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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人之雄理学的先驱者韩愈我国史学家钱穆先生在所着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曾特别指出：研究近代学术，必须从宋代开始；研究宋学，则必须从唐代开始，从研究唐代韩愈的思想开始。他说：“唐之学者，治诗赋，取进士第，得高官，卑者渔猎富贵，上者建树功名，是谓入世之士。其遯迹山林，栖心玄寂，求神仙，溺虚无，归依释老，则为出世之士。亦有既获膴仕，得厚禄美名，转而求禅问道于草泽枯槁之间者。亦有以终南为快捷方式，身在江海而心在魏阙者。独昌黎韩氏，进不愿为富贵功名，退不愿为神仙虚无，而昌言乎古之道曰：‘为古之文者，必志乎古之道。’而乐以师道自尊，此皆宋学精神也。治宋学者首昌黎，则可不昧乎其所入矣
2、。”我们知道宋代理学之昌盛，可以说是衰落已久的儒学之复兴；而儒学之复兴，则在唐代已见萌芽。近人胡适之先生尝以宋儒的“新孔学”，克服佛教束缚，为中国文艺复兴的中国。而真可称为宋儒“新孔学”亦即理学的先驱者，当推韩愈。宋代的学者文人，几乎异口同声，对“文人之雄”的韩愈表示一致的推崇。如宋代的理学家石介就曾说：“孔子为圣人之至，韩吏部为贤人之至。不知更几千万亿年复有孔子，不知更几千百年复有吏部。孔子之易、春秋、圣人以来未有也。吏部原道、原人、原毁、佛骨表，自诸子以来未有也。呜呼，至矣。”（徂徕集尊韩）又如宋代的苏轼，平生自视颇高，但在其所作“潮州韩文公庙碑”中，独推尊韩愈“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
3、下法”。并指出从东汉以来，圣道沦丧，文风败坏，佛老的邪说都流行起来。虽经唐朝贞观、开元的盛世，有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等名臣的辅佐，也不能挽救；惟独平民出身的韩文公，在谈笑里领导了大众，天下的人就跟随了他，重归正路，到现在已经三百年了。他的文章，振起八代衰颓的文风；他的道理，拯救了天下人的沉溺；他的忠心，不怕触怒皇帝；他的勇气，能制伏三军的统帅。这难道不就是能参与天地造化，关系天下盛衰机运，表现了浩然正气吗？对韩愈真是推崇备至。再由于当时在政治上学术上都具有崇高地位的欧阳修出来鼓吹，尹师鲁、梅尧臣、王安石、曾巩等的推动，韩文遂大行于世，达到“天下学者非韩不学”的盛况。从宋儒的著作中，我们到
4、处可以看到韩愈对他们的重要影响。正如新唐书“韩愈传”中所说：学者敬仰他，好象群山仰望泰山，众星围绕北斗星一样。（参见新唐书卷一七六列传第一一）凄凉孤苦、颠沛流离韩愈字退之，生于唐代宗大历三年（公元七六八），他的原籍是河内修武（即今河南南阳县），先世曾居昌黎，所以也自称昌黎人。三岁就父母双亡，依靠着哥哥及嫂嫂郑氏抚养。七岁就知道努力学问，出口便成文章。十一岁时，他哥哥因为宰相元载得罪了朝廷，受到连累，贬官岭南。他跟着哥哥嫂嫂迁徒到南方。十五岁时，他的哥哥死在韶州刺史任内，韩愈跟着嫂嫂，带着哥哥的灵柩，万里奔波，归葬中原。又值中原多事，兵慌马乱，全家又迁居到宣州（即今安徽宣城）。命途坎坷，历尽艰苦
5、，一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韩愈有三个哥哥，都不幸很早就死去；承接先人血脉的只有韩愈和他的侄儿十二郎。“两世一身，形单影只”（韩昌黎全集第二十二卷），凄凉孤苦的身世，颠沛流离的环境，更激发他刻苦自修、好学不倦的毅力。终于读通了六经及诸子百家之学。焚膏继晷、兀兀穷年韩愈曾在他“进学解”一文中，借学生的口气说出他在治学方面所下的工夫。说他嘴里不停地念着六经的文章，手里不住地翻阅着诸子百家的书籍；记事的书一定要抓住纲要，言论的书一定要探求深意。“贪多务得，细大不捐”，是说他学不厌；“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见全集第十二卷），是说他非但白天苦读，夜里还要点油灯继续用功，积年累月、努力不懈。他在“答
6、李翊书”中勉励他在治学作文上下工夫，希望他能达到古人立言境地，不要企望赶快成功，不要为权势利禄所诱惑。要像种植果树，施肥养根，等待它结果；像点油灯，加上油，期望它发光。他说树根深厚的，果实一定丰美；灯油充足的，发光一定明亮。仁义的人，言论必定温和淳厚。他谦称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的工夫到家了没有，不过他总算孜孜不倦的已埋头学习了二十多年。当初，“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见全集第十六卷），在家忘掉一切，出外忘掉道路，专心苦读思索，寝馈于古代的典籍之中。当搜索心思拿笔写文章的时候，只求尽力躲开陈陈相因的滥调，开始时真是很吃力，很难做到；在写出来给人看的时候，常常受到别人的讥笑，却不
7、知道这是讥笑。这样经过好些年，仍然不改变初衷，然后认识了古书里的正道与邪说，和那虽属正道但不纯粹的，都像黑白两种颜色那样明显易分了。再尽力剔除不纯粹的，慢慢就更有所得了。于是他搜索心思拿笔写文章，文思就像水流般涌出来了。写出来给人看，有人鄙笑他，他就很高兴；赞美他，反而使他忧虑，因为他担心文章里还有迎合流俗讨人喜欢的地方。这样又经过好些年，然后下笔如江河流水般滔滔奔放了。他又恐怕还有驳杂的地方，再就勃发的文思，排除其不合于道的，平心静气地去考察，直到完全纯粹了，然后充分发挥。还要在道德学识上有所涵养：立身行道方面，要走仁义的路；读书明理方面，要从六经中探索其来源；并且要终身努力，在治学作文上用
8、深厚工夫，才能有所成就。韩愈的文章议论严正，规模宏大。邵博在河南邵氏闻见后录卷十四中指出：“韩退之之文自经中来。”方东树在昭昧詹言中也说：“文字要奇伟，有精采，有英气、奇气但奇伟出之自然乃妙;此存乎其人，读书深，志气伟耳。若专学诗文，不去读圣贤书，培养本源，终费力不长进。如韩公便是百世师。”这就是韩愈自己所讲的“闳其中而肆其外”（语见进学解）“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语见答李翊书）的意思。操行坚正、鲠言无所忌韩愈因为读书多，所以见事多，理足而识见有主，下笔为文，遂能浅深反正，四通八达。韩愈为学作文，更注重养气：胸怀浩然，则能行乎其不得不行，言乎其不得不言，言行完全出乎真诚。不徒托之以
9、空言，且能见之于行事。持身立朝，乃能表现高风亮节，直言敢谏。新唐书本传说他“操行坚正，鲠言无所忌”。人家讲他的坏话，毁谤他，也不惧怕，好几次得罪了执政，触怒了皇帝，被贬官、被放逐，到蛮荒远地亦不懊悔。韩愈就是这种不仅能知“道”，而且真能切实行“道”的人。唐德宗贞元八年（公元七九二），韩愈考取了进士，时年二十五岁。因为生性耿直，不善奔竞，直到三十一岁才得到入仕的机会。在做监察御史、职方员外郎、中书舍人的时候，前后三次贬官，都是因为上疏奏陈政事，与朝廷议论不合而获罪。在宪宗朝，上表论佛骨，出言亢直，气势磅礡，忘一己之利害，置生死于度外，义之所在，则强立而不回，这是因为他平日集义养气，所蓄深厚，才能
10、达到此一境地。韩愈在“答李翊书”中又说：气像水，言论就像漂在水上的东西。水大了，那么能漂的东西不论大小都会漂了起来。气和言论的关系也是这样：气要是盛，那么言论不论长短，声音不论高低，都会恰当。虽是这样，他自己还不敢说已接近圆满成功的地步；即使接近成功，为人所用，又有什么可取的地方呢？不过，希求别人拔用，则必须迎合人的喜恶，自己好象是被动的器物，用与不用，完全操在别人手里。君子却不是这样，君子居心有一定道理，行为有一定规矩；用他，就把大道行于世人；不用他，就把道传给学生，或著书立说，留为后人的模范。韩愈指出：当世学古文的人很少；立志学古文，就必被遗弃于今世。他真喜欢这种人的志愿，而悲哀这种人的遭
11、遇。他所以常称赞这种人，是劝勉他、鼓励他的意思。（参见答李翊书）韩愈在另一篇文章“进学解”中指出，从前孟轲长于雄辩，孔子的道因此昌明，可是他游遍天下，奔走到老也没有人用他。荀卿守着正道，发挥伟大的议论，为了逃避谗言到楚国去，最后丢了官死在兰陵。这两位大儒，说出话来就是经典，一举一动都可以让人效法，且超过常人，达到圣人的境界，可是他们一生的遭遇却是如此。上面韩愈所说的“言”与“文”，实在就是“道”，就是“理”。理直则气壮，道盛则气盛，气盛则文昌。立志学“文”的人，也就是立志行“道”的人，这种人既不肯少贬其道以迎合时俗，更不肯自毁其道以盲从邪说。这种人服官受到贬黜，被投闲置散，原是本份，是理所当然
12、的。所以韩愈能够屡挫不屈，不怨不悔。特立独行、举世非之而不惑韩愈在伯夷颂中曾说：“士之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已，不顾人之是非，皆豪杰之士信道笃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于一国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盖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于举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则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把伯夷推尊到比“作为万世标准的圣人”更上一等，真可说是“推崇备至”的了。曾国藩在求阙斋读书录中指出：“举世非之而不惑，此乃退之生平制行作文之宗旨，此自况之文也。”这实在是真正了解韩愈志节与文章的人所讲的话。在韩愈以前一般人所写的文体，大都注重辞赋及骈体文，文体呆板，多拘偶对，使作
13、者的思想受到束缚，而且文格绮艳，陈陈相因。韩愈起来倡为“古文”，解除束缚，恢复自由，改极呆板的骈文，为较活泼的散文，表面看来是“复古”，实际是一种“革命”。由于韩愈不愿迎合流俗，所以受尽别人的非笑。韩愈认为作文“若与世沉浮，不自树立，虽不为当时所怪，亦必无后世之传”（见答刘正夫书）。故豪杰非常之士，“信道笃而自知明”（见伯夷颂），不肯随俗浮沉，以邀一时之誉。宁愿寂寞当时，但求流名于后世。韩愈虽好读古书，学古人，但不为古书所迷，更不让古人牵着他的鼻子走。能“卓然不丐于古而一出诸己”（宋景文语），能尽力躲开陈陈相因的滥调，能温故而知新，更能融古而创新。他谏佛骨之对人主的忠心，是人臣中少有的；他趋贼
14、营宣抚王廷凑的勇敢，也是同僚中少有的。他讲一般人所不敢讲的话，作一般人所做不到的事，特立独行，信道守道，确已达到“举世非之而不惑”的境地。以道弘文、以文贯道韩愈在所着“原道”一文中指出：博爱叫做仁；做事合宜叫做义；照着仁义做叫去做道；修养自己的天性圆满，无求于人叫做德。他又指出：他所讲的道德，是合仁义来一起说的。也可以说韩愈所言之道，是仁义，是修己以安百姓，是不离乎人伦日用之间的。进一步讲：韩愈所讲的道，就修养说，则是正心诚意，以至修齐治平；就人生说，则是纲纪伦常，养生送死；就政治说，则是礼乐刑政，风俗教化；这就是孔子所讲“道不远人”（中庸第十三章）的意思。韩愈在“题欧阳生哀辞后”一文中曾说：
15、“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全集二十二卷）韩愈的意思是说：他是因为好古道而为古文，并不是为古文而后好古道。这乃是“以道弘文”的意思；也就是“诚于中则形于外”，道盛则气盛，气盛则文昌的意思。韩愈的女婿李汉，在昌黎先生集序中说：“文者，贯道之器也，不深于斯道，有至焉者不也。”这不仅是说文章的好坏与入道的深浅有密切的关系，而是说“文”与“道”是一以贯之的东西。说“以文贯道”，与“以文明道”，及“以文载道”，有极大的距离。“以文明道”是说文章可以明道教人，可以记事传世，是发扬道德的工具；文章的醇驳，看它见道的多少而有差别。“
16、以文载道”则其境界较“以文明道”更深一层，是说文章要能直趋圣人之大道，能窥大道之全，乃可以言“载道”。“以文贯道”则又深一层，是说文道一贯，文以道为内容，道以文为形式，二者已发生不可分的关系，再进一步就可渐渐达到“文道合一”的境地。古时候的圣人，能体道于身。道充于中，事触于外，形乎言而成文。宣之于文，发之于功名事业，无非为其道之外见。故其文即道，其道即文。韩愈一生学道好文，二者兼营：“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能约六经之旨以成文；其立身行事，出处进退，又能一合乎道；文以行立，行以文传。所以宋朝的欧阳修说：“昔孔、孟惶惶于一时，而师法于千万世；韩氏之文，没而不见者二百年，而后大施于今，此又非特好恶之所上下；盖其久而愈明，不可磨灭，虽蔽于暂，终耀于无穷者，其道当然也。”（记旧本韩文后）以师自任、以道自任韩愈作“师说”一篇，一开始即说：古代求学问的人一定有老师，老师是传道、授业、解惑的人；人不是生来就知道一切道理的，谁能没有疑惑呢？有疑问不去跟老师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