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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读金圣叹的水浒等于没读水浒，这话虽然听起来有点夸张，可实际上也并非言过其实。 自金圣叹七十回（到英雄排座次，卢俊义惊梦止）评本一出，全国上下，只知有金本水浒，而不知有全本百二十回水浒。直到郑振铎将古本翻出，加上本朝太祖“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的推波助澜，金本的地位才一落千丈，甚至金圣叹本人，也因为腰斩水浒的罪名而被百般问责。实际上从我的个人阅读体验，七十回以后的内容读不读两可，尤其是明显后人所加的征辽以及讨伐田虎王庆等内容，更是明显带着明末清初的时局色彩。征方腊怎么说呢，我从小就不喜欢看，前七十回的英雄，一个个何等英雄气概，气宇轩昂，到这里就如砍瓜切菜，
2、齐刷刷倒下，正可谓，你（续作者）让我死，我怎敢不死？死也罢了，却偏死得窝窝囊囊，毫无性格，比起前四十回篇篇字句飞舞，令人大快朵颐的酣畅淋漓，那真可以说是天壤之别了因此金本一出，腰斩水浒，想来大多数人（如我一般）的心里，皆都拍手称快，不亦快哉！ 金圣叹可谓清初一奇人、狂人、怪人，恐怕再多的头衔和赞美之词加在其头上也不足为过，他立下宏愿，要评点的六才子书，第一才子书：庄子所著庄子；第二才子书：屈原所著离骚；第三才子书：司马迁所著史记；第四才子书：杜甫的杜诗；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所著水浒传（又名忠义水浒传），原书一百回，删定为七十回；第六才子书：王实甫所编西厢记。 可惜由于哭庙事件受株连，到临死之时，
3、只完成了水浒和西厢记的评点（金本西厢记也删去了最后的大团圆结局，结束于“草桥惊梦”，这充分显示了金圣叹的卓越见识和艺术眼光），唐诗的评点只完成了一小部分，他不无遗憾地在临刑前说，“且喜唐诗略分解，庄、骚、马、杜竟何如？”到如今我们所见到的金圣叹作品，也只能从这两部才子书和金圣叹批才子古文一书中领略一二了。 学习小说写作和文法，不得不提金圣叹。因为他是李贽之后，中国文学史上小说评点美学的大家甚至说是古典小说评点的最高峰也不为过。很多小说的写作手法，在金圣叹的评点中都会将妙处逐一揭示出来，令人有清风拂面、醍醐灌顶之感，后人的小说评点，例如毛宗岗评的三国和脂砚斋评红楼，便明显受到了金圣叹评点风格的影
4、响，脂砚斋还曾经感叹过这样的话，“假使圣叹见之，正不知批出多少妙处”、“作者已逝，圣叹云亡，愚不自谅，辄拟数语，知我罪我，其听之矣”云云，可见在脂砚斋心目中，金圣叹的小说评点地位是多么高高在上而不可超越。 感受金圣叹的魅力，请从第五才子书：水浒传始！ 从小就爱读水浒，记得读书的那段时期，每次放假都会再读一遍水浒，虽然读了很多遍了，但是百看不厌，每次都有不同的体会，前段时间看了金圣叹评点之后，再看水浒又有了新的体会，这种新的体会所得到的愉悦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就跟大家分享下这本书吧。 金圣叹（16081661年）明末清初文学批评家。名采，字若采，明以后改名人瑞，字圣叹。一说本姓张，吴县（今属江
5、苏）人，明诸生，入清后以哭庙案被杀。少有才名，喜批书，他所批水浒传成书于崇祯末年，把七十一回以后关于受招安、打方腊等内容删掉，增入卢俊义梦见梁山头领全部被捕杀的情节以结束全书。只因这一腰斩，加上他评点此书所持奇谈怪论，金圣叹遂成一时风流，声满天下。是怪杰，还是人杰？是始作俑者，抑或是敢为天下先？是非功过自有评说。传世名著百部在此将金圣叹评点 全文送呈广大读者，并稍加解读，希图抛砖引玉，引出无数个敢发奇谈怪论的金圣叹。水浒传不愧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一大奇书，因而“水浒”问世本身就是中国文坛的一大盛事。但尽管它是奇书，却又不是名正言顺的奇书，因为中国的奇书天经地义地被认为是儒家“四书”、“五经
6、”，程朱理学，再就是充满道学气、儒家气的以“载道”、“传道”为宗旨的诗文词赋，小说不过是“出于稗官，街谈巷议、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乃引车卖浆之徒之所操”。然而小说毕竟是小说，它既然有存在的理由，也必然会去争取发展的权利。水浒传亦是这样，它既然敢于问世，就敢于让世人去接受他。从李卓吾拍案高呼“水浒”乃发愤之作，到叶昼的不同凡响的评点，再到金圣叹颇具真人气息的奇谈怪论，水浒这部野语村言真是越来越奇，越来越怪，怪到须由政府封杀，列为禁毁一类，且倡言“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毫无疑问，金圣叹读批水浒是中国文学史最具特色的评点之一，由此而招致的赞誉、诋毁也可谓铺天盖地，对于其是非功过的争论丝毫不亚于
7、高鹗续红楼梦。金圣叹读批水浒在以下几点令人赞叹不已。首先是批文中表现出来的那种惊世骇俗的思想见解。这些思想见解具有鲜明的近代甚至现代意义和特色，因而在暮气十足的晚明清初，不愧开风气之先，说他超越时代也毫不过分。金圣叹一生大半在晚明，这时是中国反理学的异端思潮泛滥时期，李卓吾、叶昼是其中的代表人物。生性好奇的金圣叹对李卓吾的学说是来者不拒、兼收并蓄，他的处世为人与李卓吾也颇有几分相似，说他们是同一道上的人，相信不会有什么疑义。基于此，金圣叹身处物换星移、改朝易代之际，饱尝家国不幸之痛，又遭遇文化的转轨重建，旧有的文化模式面对着怵目惊心的社会政治风暴，必然要接受严峻的挑战。作为思想上的先驱者和文化
8、上的敏感人，金圣叹与同时期的顾炎武、黄宗羲不约而同地抨击封建君主专制的弊病，倡言隐约朦胧的民主理想。他的思想与顾炎武的恢复清议、黄宗羲的学校议天子是非鼎足而立，应得到足够的重视。金圣叹在水浒传第一回里批道：“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乱自下生出；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臣民”的家天下时代，这句“乱自上作”，无异于石破天惊的一支利箭，猛烈地射向道貌岸然的统治阶层。老百姓并非是祸乱天下的根源，而“居庙堂之高”的王侯将相们才是祸国殃民的始作俑者。结合后面卢俊义惊恶梦，梁山泊头领全部被捕杀的金氏式的结尾推理下去，乱自上作，官逼民反，而后是被迫铤而
9、走险的草民被始作俑者捕杀，这又何异于齐宣王念“无罪而就死地”而“以羊易之”。前后一联结就不难得出封建专制的家天下是“驱民之死”的万恶之源。金圣叹暗藏玄机的奇谈怪论，正是他思想敏锐、智慧超凡所在，这并非是那些说卢俊义惊梦是金圣叹认为造反的盗贼必然没有好下场所能明察的。不仅如此，金圣叹还将批判的矛头直指最高统治阶层，乃至孤家寡人：“小苏学士、小王太尉、小舅端王（即宋徽宗）。嗟乎！既已群小相聚矣，高俅即欲不得志，亦岂可得哉！”（第一回），以皇帝为首的官僚集团本身就是个小人集团，腐朽不堪，糜烂至极，上梁既已不正，下梁岂有不歪之理，故“欲民之不衅，国之不亡，胡可得也。”（第五十一回类批），于此可以肯定，
10、说金圣叹仇恨农民起义实在是有些牵强附会。金圣叹思想上所散发出的异端色彩不仅仅在于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祸乱之根，万恶之首。更表现在他对虚伪的圣贤之道的挞伐，孔子曰：“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而金圣叹则抓住要害说这不是议与不议的问题，而是敢议不敢议的问题，他在水浒传第一回的总评中批道：“记一百八人之事，而亦居然谓之史也，何居？从来庶人之议，皆史也。庶人则何敢议也？庶人不敢议也。庶人不敢议而又议，何也？天下有道，然后庶人不议也。今则庶人议也，何用知其天下无道？曰：王进去而高俅来也”。封建专制压制群众言论自由，使百姓“道路以目”、缄口不语、而又大言不惭地谓之为“天下有道”。很明显金圣叹抨击圣人之道，主张“庶
11、人之议”已经和我们现在所说的言论自由、舆论监督很相近，而且谓之为“史”，这就使得这一思想具备了鲜明的近代、现代意识和特色，也可以看作是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早期萌芽。金圣叹在倡言言论自由的同时，也主张文人的创作自由，即“操笔政”。他在读批水浒传中借司马迁作史记大发议论“下笔者，文人之事也。以一代之大事供其为绝世奇文之料，是文人之权矣，君相虽至尊，又乌敢置一末喙乎哉？！”将文人的创作自由与言论自由凌驾于君王将相之上，如此犀利的笔触，畅快淋漓的见解，从古至“金”，可谓绝无仅有。这种非君非圣思想与同时期黄宗羲那种金刚怒目式的批判君主专制的言论并驾齐驱而当之无愧，说金圣叹是反专制斗士、民主先驱也并非言之过
12、激。金圣叹思想的离经叛道还在于他对通俗文学地位的尊重，他不认为儒家的“四书”、“五经”就是圣贤至尊、天经地义，他把左传、庄子、离骚、史记、杜诗、水浒、西厢合称“七才子书”，并对“水浒”、“西厢”进行颇具真人气息式的评点，让人耳目一新，境界开阔，领略了一片新天地。这样做仅仅靠善于发表奇谈怪论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需要有勇气去冲破世俗的偏见和承受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事实上金圣叹所承受的舆论压力是常人所不敢想象的，就连归庄这样的狂狷之士尚且不与他同伍，攻击他“尝批水浒传名曰第五才子书余见之曰：”是倡乱之书。未几又批评西厢记行世，名之曰第七才子书，余见曰：“是海淫之书以小说、传奇跻于经，史、子、集，固
13、已失伦”并主张将其作为“邪鬼”而诛之，“虽死而罪不彰”。由此可见金圣叹在当时各界舆论攻击下“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之状，然而其孤军奋战而又孤掌难鸣的窘境又何尝不是“众人皆醉而我独醒”？金圣叹读批水浒除了其思想锋芒令人刮目相看外，其对中国古典小说理论的贡献也是让人叹为观止、可圈可点的。中国古代对小说的评点虽不始自金圣叹，在他之前已有李卓吾、叶昼畅发其端，并已有成就，但金圣叹对小说的评点超过了在他之前的任何一位先行者，特别是他在小说创作上发表的许多真知灼见大大提高了对小说这种文学样式的本质特征和创作规律的认识、把握，其价值远远超过对水浒这部书的阐释、评论。难怪清人冯镇峦在读 杂说中说：“金人瑞批”水
14、浒“、”西厢“，灵心妙舌，开后人无限眼界，无限文心”，确乎其然。在金圣叹贯华堂水浒传之后，即有毛宗岗父子读批三国演义，张竹坡批金瓶梅，且都能另辟蹊径，成一家之言。金圣叹在小说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说就是他比较周密、比较深刻地揭示了小说的文学特征，颇具先锋美学意味。由于中国的小说与史传文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可以说史传文学的发展，讲史、话本的繁荣促成了小说的产生发展。早期小说大都附着于历史，三国演义是据史而演，水浒传也是对大宋宣和遗事的生发，在前人的头脑中总是把小说当成历史的分支，名曰：“稗史”。金圣叹批水浒传于首尾两回的总评中，都着重说明探究是否实有其人、实有其事之实无必要，他说：“若
15、夫其事其人之为有无，此因从来著书家之所不计，而奈之何今之读书者之惟此是求也”？他指出历史与小说的区别在于：“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虽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却不然，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谈第五才子书法）金圣叹认为小说创作贵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不必拘泥于事件的真实与否，一切细节都是为塑造人物服务的。即使是史记这样的史传文学也不是对生活的照搬照抄，“有事之巨者而隐括焉”、“有事之细者而张皇焉”、“有事之缺者而附会焉”、“有事之全者而轶去焉”、是“无非为文计，不为事计也”。史传文学尚且离不了简化、夸张、虚构，作为以塑造人物、揭示矛盾冲突以反映社会生活的小说则更应该普遍采用这些手法，融知识性、文学性、可读性、鉴赏性、娱乐性于一体，造就雄深博雅、四海流传的好作品。金圣叹进一步强调小说既然不同于史传文学，那么就不能以纯叙述的笔法来写小说，为着刻画人物形象，展示人物性格、揭示人物心理活动的需要，恰到好处的描写也就显得尤为重要。他对水浒传中那些脍炙人口的情节和细节，大都作了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