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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杨善洲一面照人灵魂的镜子中共沧源县委书记 祁腾武我从小是听着杨善洲的“传奇”故事长大的。还在学生时代，我们就知道保山有一个背着竹叶帽的地委书记被公社工作人员当作“要返销粮”的给打发了；就听说了他在下乡途中把秘书放下与群众插秧而忘了“带回去”的故事。那时，还不太懂得“地委书记”是一个多么大的官，他这样做与别的官有多大的不同，但知道人们那样津津乐道的奇闻趣事，肯定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及至他退休上了大亮山，才慢慢地懂得那样做的一些不同的意义，那样做的不简单。后来红旗杂志报道了他的事迹，我也参加了工作，并一直在党委、政府办公室工作，听他的故事慢慢地多了起来，接触的领导也越来越多，对他的理解也就更深入了一
2、步，打心底里增加了“崇敬”的成份，而减少了“猎奇”和“戏说”的心情。1995年，我调保山地委办公室工作，更是有幸与他同住一个院子，同在一个支部活动，耳濡目染他的日常生活，接受着他潜移默化的改造。1998年，我担任地委办公室副主任后，同时兼任地委办公室机关党总支书记，他作为一名老干支部的普通党员，一直对我的工作给予了默默的关心和支持、帮助，并模范践行着共产党员的誓言，影响教育着身边的人。在这期间，我组织地委办公室党总支的党员到他的大亮山林场过过组织生活，亲耳聆听他的介绍，亲眼看他移栽树苗。直到我于2004年离开市委办公室。这五、六年期间可以说我和他是不在一个战壕的战友。2005年我到他的家乡施甸
3、担任县长后，最后一次去看望他，他仍然给了我鼓励和鞭策，没想到就成了永别。像他那样本色做人杨善洲同志做人的特点就是本色，不矫情、不粉饰、不伪装。身上永远是一身蓝色或灰色的咔叽中山服，一顶鸭舌帽。除了比一般的农民要整洁以外，与普通的农村老大爹没有什么两样。1995年我刚到地委大院住下来的时候，他跟他的小女儿住在地委分给他的那套90平方房子里。开始我很长时间没有把那个时而在开水房遇到的老头与退休的地委书记联系起来，加上他大多数时间在林场，所以很久没有与“杨善洲”对上号。直到在一次组织生活会上有人称他为老书记时才恍然大悟，觉得他真的“名不虚传”。他就这样淹没在芸芸众生中，丝毫没有什么特殊，不让人觉得他
4、与别人有什么不同。曾经听驾驶员说，他出差下乡经常被别人误认为是老农,甚至有次到省里开会,工作人员不让他进食堂吃饭,他也不与人计较,与驾驶员坐在一起就吃,直到会议组织者找到工作人员席,但此时他已吃饱。有一次我向他求证，是否有那样的事发生，他只是笑笑说：“古时候有微服私访，现在要得到真实情况也得微服私访”。那时候农村很少有电视，全保山也没有几个人认识他的“尊容”，所以只要下乡他都能了解到最真实的第一手资料，这与他那样的“本色做人”是分不开的。下乡时烤包谷、馒头、包子，什么都可以成为他的正餐，招待所、小旅馆什么地方他都可以下榻，同农民、基层干部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劳动在一起，他就是他们中的一份子，所
5、以没人把他当“官”，甚至起了一个听上去似乎有些不敬、但充满着平常心与人情味的绰号“杨老丹”。他一辈子艰苦奋斗，像一头老黄牛一样勤劳不息，甚至九九年小腿粉碎性骨折后，我到医院去看望他跟他开玩笑说他再不用上大亮山时，他还说“腿好些了就上”，几个月后，他真的拄着拐杖又上了大亮山。他不尚辞令，只是一味的干，靠的是他过硬的党性和高尚的人格影响，真正是用身体指挥而不是声音指挥的那种人。他识字不多，但读书看报没有问题，看文件也没有问题，而且讲出的话常常带着农民哲学的味道，耐人寻味。他不矫情、不做作是出了名的。在他摔断腿后，有时看到他拄着拐杖打开水不方便，便送到他家，他也没有说过那多少有些虚情的“谢谢”，只是
6、会像一个老农一样说，“进来坐坐”。你要是有事走了，他也不会挽留，只是你可以从他眼神里看到那份真诚和恰如其分的关心。我也是一个不善言谈的人，我觉得很多感情是不用说的，也是说不明白的，在这一点上他也很认同，正对他的胃口。他说，“糖多了不甜、话多了不粘”。真正应了那句话，“平平淡淡”才是真。像他那样踏实做事杨善洲文化不高，他做事一是不高调；二是不靠吹虚；三是亲历亲为；四是注重收集第一手资料，不轻信。因此，他得到的往往是最真实的情况。他的做事风格尽管与他的文化水平不高、那时候的传播手段落后有关，但是与他踏踏实实，不做唱功的信条密切相关。在全国人民“以粮为钢”的年代，他每年都要亲自种一块样板田、试验田，
7、亲自犁耙、撒秧、栽插、施肥、收打，后来发展到各单位都要有自己的样板。通过亲自试验科技措施、组织观摩、现场会来推广、普及先进科学技术，在那个年代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好方法。他这个没有多高学历的“农民专家”对待科学的严谨态度可以让好多自称或被称为专家的大人物汗颜，因此他可以把那个人均耕地不足一亩的保山坝建成全国闻名的“滇西粮仓”，进而推广到全地区，使保山这块历来有“农耕文明”积淀的土地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成了全省甚至全国的种粮典型。杨善洲做事“身教重于言教”，真正是现在提倡的“一线工作法”的先驱和典型。每次下乡，看不惯他会亲自示范，最后却只有一句话，就是照着他的示范去做，乃至胡耀邦到保山视察时他还在田
8、里。这并非现在人说的“作秀”，而是他这样一个人做事的真正风格。初上大亮山林场，也有许多年轻人吃不了那苦，是他这个年过花甲的老地委书记亲自扛着锄头带头干。在要求大家跟他干的同时，他决不是做个样子、做个示范，而是自始自终，常常要别人劝多少遍他才会稍歇一下。我先后多次去过大亮山，都是从地里找到他的，不管是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小油毛毡房，还是在他后来引以为豪的砖木结构“场部”，白天你一般都找不到他的，只有夜里，他才会像一个收工的老农一样扛着锄头，背着柴刀，卷着裤脚回到他那个“场部”，端一盆水简单地洗洗身上的泥土。像他那样清白为官作为一名普通党员，他的组织纪律性是永远值得我们年轻一代学习的，他对党的忠诚也是
9、永远值得我们尊敬和效仿的。相比起现在那些“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说一套干一套，成天打着马列主义电筒找别人茬的马克思主义“伪教士”来，简直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狱。我记得，尽管大亮山离保山较远，那时候交通也很不方便，但他总是每个月准时参加过组织生活，并亲自到办公室缴纳党费。看他不方便，我和办公室的同志有时提出帮他代交，他却不同意，“我还走得动，党费都不能亲自交到组织员手里像什么话”。我担任地委办公室党总支书记后，考虑到老干部的特殊性，我与他商量成立老干部支部，他满口赞成。但因考虑到离退休老干部中地厅级的老同志较多，想借重他的名望担任党支部书记时，他却坚决拒绝了，反复给我说不是因为看不起这个
10、“小官”，而是他常常要坚守大亮山，不能全身心地投入支部工作，“我不干吃粮不管闲的事”，并负责任的推荐了一名年轻又热心的老干部，通过选举担任了支部书记。作为一名长期担任重要职务的领导干部，杨善洲一不贪，二不占，在担任保山地、县主要领导期间从未存在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谋取不正当利益、为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谋取利益的问题，也从不为身边的工作人员讲一句话，连下乡他也少坐车，常常一个人走路，一走就是好几天、甚至半个月。直到上了大亮山好多年后，组织上考虑他年事已高，给他配了一辆二手的“红牌”越野车，他也从来不让家人、亲戚朋友坐。到县上、市上、省上反映困难，协调项目，吃饭大都是自己掏钱。他就是这样一个不图名
11、、不求利、不谋私，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一尘不染，坚持以德立身、以公处事、以廉树威，永葆共产党人浩然正气的共产党员，他的这种廉洁、这种自津、这种先人后已的信条坚守了一辈子。他用一生的坚持真正诠释了“清清白白做官”这做官最起码又是至高无上的官场准则。他正是这样兑现着自己在党旗下的誓言，真正践行做一个高尚的人而不是低级趣味的人的承诺。人无完人，杨善洲也不例外。由于他孙子跟我儿子是同学，他小女婿又是我儿子的老师，加上工作关系和住在一个院里的原因，只要他回保山了，我时常上他家里坐坐。有一次他忽然没头没脑的冒出来一句：“老孔现在干的是对的”，我知道他说的是他在任时曾经因为要保证粮食生产而反对种烤烟而当
12、下地委正在发动种烤烟的事，听说那时他确曾说过“抽烟填得饱肚子吗”这样的话，但是谁又能说不对呢？在全中国都为填饱肚子而奋斗的年代，在“滇西粮仓”的盛名之下，谁又敢拿吃饭问题作赌注呢？因此我半是真心半是安慰地劝他，“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首要的任务，不种烟也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但他把那句话又重复了一遍，仍然还是一脸的自责和严肃。又一次他也是突然说，“生产责任制也是好的，我曾经不积极”，没等我搭腔，他又说到，“还是理论水平不高的原因”，当时我不知道该怎样安慰他，只是觉得，这个老共产党员，清贫了一辈子，奋斗了一辈子，他为保山人民做了多少事啊，到老了，退休十多年了，他不仅还在奋斗，从不听见他提“当年之勇”
13、,正如现在大家所熟知的那么多的事迹，他一样也没提起过，却还在反思自己一生哪些还没有做好、做完美，这是一种怎样的境界啊！每每想起这些，我都会情不自禁的自省，我跟他还有多大的差距？在他离我们而去之后，在他的事迹广为人知之后，我说出他的这些他自己认为没做好的事，丝毫没有损害他的形象，反而感到更亲切起来，更清晰起来，更鲜活起来，我想大家也会觉得他的事迹更可信起来。是的，他就是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凡人，就是这样一个普通但不平凡的人，是可亲、可敬、可爱、可学的人，而不是遥不可及的神。 他可以算是我的忘年交，曾经五年的战友、十年的邻居，半世的良师、一生的楷模。写下这些话，既算是学习他的事迹的心得体会，也算是对他老人家的纪念。我只想说，他在我心里并不是一座什么高不可攀的丰碑，而是一面镜子，一面一辈子明亮、不曾、也不会蒙灰的镜子，能够照得见灵魂的镜子。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