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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会学系03级 哈光甜 学号：00331009幻觉中的社会治理术浅论布迪厄社会分层文化再生产理论的现代启示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曾深入分析了监狱中的种种治理方式与惩诫手段，无论是一种外在的强制性暴力改造，还是一种渗透性的心灵转化，这在一个特殊而具某种断裂性的社会场景中为我们展示出现代治理术的复杂转型与无形掌控。（福柯，20031957）实际上，福柯的启示在疯癫与文明中得到了同样的更为深入的诠释，理性主义的权力延伸使其在秩序性的层面上以治理的名义将非理性的成分整合入规范化的谱系之中，因此，“愚人船”与“疯人塔”便在“排斥”的意义上实现了“纳入”，（福柯，20031972）而非理性的情感、心绪等要素却
2、也在一种“不承认”的表象之下悄然成为现有理性秩序的分有者，即在隐含的意义上“承认”了理性本身的霸权地位。由此，“共谋”的关系构成现代社会霸权运作的现实基础，在这一意义上，抽象性的程序技术及与其相伴随的价值理性在这之中构成重要的动力机制与支持系统。吉登斯曾经归纳出现代社会的四个制度性维度，即资本主义（在竞争性劳动和产品市场情境下的资本积累）、工业主义（自然的改变：“人化环境”的发展）、军事力量（在战争工业化情境下对暴力工具的控制）和监督（对信息和社会督导的控制）。 参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黄平校，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pp.52四个维度相互联系，其中监
3、督的发展对于民族国家的形成有为重要这与技术的发展紧密相连，而这种监督合法性的取得其实意味着工业主义的胜利。工业主义带来了两种资源的重新分配，即“配置性资源”与“权威性资源”，前者主要体现为物质性资源，而后者则与权力紧密相连。 参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力涛 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工业主义在社会中的胜利受到了“日益从政治生活中脱离出来的经济” 参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黄平校，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pp.53。之所以说工业主义受到资本主义的强烈支持，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出现，诚如马克思所言，先于工业主义的发展，而且的确为工业主义的产生提供了许多原动力。”pp.54的强烈支持，而
4、民族国家对于工业主义尤其是“权威性资源”的垄断使其在与地方势力和传统社区的权力争夺中远远居于上风，由此监督的合法性来源得到了确证。并且现代民族国家通过种种大众传媒与学校教育力图将历史压缩，服务于自身的国家构建，从而营造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 参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象的共同体，吴叡人 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在这一意义上，多面的历史被剪裁成民族国家形成的单线历史，从而忽略了历史本身的“多种可能性”，将“复线历史”掩埋进演化的废墟中，余下单调的政治史与制度史成为为意识形态辩护的“学术”语言。 参杜赞奇（Prasenjit Duara）：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王宪
5、明 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为什么历史是反理论的？”，姚昱、马钊 译，杨念群、罗琳 校，译文已经作者审校，载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黄宗智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而这种抽象社会的建构根本上也离不开现代社会本身由于技术和制度以及其他的结构性因素所造成的抽象化趋势在很大程度上，现代社会本身就是一个抽象社会，并且这种抽象化也延伸到了价值理性的领域 参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方文 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其中“时空的抽离化机制”、“脱域”等概念对于我们理解现代社会的抽象性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另外，在现代性的后果中，吉登斯也曾阐述“信任”和“风险”的问题，这与现代
6、社会的抽象性之间也存在着十分紧密的联系；有关这一抽象性本身较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参见李猛：“论抽象社会”，载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一期。这篇文章着重探讨现代社会程序技术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关系，并通过树立社会理论史中的众多社会思想家与社会学家十分雄辩地阐述了现代社会的抽象化特征与社会理论所做出的相应回应，并且，其中所着重提出的治理术的问题以及国家的“理性化”过程都构成本文在这一部分所要讨论的核心问题。鲍曼的立法者与阐释者中也有出色的讨论对于“园艺”（gardening）的思考和“启蒙”与“教育”这两个概念的区分使得我们不得不去思考福柯（M. Foucault）意义上的“治理术”的问题。参鲍曼（Zy
7、gmunt Bauman）：立法者与阐释者，洪涛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因此，现实主义政治的国家规范性治理慢慢变成一种隐而不见的“身体治理术”，渗透入生活世界的每一个细微之处，正是在这一时刻，所谓“马基雅维里的革命”才真正完成。（李猛，1999）实际上，吉登斯在归纳出现代社会的制度性维度之时，已明确意识到了一种现代社会抽象性的存在，对于信任和风险的探讨十分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这种抽象性一方面使得社会秩序的达成与社会治理的渗透脱离了传统性的外在控制与刻意灌输，转而采取种种隐而不现的复杂机制；另一方面，却使得主体在个人意识与自由主义的鼓动下逐渐成为结构主义的承载者，在这种两相交汇中，社会
8、的结构性划分与统治阶层的特权地位获得了一种全新的正当化程序被压迫者的反抗在一种象征的意义上被弱化，其激进的行为倒成为再生产现有秩序的动力机制之一。历史性的“二律背反”所揭示的实践性生存困境在现代性的不断开显中愈演愈烈，这种涌动的大潮在平静的表面下成为激荡的暗流，冲击着现代社会合法性的基础，而对于这种趋势的揭露与批判性反思则构成社会学的重要理论追求，而法国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布迪厄（P. Bourdieu）则成为这一反思性社会学的杰出代表。英语世界早期对于布迪厄的解读主要停留于对其教育社会学的译介与分析之中而忽视了他早期于阿尔及利亚所做的人类学田野调查以及由此所引发的种种反思性思考和对象征性实践的
9、深入剖析。（Swartz, 1997）而由于布迪厄对于教育再生产的研究具有鲜明的实证色彩当然这种实证性的研究完全服务于他的理论雄心并且在很多时候往往给人以某种结构主义决定论的色彩，因此这种片面的译介和解读工作在很大程度上误解了布迪厄思想的核心这甚至于构成布迪厄进一步发表其重要学术专著的某种顾虑。（Bourdieu & Wacquant, 19981992）实际上，我们可以发现，对于布迪厄的研究势必要遵循其理论内部的逻辑脉络与思考方式，摒弃传统的实体主义（substantialist）的阅读方式与知识整合模式，转而采取一种多维度、多向度、多层次的象征性阅读方法，在理论的模糊性之中来领悟社会实践本
10、身的多元性，在关系主义（rationalist）的整体性互动和双向建构的动态体系中来理解布迪厄的社会理论构筑，因此，阅读布迪厄的方法就构成深入布迪厄思想的关键之处，而对这种方法的掌握实际上就意味着对于布迪厄思想的深入体悟。布迪厄的关系主义揭示对于实体主义思想的超越十分清楚地表现在他对于社会物理学和社会现象学的二元对立的抛弃，对此，他曾有过明确的阐述力量关系机械学和意义关系现象学之间的或控制论之间的对立，从来没有像在阶级斗争学说中这样明显和这样明显地徒劳无果。一方面，不折不扣的客观主义定义，如同马克思学说的经济主义侧面，在一些毫不依赖行为人的感知或行为的资产中寻找阶级的决定原则（且不说在那些将阶
11、级等同于一些可计数的并被铭刻于现实中的边界分开的群体的定义）；另一方面，主观主义或唯名论定义无论是对构成生活方式的象征资产尤为重视的韦伯“法定集团”（groupe de statut）说，还是旨在确定阶级是否和如何存在于行为人表象中的经验分析，还是形形色色把权力和服从行为当作支配和依附结构之原则的社会边际主义，都像各种唯心主义哲学那样，把社会世界理解为“表象和意志”这类似于将社会阶级（特别是无产阶级）视为一种纯粹涌现（surgissement）的政治自发论。（布迪厄，20031980：217-218）机械的社会物理学从结构出发寻找行为的动力原则与组织方式，这种倾向的产生也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特
12、定的学术权力背景。涂尔干早期为了将社会学与哲学和心理学区分开来并将社会学赋予某种严谨的“科学”特征，将“外在于个人，并强制于个人的社会事实”（涂尔干，20041919）作为社会学研究对象，这一方面是学术内部脉络的逻辑发展结果，另一方面，一种知识社会学的分析也往往能够让我们看到其背后所可能存在的学科符号权力斗争以及学术符号权力格局变动与重组所带来的非学术性的影响。 Ritzer和Goodman在对涂尔干的理论作出述评之时，很简略地提到了涂尔干早期确立社会学独立地位时的努力以及当时的境遇，在字里行间我们可以隐隐地发现这种学术努力背后所承载的某种权力型斗争即使这种斗争是以学术为中心的。实际上，这种学
13、术符号权力的争夺正构成布迪厄所分析的学术场域的真实情况，只是在这一点上，Ritzer和Goodman并未沿着知识社会学的路深入进行下去这与他们所撰写的书是教材而不是学术专著显然有着密切的关系。参Ritzer & Goodman: Classical Sociological Theory (4th edition)（影印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虽然晚期的涂尔干转向宗教与象征体系的研究，并且在其中逐渐认识到外在性的研究视角的不足，但是对其的承继与发展却主要是围绕着结构主义的视角展开的。布朗（Radcliffe-Brown）在早期的英国社会人类学的研究中秉承了涂尔干的脉络，力图于将文化制度
14、与社会结构相互连接，并且通过仪式的研究来寻找结构在其中的显现，实际上是倾向于从“表现”这一角度来研究原始宗教仪式。（Radcliffe-Brown, 1948） 实际上，也正是围绕这一点后世争论不断，因为有的学者认为布朗的承继实际上是一种片面的解读，因为他在重视结构的重要意义之时只是把阐释重点放在了仪式的结构主义在施特劳斯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语分析之上，而忽视了涂尔干对于“信仰”的重视。（Ruel, 1998）由此造成了结构功能主义视角的相对偏狭，也造成了涂尔干思想的片面解读。实际上，我们发现，对于涂尔干思想的误解层出不穷，当然，新的解读或许也只是某种“以今解古”的一厢情愿，但毕竟我们总能够在经
15、典理论家的字里行间发现某种现代启示，而正是这一点，才是涂尔干历久常新的原因。布朗的结构功能主义人类学区别于马林诺夫斯基功能主义视角的至关重要之处就是他并不把文化制度存在的原因追溯到人类需要之上，因此其心理还原主义色彩要淡得多，而也正是因为布朗对于社会结构的重视，在晚期的文集社会人类学方法之中才明确提出了一种“比较社会学”的方法与视角。在结构与文化的相互比较之中来探寻某种普遍存在的社会规律，将社会当作一种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来加以考量，布朗的目的实际上是力图在共时性的横向比较之中建立起一门“科学”的“比较社会学”（布朗，2002）。我们可以发现，这种比较的研究视野早在涂尔干社会类型划分的思考中就已
16、初露端倪（涂尔干，20041919），并且，这种划分与比较的思维方式中带有鲜明的结构论色彩。而意义关系的现象学则在个人主义意识与先验论的层面上设定社会性问题的起点，这种现象学的视角不同于心理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倾向。洛克意义上的经验主义沉迷于经验本身的流动性与瞬间性，从而否定了建构任何一种稳定性与常恒性观念的可能性（洛克，1997；曾志，2001），在这一意义上讲，任何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交流都变得不可能，因为“共识”（consensus）的达成势必要依赖于某种共享的知识，即某种对于符号及情境定义的分享，但是经验的不确定性无法为这种交流提供一个稳定的基础，就此而言，“社会如何可能”就成为一个难以化解的问题，而这种极端的特殊性却为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或自我主义（egoism）大行其道奠定了基础。胡塞尔的意识现象学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