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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山西大学历史学院本科生课程作业2014 2015学年 第 3学期）学院：历史学院专 业 名称：历史学课 程 名称：先秦史论 文 题目:走出疑古时代的读书笔记名：年级：2012 级学号：成绩：走出疑古时代的读书笔记考古文物不仅仅是物质，很多都是反映精神的。不仅要看到历史文物，还要看到其背后 所反映的当时的社会、当时的风俗习惯以及礼仪制度。这些精神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价值所 在。考古发现的没有字的文物对我们现实有着直接的或者间接的作用，间接作用虽然不一定 很准确，但对古代的东西还是不要那么轻易地去怀疑；带有文字的考古文物更为重要。考古 发现的古书使我们可以直接看到当时人的思想与学术，对学术史的影响也
2、是极大的。冯友兰 先生曾提出“信古，疑古，释古”，在李学勤先生看来，释古或者考古确实较为重要，但学 界目前有些地方还未从“疑古”阶段脱离出来，不能摆脱前人的束缚。他提倡将文献研究与 考古研究结合起来，走出“疑古”时代，对整个中国的古文明作出重新估价。在第一篇中，李学勤先生提到当时学术界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对中国文明的起源进行 研究，跟以前相比有四个特点：一是加深理论的探讨，二是强调考古学的重要，三是重视传 说的价值，四是反对文明起源单元论。其中的重视考古研究体现了二重证据法的正确性，重 视传说的价值则说明一味疑古不可取，如果细心整理分析古史传说，应该能从中发现很多有 价值的线索。继续说第四点，
3、文明起源单元论是说中国文明起源于中原地区，而近期的考古 研究有了新的发现，黄河流域，长江流域都有早期文明的遗迹，除了中原地区，四川等我国 西南地区也有早期文明存在的遗迹，中国古代文明是多源的。炎黄二帝的传说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中国人都称是炎黄子孙，疑古思潮却否定了他们的 存在，怀疑中国的上古历史是子虚乌有的，“东周以上无史”论一下子就把中国五千年的历 史文化砍掉了一半。而李先生的观点是，上古的传说不能单纯的看成神话故事，从历史的角 度分析考察，黄帝是中原的传统，炎帝是南方的传统，而炎帝早于黄帝。他们之后还有清晰 地传说谱系，这说明了中华文明的起源比很多论著设想的要早，肯定在商代以前，而它在萌 生
4、的过程中就有了很广泛的分布。 历史与考古不应该截然分开，由于三代是中国古代文明 的渊源，所以不管其制度、思想、宇宙观对我们而言是多么的陌生，三代离我们都不是那样 地遥远。此外，西方对中国古代研究的趋向，重视文明起源的探索，强调文化史的角度，比较研 究的方法，古代文献的新评价，结合考古学以及古文字学的成果，这种研究正朝着更扎实、 更细密的方向发展。在第二篇中，李学勤先生对饕餮纹的理解以及对其简化与省略化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指 出饕餮纹与良渚文化之间的关系。此外，还通过对玉器符号的研究来揭示良渚文化的状况。 这些符号并非偶然现象，而且其符号的复杂，也不是偶合所能解释的，我们可以尝试着将它 们解释为一
5、种原始文字，但这也有需要等待进一步证实。接着以吉斯拉玉琮上的十个成串的 符号为例，将它们与古代的原始文字联系起来。这些考古发现已经明白地让我们明白，中国 文明的各种因素的来源是复杂的、多元的，所谓的“中原中心论”不符合事实。作者也从凌 家滩出土的玉龟玉版入手，尝试对史前文化进行一定的推断，他认为，玉版中的图纹和所谓 的“规矩纹”是一脉相承的，体现出的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宇宙观念，而且其也从类似于“巫” 的符号中对当时古人的数理观念以及对史巫的发展的研究都有着极大的帮助。一些文献记载 说明，周人的统治已经到达了江汉地区，而楚国就是周朝的封国。近代有些学者对此颇感怀 疑，认为商周王朝当时未必能南及江汉
6、，封楚尤为后人所伪托。经过对大保玉戈的考古研究， 可以断定大保玉戈的年代应当属于周初，尤其是大保玉戈之上的文字非常细小，类似于商末 周初的一些甲骨文。将大保玉戈之上的文字记载同传世的古代文献结合起来研究会证明，周 人的影响从文王时已南及江汉，以至武王、成王时，召公在其间起了较大作用。因此，研究 楚文化的兴起就不能忽视周初江汉开发这一历史关键。在第三篇中，作者对西水坡“龙虎墓”这座仰韶文化墓葬的考古研究，尤其是对其所反 映的当时的思想意识的研究表明：所谓的“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这种四象观 不仅仅存在于战国，其有可能存在于史前时期，而且它在当时拥有一种神话色彩，与丧葬都 有着同升天的思
7、想。而作者以此为例证，向我们展示如何在探索民族的上古传说及其蕴含的 思想观念时，避免涉于驰想。好多论著都认为，殷商的铜戈无胡，到西周才出现短胡，至于 长胡多穿的戈是到东周才存在的，这种观点几乎成为一种文物考古界的一种常识，但随着考 古的新发现，这一观点很快便被推翻，通过对新出土的文物的考证，我们可以知道，商末周 初已有了中胡或长胡的多穿戈，甚至有多达五穿的。此外还有洪洞坊堆村的有字卜骨、邢台 发现的西周甲骨文等，这些考古文物的出现，都较大地改变了学术界对之前先秦史研究的某 些不足，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与意义。除了上述的一般考古文物的出土之外，一些有文字记 载的或者是有纹饰存在的文物的出土，更是引
8、起了学术史方面较大的变化。史密簋铭记录了 周朝时期的许多史实，通过对铭文的研究，我们能够了解到周孝王时期发生战争的基本要点， 战事的导因是南夷的卢、虎与杞、舟两国相呼应，扰乱了周朝东土。于是周王派师俗、史密 东征，率领齐、莱、偪阳、夷等国兵力，围攻长必，取得了一定胜利。这是史籍缺载的一件 大事，由此考古而得出的史料对于先秦学术史方面的研究又是一种极大的弥补。我国疆土辽阔，自史前时代开始，这里就有许多部族在此活动，进入文明时代之后，更 有众多的民族和方国出现，这也就创造了我国历史文化的丰富性、多样性。在此基础上我们 也很有必要对古代各个地区的文化都进行研究，这样才能更好地展现出中华历史文化的博大
9、 精深与丰富多彩。在第四篇中，作者强调对中原文化以外的古文化主要包括楚文化、巴蜀文 化、吴越文化、晋文化、秦文化、燕赵文化以及齐文化等等的研究。作者首先以自己在东 周与秦代文明所提出的“文化圈”的概念为基础，以“东方文化圈”也就是广义上的齐文 化为例来阐释了地区文化研究的必要性。不轮是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还是周代齐国的文化， 它们对于考古史和古代史的研究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对于学术史和思想史更有不 可忽略的作用，因为古代的学术思想往往都带有强烈的地域性。只有充分理解了齐文化，我 们才能够对管仲的思想、兵家思想、以及儒家思想达到一个相对比较准确程度的把握。李学 勤先生将三星堆考古研究与帝系
10、传说相结合，提出了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较早地就存在联 系，而且认为巴蜀文化有可能与楚文化是同源的。紧接着作者便通过对三星堆中饕餮纹的细 微研究，认为蜀文化的发展与商文化的发展平行存在，而且彼此的影响传播是畅通的；三星 堆两座中与中原所出近似的青铜礼器，是当地文化接受中原文化影响的证据；三星堆出土礼 器上的纹饰也有着自己的地方特性，这也说明巴蜀文化有着自己身的渊源与演变，同时也掺 杂了中原文化的要素于其中。之后，作者也对吴越文化、安徽南部的青铜文化都给予了较为 详细的探究，此处不再详述。在第五篇中，作者在此除了对一些流亡海外的文物进行考古研究之外，更对出土于海外 的中国文物有着深刻的关注与研究。比
11、如中国古镜在域外的出土，是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一 项重要见证，在日本发现的立岩堀田十面古镜，有力地证明了西汉晚期中日文化交流的道路 已经畅通。此外，在日本胆泽城遗址出土的考古文献古文孝经，确证了日本传流的古 文孝经不伪，否定了清人不少学者的考据，这对学术史上重大问题的重新检验和考虑以及 学术界研究中的不断开拓新局面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方法。“走出疑古时代”是李学勤先生1992 年一次演讲的题目，其将把那篇演讲作为书的导 论，题目就成了书的标题。李学勤先生演讲中提出的“走出疑古的思潮”对学术界产生了广 泛而深刻的影响。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疑古思潮总结了宋清以来辨伪的成果，完善了辨伪的 方法和理论，其中以
12、顾颉刚先生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最有影响。而疑古思潮的影响表 现最显著的，就是对古书的辨伪。但是自宋以来的学者疑古辨伪，往往议论纷纭，难于折中， 以至于梁启超认为汉以前的古书几乎无不可疑，产生了“东周以前无史”的观点。李先生认 为这种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疑古派以古书论古书，不能跳出书本，找到实际论据，所以 无法重建古史。而解决方法在于王国维先生所说的“二重证据法”，即研究古史，除了地上 的证据外，还要注重地下的证据，也就是要将古史文献同考古发现的新材料结合起来。此外， 也可以将考古发现的新材料细化为 考古文物与考古发现的古书，作者在这本书中对各个考 古发现的研究都是从这三方面入手，其文中始终贯穿着这种“三重证据法”的思想。过去我们的一些结论，受过去疑古思潮的影响而认识到的学术史的面貌，现在看来与事 实有着相当大的距离。甲骨文可以印证古书，但切不可被其所局限，并不一定甲骨文中未记 载的东西，商朝就不存在，毕竟这只是一小部分。从这个角度来看，走出疑古时代对开拓学 术界的研究视野与研究方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尽管现在看来李学勤先生这种走出疑古的 思想，这种将考古研究与文献研究相联系起来的方法并没有很大的新意，但这种思潮对当时 局限于疑古思潮中的学术界而言无疑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为当下考古学界、学术史界的 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