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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四 川 大 学硕士研究生课程考试试卷姓名 崔赛云 学号 2012221060043 专业 中国古代史 研究方向 先秦史 院、系（所）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任课教师 陈廷湘 考试课程 史学理论 考试成绩_任课教师签名_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制略论刘知几的史学理论的影响摘 要：史通是我国古代最杰出的一部史学理论著作，对之后中国史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主讨论了刘知几史学理论中的五个方面：刘知几的“引经入史”；刘知几的“直书论”和章学诚的“史德说”；刘知几的史之分类及对郑、章二氏的影响；刘知几“文人不宜修史”说；刘知几“人物品汇”观和郑樵的类例理论。关键词：史通 史学理论 影响 随着史学的不
2、断发展，史学批评也随之开展起来，出现一种以论述史籍得失、评论史学体例、研究撰史方法为主要内容的新的史论形式。这种新的史论发端于秦汉而完成于唐代。到了唐代，刘知几继承前人的批判精神，将这种史学形式发展成总括万殊，包吞千有的史论著作，写出我国第一部系统性的史论专著史通。它兼有史学理论和史学批评两方面内容，是集唐以前史论之大成的宏伟巨著。 史通对我国古代史学作出了全面的总结，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史学理论，对后世史学理论影响颇深。大凡举我国古代史学理论大家，共有三人，即刘知几、郑樵、章学诚。梁启超称:“千年以来研究史家义法能心知其意者，唐刘子玄、宋郑渔仲与清章实斋三人而已”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
3、印书馆，2011年版，第十五讲，第355页。又称“自有刘知几、郑樵、章学诚，然后中国始有史学”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25页。三人之中.刘知几首开史学理论研究之先河，郑、章二氏继而续之，故自史通问世以来，在史学理论研究上受其影响最深者，莫过于郑、章二氏。其次当数明人胡应麟。正如傅振伦先生所指出的:郑、章二氏“皆熟读刘氏之书，故其学说多出于史通也”，又称:“胡应麟之撰史书占毕也，全法史通)”，“其内篇论史之语，几尽取刘说” 傅振伦刘知几年谱,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史通要论”七，第121页。一、 刘知几的“引经入史”自从汉武帝“罢默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思想
4、在封建社会占据统治地位后，儒家经典便被捧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汉以后，一些学者虽然有时也把尚书、春秋当作研究古代历史的参考书，但很少有人敢把它们从“经”的尊位上拉下来，放在“史”的部类中。唯刘知几在史通六家篇中始椒尚书、春秋、左传划入“诸史之作”，与史记、汉书等史书并列。在史通全书中，刘氏也始终把尚书、春秋等当作史书来研究和批评。这种“引经入史”的做法，反映了刘知几实事求是的治史态度，对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明人胡应麟几乎完全袭用了刘知几的观点，他认为：“夏商以前，经即史也。尚书、春秋是也。”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2，“经籍会通”二，民国十二年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又称：“尚书、春秋，圣人之史也。”
5、尚书，史之善善者也。春秋，史之恶恶者也。”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2，“经籍会通”二，民国十二年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到了章学诚已不满足于刘、胡二氏把尚书、春秋二经划入“诸史之作”的做法，他认为：古代“无经史之别，六艺皆掌之史官，不特尚书与春秋也”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13“论修史籍考要略”，民国十一年吴兴刘氏刻本。因此他接过了前人提出的“六经皆史”的命题，对经史关系进行了更加深入的讨论。他认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9“报孙渊如书”，民国十一年吴兴刘氏刻本。从而赋予“六经皆史”说以新的内容和意义。后人在论述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起源时
6、，往往追溯到明代王阳明的“五经亦史”说。实际上真正的源头应追溯到刘知几的“划经入史”。白寿彝先生认为，史通把尚书、春秋同一般史书置于平常地位，加以评衡，是“上继太史公论六家要旨的优良传统，下开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端绪” 白寿彝刘知几的史学，见北京师大学报1959年5期。这是颇有道理的。二、 刘知几的“直书论”与章学诚的“史德说”自从刘知几提出史家必须具备“才、学、识”三长后，至胡应麟又进一步发展为“五长”。他说：“才、学、识三长，足尽史乎?未也。有公心焉，直笔焉。五者兼之，仲尼是也。董狐、南史，制作亡征，维公与直，庶几尽矣”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2，“史书占毕一”，民国十二年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
7、这里虽没有直接谈到“史德”的问题，但所谓的“公合”、“直笔”，实际上也就是“史德”的具体含义。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刘知几实际上已经论述到了。在史通直书篇中，他号召史官要象古代优秀史官南史氏、董狐那样“仗气直书，不避强御”，“肆情奋笔，无所阿容”。要有“宁为兰摧玉折，不为瓦砾长存”的气概 刘知几史通，“直书”，四库丛刊，第52页。他要求史官要秉笔直书，做到“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恶” 刘知几史通，“直书”，四库丛刊，第51页。这里除了谈到“直笔”的问题外，同时也隐约地谈到了“公心”的问题。在直书篇中，刘知几还谈到了“君子之德”，他说：“若邪曲者，人之所贱，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贵，而君子之悠也
8、。”这里服兑的君子之德”，实际上也就包含着“史德”。其后郑樵也提到了著述者必须傲到“平心直道”的问题。他说：“著述之家，不得有偏询而私生好恶，所以平心直道，于我何厚，于人何薄哉” 郑樵通志，“氏族略”三按语，元至治元年摹印元大德本。这里所说的“平心直道”实际上也是谈“史德”的问题。至章学诚，遂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史德”说。他说：才学识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为难。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职是故也。”又说：“虽刘氏之所谓才、学、识，犹未足以尽其理也。”“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 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三“史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第65页。章氏在此强调
9、“著书者之心术”，即要求史官端正写史的思想和态度。他指出：“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述者之心术矣。而文史之儒，竟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乌乎可哉?” 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三“史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第66页。这里所说的“慎辨于天人之际”.即要求著书者慎辨于主观与客观的关系。所谓“尽其天而不益以人”即要求尊重客观史实而不掺杂主观偏见，善恶褒贬，务求公正。这个观点实际上是对刘知几“直书论”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前人有关“史德”方面论述的总结。三、 刘知几论史之分类及对郑、章二氏的影响有人认为中国史
10、籍分为史料、史著两大类，是受了西方史学的影响，实际上早在唐代，刘知几就明确地把史书分成了两大类：一类是“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即当时史官所记客观史实，也即后世所渭的史料。另一类是“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即后来史官依据“当时之简”进行有分析、有组织、有观点的著述 刘知几史通，“史官建置”，四库丛刊，第81页。郑樵的观点和刘知几基本相同。他说：“有史有书，学者不辨史、书，史者，官籍也;书者，书生之所作也。自司马以来，凡作史者，皆是书，不是史” 郑樵夹漈遗稿，“与方礼部书”，丛书集成本。这里所说的史与书的区别，也即史料与著述的区别。章学诚在刘、郑二氏的启迪下，提出了史分记注(或称比类或纂辑之
11、史)和撰述(或称著述或著作之史)的观点。他生动地把记注之书比作是糟粕和粪土，而把撰述之书比作是酒与嘉禾。这种类比道出了记注之书与撰述之书两者的关系:即“如白酒之不离乎糟粕，嘉禾之不离乎粪土” 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五“答客问中”，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第155页。他认为比类之书、记注之史“所次比之材，可使著述者出，得所凭藉。有以憋其纵横变化” 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五“答客问中”，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第154页。同时章氏还深刻地阐述了记注与撰述各自的性质和特点。他说：“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书之不忘，撰述欲来片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
12、而撰述知来拟神也。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抉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 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一“书教下，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第14页。这比刘、郑二氏只谈其分类而不言其性质、特点，又大大前进了一步。四、 刘知几“文人不宜修史”说及对后人的影响。刘知几认为：春秋战国以前“文之将史，其流一焉”。那时的文辞能起到反映国家治乱兴亡的作用。如诗大雅荡之什中有尹吉甫颂扬周宣王的诗，诗鲁颂中有奚斯颂扬鲁僖公的诗，人们并不以他们为谄媚。再如读楚辞，可具见楚怀王、襄王的不道，但人们也并不以屈原、宋玉为诽谤。这是因为当时的文人能做到“不虚美，不隐恶” 刘知几史通，“载文”
13、，四库丛刊，第33页。而秦汉以后，文体大变，“文之与史，皎然异辙” 刘知几史通，“核才”，四库丛刊，第66页。如班固、沈约那样才兼文史者已寥寥可数，于是出现了朝廷选拔史官“凡所拜授，必推文士”，遂使一些长于文采而“无锉综之识”的文人编修史传，一味单纯玩弄文辞，无视历史事实，造成“连章累犊，罕逢微婉之言”，甚而“乖滥至斑驳”的现象。因此，刘知几主张文士“苟非其才，则不可叨居史任” 刘知几史通，“核才”，四库丛刊，第66-67页。胡应麟在刘说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阐述，他说：“唐以前，作史者专精于史，以文为史之余波。唐以后，能文者泛滥于文，以史为文之一体”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2“史书占毕一”，民国
14、十二年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并指出，即使如韩愈那样的大文学家也往往不能胜任史职，他说：“昌黎毛颖之笔，而驰骤古人，奚患其不史也。而顺宗录有取舍之讥，曹王碑多轧茁之调。柳以史笔推韩，与书诩戴至矣，而韩弗任也”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2，“史书占毕一”民国十二年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同时又指出：“宋王、曾、苏氏，重名居馆职，徒成故事，隆平集(旧题曾巩撰，记宋太祖至英宗五朝事。)今传，非荀、袁区也”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2，“史书占毕一”民国十二年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对唐宋一些著名的文学家参与编史的现象作了尖锐的批评。章学诚也竭力反对文人参与修史。他说：“文人尚华之习见，不可语于经史也。” 章学诚文史通
15、义，内篇五“答问”，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第158页。又说：“文士囿于习气，各矜所尚，争强于无形之平奇浓淡，惟法度义例，不知斟酌，不惟辞不雅训，难以行远，抑且害于事理，失其所以为言”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14“与石首王明府论志例”，民国十一年吴兴刘氏刻本。他认为“文人之文，与著述之文，不可同日语也。著述必有立于文辞之先者，假文辞以达之而已” 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五“答问”，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第158页。他在具体区分“文人之文”与“著述之文”时说：“譬如庙堂行礼，必用锦绅玉佩，彼行礼者，不问绅佩之所成。著述之文是也。锦工玉工，未尝习礼，惟藉制锦攻玉以称功，而冒他工所成为己制，则人皆以为窃矣。文人之文是也。故以文人之见解。而议著述之文辞，如以锦工玉工，议庙堂之礼典也” 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五“答问”，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