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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义与利，这是一个长期争辩不休，似乎不得要领的话题，也是一个讨论商人人生观没法绕过的话题。儒家经典中，特别在先秦时期，“利”似乎是一种见不得人的东西。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见利思义”（论语宪问）；“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与孔子比，孟子在这个问题上走得更远。孔子是“罕言利”，孟子是“何必言利”。圣人和亚圣对待“利”的态度，与当时的社会状况有关。不言利或少言利，为的是整饬当时因唯利是图而搞混乱的社会秩序，这与儒家因时施教的观点有关，在这里有矫枉过正的意思。说是说，主张是主张，其实无论孔子还是孟子，都没有否定过利，只不过是历代读书人理解为“君子”就矢口不言利，言利就非“君子”，把
2、问题搞成了绝对化。虽然心里也想（真利”，但嘴里总是羞答答地绕着圈子不说出来，唯恐说出来玷污了*“君子”的清白。 “重义轻利”的思想，在儒林中根深蒂固。到了汉代，经学大师董仲舒，对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作修正。他说：“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所养。养生也，体莫贵于心，故养莫重于义，义于人大于利。”董仲舒理直气壮地肯定了利，而且把个道理说得明明白白。但是，董仲舒更多的时候是矢口否认利，副对利深恶痛绝的大经师面孔，其原因是可以理解的。当时，社会上趋利弃义是一种普遍倾向，甚至为了利铤而走险，这时，需要当头棒喝的是不能一一味图利
3、；而不是反复提醒“千万不要抛弃利”；矫枉须过正，于是有了对利深恶痛绝的言论。其实说白了，董仲舒那段话中的“义”，相当于今天的精神文明”：那个“利”相当于“物质文明”。两样不能或缺，只不过将二者细衡轻重，“义”比“利”更重要一个些罢其实剔除了种种眼障，就会发现儒家的“义”“利”观是致的，只是阐述的侧重面有所不同罢了。根据儒家的义利观，作为儒商，在“义”与“利”这问题，首先要讲“义”。符合“义”的就去做，否则即使一本万；也不去做。其间有两种情况，一是于公众有益，能如此，最好：二是于公众无害，这样也行。如果于公众无益不说而有害，那就有悖于“义”，还是不做为好。回过头去看，中国的封建社会后期，儒商的发
4、展已是浩浩荡荡了，儒商的思想也形成了一种体系。这倒不是官方对此有了什么章制，或有多少儒家学者从商，也不是因为有学者专门研究出了一套形诸文字的儒商理论，而是因为民间从商者普遍把儒家处世作人的准则运用于商事，并作为商人的理想人格和完美的处世接物准则，哪怕这实践者目不识丁，我们也有理由称之为“儒商”。儒家处世接物的准则，最突出的凝结为“信”与“义”。解放前在晋绥商界，一些被人推崇的商贾大家，都是以信义立足，有的至今为人称道，简直可以说是“商德巍巍”。当时绥远商界的巨擘“大盛魁”，就是一家为人称道的义商。据说大盛魁在起家时，只有穷弟兄俩，生计几乎无着。这一年，除夕夜里，富人家花天酒地、爆竹连天地过大年
5、，这穷弟兄俩熬了一锅稀粥，度这个身心受煎熬的穷年。这时候，来了一个人，拉着一峰驮着驮子的骆驼，进来歇脚。弟兄俩招袋吃喝后，来人说要把驮子在这儿寄存几天，返回来再取。说完就拉着骆驼走了。寒来暑往，一年过去了，拉骆驼人还没匣来，弟兄俩想，驮子里不知啥货，时长不动，岂不要坏了?于是商量之后打开来看。一打开，大吃一惊，是雪白的一驮银子。弟兄俩当时正做生意，资金紧张，于是点清数目记好帐，动用了这笔银子，并把买卖分成三大股，那个陌生的拉骆驼人占一股，准备什么时候人来了，连本钱带股息都交给他。结果陌生人再没回来，大盛魁给他的股份一直保留了下来。“狗股份”也是大盛魁行“义”的佳话。当时大盛魁的生意己做到了欧洲
6、，成为远近闻名的跨国巨商。但当时的信息传递很落后，传说有一次，大盛魁的商队到了茂斯噶哇（今莫斯科），得到重要商业情报，急需要大批货物。但骑着骆驼往返，就会贻误商机，于是将情报系在一条狗的身上，派这条狗，返回绥远城送情报。这条狗昼夜兼程赶回大本营，总店得到情报后当即发货，结果大获巨利。大盛魁不忘那条狗的功劳，专门给它分了股份并对这条狗厚养善待。行义及于畜类，其情确也感人。今天，大盛魁不少分号的名字还保留着，多数都成了村子的名字，其中不少都占着一个“义”字，例如，“三义园”、“四合义”、“义兴园”、“义美园”等等，从这些字号的名称，也可窥见当时大盛魁重义之一斑。晋商中以义立世的故事也很多，虽然商人
7、的目的是要盈利，但在经商实践中，他们体现出一种“行正义不计功利”，“间顺逆不问成败”的豪气。譬如，山西祁县一位姓乔的商久，多收了一一位批发土布的乡下人一块银元，他几经查找，没找到那位乡下人，在临死前的遗嘱中，还把这件事写了进去，嘱儿子退还这一块钱。有的商家破产了，借贷的款没法儿还，放贷的商家就象征性地收下一把算盘或二只斧头，几万、几十万元巨款就一笔勾销，即使败绩商家东山再起，这笔钱也再不要了，这种大度与豪气，形成了儒商以人为本的王者气象。“义”与“利”在儒商那里，得到了完美的统一，那种境界之大之美，千载之后也堪为楷模，受人崇仰。虽然在当时，商界诡诈之术并不罕见，但那在人们的心目中被视为耻辱，商家对“义”有一种普遍的追求，视之为荣，今天，相当多的人在这个问题上不以耻为耻，不以荣为荣，这不能说不是一种悲哀。文章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