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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范伟离卓别林比较近.doc 范伟离卓别林比较近 耳朵大有福又向我们证明：是范伟的表演决定了这部电影的让人耳目一新的悲喜剧色彩。 童道明 中国.科学院研究员、 文艺评论家 去年六月，应邀参加.戏剧学院张仁里教授一位研究生的博士论文答辩。这是一篇研究卓别林喜剧艺术的论文。它触发了我一个遐想：在当下中国电影界，哪位演员离卓别林比较近呢？我心里想的是范伟，因为我已经看过他主演的看车人的七月，但没有把这个想法向人说出来。现在我觉得可以把这个想法说出来了，因为不久前我又看到了范伟主演的耳朵大有福。 喜剧大师卓别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对电影艺术的主要贡献是把喜剧提升到了悲喜剧的高度。这不仅提升了电影的审美
2、品格，也提升了电影的思想品质。卓别林成了喜剧文化的一个崇高的艺术高度的典范。 悲喜剧相融的观念是现实主义文艺思潮的产物。在十九世纪之前，悲剧就是悲剧，喜剧就是喜剧，理论家们把它们区隔得泾渭分明。到了十九世纪，俄国的现实主义诗人普希金才石破天惊地说了一句：崇高的喜剧 里都有悲剧的因素；现实主义作家果戈理才说出他的喜剧钦差大臣里有含泪的笑。但演悲喜剧比写悲喜剧还要难，能把悲喜剧因素交融于一体的演员的楷模，直到今天还是卓别林。 在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最有名的喜剧电影演员是韩兰根，他的确也能在表演中偶尔流露出几分悲情，但离卓别林还远得很。建国之后的十七年里倒也拍过一些喜剧电影。按分类，有
3、讽刺型喜剧，如侯宝林主演的游园惊梦；有歌颂型喜剧，如仲星火主演的今天我休息，其他的则可归入所谓的抒情性喜剧或生活喜剧一类，但悲喜剧型的电影是没有的，所以也不能指望在那个时间段里有卓别林式的演员出世。 文革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在我看到的不是很多的电影里，至少可以把三毛从军记归入悲喜剧电影中去。我记得这部笑料迭出的电影的结尾是：三毛在一片望不到边际的坟场里徘徊。但三毛从军记主要是导演张建亚的个人成功。倒是阿 Q可以视为去世不久的导演岑范与演员严顺开的共同成功。我很喜欢电影阿 Q是因为我觉得它胜过了北京舞台上同时演出的话剧阿 Q 正传，之所以胜过，恰恰是因为电影的导演和演员都是用悲喜剧的路子来艺术地
4、解读阿 Q 性格的。刚刚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的严顺开也因为拍了这部电影而成了中国一位令人瞩目的喜剧演员。 其实，中国的悲喜剧传统并不丰厚。最传统的笑的艺术相声，真正是一门笑的艺术，相声演员的天职是给听众带来欢乐，与悲情无涉。于是我们把目光投向新兴的笑的艺术小品。1990 年央视元旦晚会上，张子扬导演一口气推出了两个让人难忘的小品郭达主演的大米 红高粱和黄宏、宋丹丹主演的超生游击队，让我们眼睛一亮的是：原来在这样短短的小品片段里，在这样充满笑声的小品片段里，也可以表现出小人物的苦涩的生命挣扎。相声落后于小品的判词由此张扬开去。当然，后来落后于相声的平庸小品也比比皆是，但还是挡不住赵本山、范伟的卖拐
5、的横空出世。 在卖拐以及后来的卖车里，赵本山居高临下地、调度有方地将范伟投放进了一个小人物的让人悲悯的悲喜剧情境之中，让范伟历练了一场场酣畅淋漓的、艺惊四座的悲喜剧表演。我那时就想，希望在自己的电影里出现难得的悲喜剧色彩的导演，迟早会向范伟发出邀请的。这样就有了电影看车人的七月的出品。 看车人的七月这个电影我是在中国电影家协会的放映厅里看的。我已经记不得在看片之后的座谈会上我说了些什么。我现在想说的是，看过看车人的七月之后，我就不再把范伟摆进笑星之列，就像我不会把卓别林称作笑星一样。看车人的七月本来是个略有悲剧意味的正剧，但由于有了范伟的表演，它就成了一个悲喜剧。我并不想说悲喜剧一定高于有悲剧
6、意味的正剧，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范伟的表演一点也没有削弱（也许还加强了）电影应有的触动人心的力度，却大大增强了这部影片的可看性。 看车人的七月是范伟的偶然成功吗？不是。耳朵大有福又向我们证明：是范伟的表演决定了这部电影的让人耳目一新的悲喜剧色彩。电影的宣传海报是想凸现电影的让人开怀的喜剧性的，但北京青年报上发的一篇影评的题目却是让人看着心酸的范伟。是啊，当我 们在影片开头看到扮演王抗美的范伟小心翼翼地向工厂干部探问他这哮喘病算不算工伤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范伟扮演的王抗美一遍一遍地对女儿、女婿说时光飞逝，岁月无情的时候，我们不是在看着好笑的同时觉得看着心酸吗？其实是有适度的夸张的，但仍旧保持着内心的充实感、生活的真实感。这个度，范伟把握得非常好。 但范伟的含泪的幽默仅仅是技巧吗？不是的。范伟来自.的基层，生活的深层，老百姓的喜怒哀乐他感同身受，所以他能对记者说：像剧本里的大耳朵、老杜、老崔，他们身上的事儿其实就发生在我身边。 责任编辑/辛加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