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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铸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支柱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的历史要求集中到一点，就是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民族精神的支撑。如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胡锦涛总书记把这一问题作为事关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事关中华民族复兴的重大课题郑重向全党提出。我们必须回答好这一时代课题，不断丰富全民族的精神世界，不断增强全民族的精神力量，铸牢中华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支柱。一、深刻认识重大意义，奠定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思想基础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共同心理素质，是一个民族生存智慧和发展经验的长期沉积，是一个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对自身认识的集中体现。唯物史观认为，
2、社会历史是人的活动过程和结果，总是受一定的动机、愿望、思想等精神因素的支配和调节，在一定条件下，精神可以转化为历史发展的强大动力，尽管这种精神动因是第二位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活动的自觉性日益增强，反映历史潮流的时代精神和科学思想作为历史进步的精神动力，其作用更趋明显，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越来越协调地结合起来。民族精神作为民族历史活动中的个体和群体表现出的富有生命力的优秀思想、高尚品格和坚定志向，具有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重要功能。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不论是对社会成员的个体，还是对社会成员的群体，精神支柱都是不可或缺的。毛泽东说过，一个人是要有点精神的。有革命精神乃至形成
3、精神支柱的人，才会有奋发向上、追求卓越的动力，才能成就一番事业、创造辉煌人生。一个民族也是如此，它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民族精神的支撑。一个民族的历史发展，地域和语言等因素可能发生重大变化，但只要民族的成员能够保持和维系自己的民族精神，这个民族就能生存延续下去。犹太民族在长达2000年的流散期间，既没有单独的地域，也没有共同的语言，其统一的民族特征几乎完全丧失，然而当一些犹太知识分子提出犹太复国主义的主张时，犹太人心灵深处的民族主义激情竟奇迹般地释放出来。民族精神激发各民族成员的进取意识和奋斗意识，动员和整合各方面的社会力量，从而使这个民族获得求生存、谋发展的强大动力。1941年，也就是在德国的突
4、然袭击下苏联全线崩溃的那一年，莫斯科在十月革命纪念日举行阅兵式，斯大林发表了演说。他讲，希特勒企图消灭谁呢？他要消灭产生过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文学巨匠的民族，他要消灭产生过罗蒙诺索夫、门德列耶夫、波波夫等科学家的民族，他要消灭产生过柴可夫斯基这样的音乐家的民族。他做得到吗？斯大林的演讲确有气壮山河之势。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当然与这场战争的性质有关，但也必须充分认识作为民族文化深层内容的民族精神的作用。有没有这样的民族精神，民族的信心是不一样的，民族的尊严是不一样的，民族的气势是不一样的，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是不一样的。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
5、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这个民族精神，与时俱进，同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时代精神结合在一起，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强大精神动力；这个民族精神，不但是团结国内各民族的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而且是凝聚世界各地华人华侨的一种不可替代的民族情感和精神纽带。中华民族正是依靠这种伟大的民族精神，在祖国广阔的土地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缔造了为世人惊叹的灿烂的中华文明。古今中外的民族兴衰史表明，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民族精神，没有高尚的民族品格，没有坚定的民族志向，就没有凝聚力，就没有生命力。 民族精神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重要尺度。在和平与发展为
6、主题的当今时代，大力发展经济成为多数国家的首选国策，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综合国力，既包括经济力、科技力、国防力等显性的物质力量，也包括民族竞争力、民族凝聚力等潜性的精神力量。精神力量虽然无形，但作用不可低估。如果把显性的物质力量比作“硬件”的话，那么潜性的精神力量就是“软件”。民族精神具有顽强的渗透力，可以无孔不入地深入到对它认同的所有民族成员的灵魂深处，转化为他们的情感、道德和意志，甚至形成一种心理定势和行为习惯，从而促使各行各业的人们为综合国力的增强贡献自己的力量。经济力也好，军事力也好，科技力也好，离开民族精神对社会成员的激励难以实现强大，离开民族精神对民族力量的整合
7、难以形成合力。当今世界的综合国力竞争，中心是经济实力的竞争，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竞争，焦点是人才的竞争，而实质是民族素质的较量，是民族精神的竞争。 经济全球化更需要高扬我们的民族精神。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各国之间的联系日趋密切，加入WTO意味着我国的对外开放进入新的阶段。有人认为，世界历史正加速从分散走向整体，从孤立发展走向依存互动，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地球村”；就我们国家来讲，人们的生活与活动范围进一步拓展，更多的人有机会走出国门，到世界各地工作、学习或旅游，越来越成为“世界公民”。因此，我们应该树立“全球观念”、“世界主义”，应该倡导“爱地球”、“爱世界”的精神，若再讲民族精神或爱国主义，就是狭隘
8、的民族主义。这是一种误解。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是一种趋势，而民族国家却是一种现实。这一趋势下的民族国家，仍将是国际关系的合法行为主体，是全球资源的合法产权主体。由于资源的有限性和国际秩序的非公正性，民族国家不仅理性地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且无不将维护自我安全置于首位。经济全球化不是国家利益的否定，而是国家利益的维护和追求；不是民族精神的淡出，而是民族精神的比较和竞争。中华民族要在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中维护自己的国家主权，增进自己的国家利益，实现自己的快速发展，没有坚定的民族精神是绝对不行的。经济全球化决不是一种单纯的经济现象，必将带来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借助商业机制和高科技手段，
9、以影视节目、流行音乐及因特网为代表的美国文化大举向各国渗透，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华盛顿邮报指出，美国最主要的出口产品不再是地里的农作物，也不再是工厂里制造的产品，而是批量生产的影视节目、音乐书籍和电脑软件这样的流行文化。尤其应当看到，西方某些国家仍在加紧向我们推销其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我们必须透过西方的商业利益动机，认清它们的文化霸权主义嘴脸，警惕它们分化、西化我国的政治图谋，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抵制西方腐朽反动文化的渗透，最重要的是要振奋起我们的民族精神，努力发展中国先进文化，壮大实力，增强活力，提高竞争力，增强影响力。中国人之所以是中国人，自然根据在其“种”，社会根据在其“文”，尤
10、其在于我们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没有坚定而高昂的民族精神是不可能的。二、不断推进经济建设，做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物质基础 谈民族精神生长的物质基础，应当重视那些使炎黄子孙引以为自豪的“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之类的物质实体，但更应重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统一的物质生活生产方式。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历史表明，作为民族精神重要体现的民族凝聚力、民族生命力，其强弱程度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密切相关
11、。以我国为例，在春秋战国、秦汉至南北朝的不同历史时期，拥有先进生产力优势的以汉族为主体的华夏族群，吸引了周边的泛称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的少数民族，使之分化、解体而融进汉族。世界史上也不乏其例。马克思指出：“相继侵入印度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鞑靼人和莫卧儿人，不久就被印度化了，野蛮的征服者，按照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本身被他们所征服的臣民的较高文明所征服。”（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8页。）到了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所以能够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
12、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代表了新的生产力即近代社会化大生产，在于它所创造的比过去一切世代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的生产力。当然，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中华民族与资产阶级民族不可同日而语，我们强调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也无意使其他民族从属于中华民族，但历史事实昭示，一个民族的凝聚力、竞争力与它生产力的发展程度息息相关。今天，美国不就是主要凭仗它的物质文明吸引着大批外来移民吗？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与经济科技明显占优势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存的未来很长一个时期，弘扬和培育我们的民族精神，增强我们的民族凝聚力，必须增强我们的综合国力，特别是经济实力。只有在这方面超过了资本主义，中华民族
13、的凝聚力才具有最佳的保障系数。 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一次全面而深刻的检验。一方面，民族精神显示了顽强的生命力，在空前的民族灾难中发挥了支撑民族生存的巨大作用，它不但没有被摧毁、被征服，反而在引导中华民族争取解放与独立的斗争中放射出更加璀璨的光彩；另一方面，民族心理、民族精神也暴露了某些消极、落后的成分，用鸦片战争后魏源的话来说，当时的社会风气存在两大弊端，即“人心之梦寐”与“人材之虚患”，也就是蒙昧无知和空虚不实。“一盘散沙”，是许多人对当时中华民族凝聚状况的形容。什么原因造成了中华民族精神的低落？原因可能很多，但根本的在于中国国力的虚弱。新中国的成立，使中华民族走上了
14、繁荣强盛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改革开放又使民族复兴的步伐获得了加速度，从而从正面再次印证了国力强弱对于民族精神的重要作用。1997年和1999年香港、澳门回归祖国时，举国上下欢欣鼓舞，极大地振奋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表面看来，这是香港和澳门回归产生的积极效应；深入分析，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繁荣强大。关于这一点，1984年10月邓小平在中英两国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圆满结束后就曾指出：“香港问题为什么能够谈成呢？并不是我们参加谈判的人有特殊的本领，主要是我们这个国家这几年发展起来了，是个兴旺发达的国家，有力量的国家，而且是个值得信任的国家。”（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5页。）改
15、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们经受住了国际国内各种风浪风险的考验，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在世界人民心中的威望不断提高，都与我国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密切相关。 加快发展尤其是生产力的发展，是解决当代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长远来看也是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关键。能不能解决好发展问题，直接关系人心向背和民族凝聚。因此，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切实履行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促进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 做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物质基础，还应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不等同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但二者的联系非常密切：前者是
16、后者的实现形式，后者是前者的本质内容。有人认为，市场经济本身有它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并且会反映到人们的精神生活中来，因而发展市场经济不利于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这种观点值得商榷。 在多民族统一的大家庭内，共同的民族精神的形成，民族凝聚力的增强，离不开各民族之间的经济交往。各民族生活在特定的具体环境中，处于特定的社会地位，有特定的活动范围和活动方式，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认识上的差异和利益需求的不同，容易产生隔阂，导致离散和冲突。而经济方面的交往活动不仅起着互通有无、取长补短的作用，而且起着交流信息、消除摩擦、沟通感情、传递思想、增进信赖、形成共识的作用。民族成员之间的交往越多，接触面越广，需求越能相互满足，该民族的凝聚力就越强，就越能形成共同的民族精神。实践证明，市场经济是密切民族之间经济联系的最好纽带。马克思恩格斯就资产阶级对世界市场的开拓作了这样的描述：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