提出并分析了中国近代经济具有政治性周期的特征，以及制约政治性周期的制度性变量因素。文章提出的“政治性周期”，是指像近代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由政治因素所引起的经济制度、产权结构、经济增长等方面的周期性变化。这一周期由四个阶段构成，即：强制性制度变迁阶段、官营经济发展和政府规模膨胀阶段、政府维持成本提高和财政困难阶段、
7、扶持民营经济或失控阶段。制度性变量因素则是指产权制度、宪法秩序、政府能力和意识形态。所谓逆向操作，是指当局者为了求得发展速度或某种特殊的利益，跳过事物低级和简单基础发展阶段，而致力于“高级”和“复杂”的经济事物形式，尔后却又从“高级”向低级、“复杂”向简单的逆向而行。作者认为，政治性周期和逆向运作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有正面作用。其正面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具有开辟新的经济 时代 的启动作用；第二，它具有资本集聚的作用。杜文对中国近代经济的政治性周期与逆向运作的概括带有创新性。创新有两种方式，一种是 研究 新 问题 ，运用新 方法 ，使用新资料；另一种是质疑传统观点，提出新的解释。对于1914
8、-1925年上半年 中国 棉纺业繁荣与萧条的成因，史学界长期流行的观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忙于世界大战，无暇东顾，使中国棉纺业获得了喘息的机会，从而飞速 发展 ，空前繁荣；战后帝国主义卷土重来，民族棉纺业便步入萧条时期。而贺水金认为：所谓帝国主义“无暇东顾”和卷土重来的观点只看到了国际 政治 变动对中国 工业 发展的 影响 ，而从根本上忽视了研究中国棉纺业内在供给、需求 规律 的运行，本阶段棉纱、棉布需求大增，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国内需求扩大，主要得益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规模的铁路兴建运动。铁路运输扩大了中国国内市场容量，提高了 社会 购买力。由于铁路的通行，大量的机制
9、棉纱、棉布可以以较快的速度、较低的运费运往内陆腹地、乡村边陲，国内机制棉纱、棉布的消费量因此成倍增长。第二，世界大战发生后，国际市场纱、布需求旺盛，中国棉纱、棉布出口急剧上升。因此，1914-1922年棉纱业的繁荣虽与帝国主义国家忙于世界大战“无暇东顾”有一定关系，但并非决定性因素。根本原因是国内国际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棉纱棉布因供不应求价格飞涨，而棉花却因供应充足需求有限，价格上涨大大落后于纱价， 企业 生产成本提高不多，纱厂在原料的供给、需求曲线移动和产品的供给、需求曲线移动双向有利情境下，赢得了空前的利润，1914-1922年成为中国棉纺业的暴利 时代 。作者还认为：1923-1925年
10、中期中国棉纺业所经历的战后萧条并非帝国主义“卷土重来”所致。统计资料表明，本期棉纱进口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初期要少得多，出口却有增无减，国际棉纱进口对国内市场的冲击较小。棉布进口虽“卷土重来”，但国内棉布需求依然旺盛，利润不薄。因此，萧条的根本原因在于这一行业在战后初期盲目发展，过度、过速扩张。发展过度，导致供求关系严重失衡，必然会调整，这也是重建均衡，回归理性的过程10。有关晚清华商附股外资企业的活动，始终是学术界涉足甚少的一个领域。在已发表的为数不多的论文或附带提到这一问题的专着中，对此无不予以否定，认为华商附股外资企业扩大了帝国主义的侵华资本和能量，“是不折不扣的助纣为虐”，其直接
11、结果“加深了中国 经济 的半殖民地化”。王中茂、梁凤荣清季华商附股外资企业之得失再认识11一文却通过充足史料，证明了华商附股外资企业的正面作用。它使华商积累了资金、技术、企业管理经验，造就出一批颇有作为的企业家，使部分外资企业转化为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直接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社会的进步。至于华商附股的资金，往往被外商用来打击华商企业以及个别股东无视华籍股东的权利，则是由于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以及清政府缺乏一套必要的外商投资管理法规造成的。因此，作者指出：华商附股外资企业不是“加深了中国经济的半殖民地化”，而是推动了近代社会的进步。早期工业化发展之后，中国社会经济内部传统手工业的命运如何？学术
12、界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提出了“破产说”和“依附说”，认为：“在 自然 经济基础上进行生产的城乡手工业，既已无力抗拒外国商品的侵袭，只能步步退却，销路日见萎缩，也就无法逃避破产的命运”，棉纺织手工业是遭受破产命运的典型行业，而“丝茶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代表了中国手工业的另一种命运，即在外国资本和买办商人资本的控制下，变成出口原料的加工手工业从而依附外国的命运”。彭南生则认为：将中国传统工业在鸦片战争后的命运归结为“破产”和“依附”两种类型，很难全面概括近代手工业的复杂情形，在若干手工业化在一个长时期内共存。棉纺织业成为跨手工业和民族机器工业的“两栖”行业，成为早期工业化进程中二元模式的典
13、型。二元模式中既存在着竞争，也存在着互补，但互补构成两者间关系的主导面。从原始工业化到工业化的过度具有渐进性和渐近性，后发 现代 化国家在进行工业化建设的同时必须抓住这个规律，坚持走移植与嫁接并举的二元工业化道路12。四、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结合受到重视历史研究 有两个层次：其一是事实判断层次；其二是价值判断层次。事实判断层次主要是作实证性的研究，而价值判断层次则需进行 理论分析 。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意思是说历史研究离不开当代人的价值判断，说明价值判断是历史研究的更高层次。多年来，近代 经济 史研究有停留在事实判断层次的迹象，以致理论分析被弱化和搁置，呈现研究细碎化的态势。但本
14、年的研究，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结合有所加强。朱荫贵回顾了近代官利制度的历史，推测，“官利”的意思就是“经过官方审查批准的利率”之意。这种官利制度与西方股份制 企业 实行的股息视利润多少而定的分配方式有着明显的不同，但它却是整个近代 中国 股份制企业中普遍实行的分配制度。以往的研究大都对官利制度持否定态度。以对张謇创办的南通大生企业集团的研究为例，有的学者在研究中就认为，官利制度减少了大生企业的资本积累，增加了企业的困难，是大生企业集团衰落如此之快的根本原因之五。另有学者认为，它对企业的正常 发展影响 极为恶劣，严重影响企业素质的提高，严重影响了大生纱厂扩大再生产的规模，日益蚕食大生资本的积累，
15、从内部蛀空了大生纱厂。还有的学者认为，官利制最大的弊端在于扭曲企业制度尤其是利润分配 问题 ，直接导致企业实施“有利尽分”政策，祸害企业无穷。而朱荫贵指出，一种制度得以存在，必然有使其存在的 社会 基础、条件和要求。官利作为一种社会存在，是一种利益比较后的选择，在当时的社会中有其客观必然性和一定的合理性。在近代中国产生的官利制度，是一种利弊共生的结合体。总之，笔者认为，对于存在达70多年的这种经济制度的认识，不能简单地停留在给其下一个价值判断上，我们更应当关注的是使其产生的社会经济结构，使其得以生长的历史文化土壤，这种长期存在的制度对今天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对这些因素进行探讨，可能会使我们的研究
16、更加富于 时代 的意义13。在土改前的关中地区，租佃关系极不发达，土地占有两极分化不严重，地权较为分散， 农村 中自耕农占绝大多数，佃雇农比例较小，地主成分不多，且大多属于雇人耕种以剥削雇佣劳动的经营地主。秦晖在其着作中将这种情况归纳为“关中模式”，其主要特征是：有产者与无产者的对立模糊，而有权者与无权者的对立突出。主佃冲突几乎在存在，主雇冲突也不激烈，而官与平民的冲突则异常紧张。建基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阶级分化模糊，而建基于人身依附关系的等级分化极为鲜明。“按资产分配”的两极分化很不发达，而“按权分配”、“按身份分配”的两极分化则异常尖锐。而郑磊民国时期关中地区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结构变迁14一文以1928-1930年西北大旱灾前后的陕西关中地区为研究对象，探讨了由灾害引发的生态环境变迁对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巨大影响。作者认为正是因为近 现代 以来西北地区生态环境的特殊性而非其他原因，才造就了关中地区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特殊表现形式，即频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