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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探讨拓跋早期历史的基本线索 田余庆先生拓跋史探一书面世后，学界同人续有评骘，二三朋辈复加讨论。对北魏前期或魏晋以来北部中国的政治生态与民族关系，此书所探可谓提纲挈领，值得反复回味。本文欲就田先生此番研究的背景与成就有所归约与申说，更欲就田先生提出的问题有所发挥与探讨，希望能有益于相关研究的深入。 一、一项困难重重而意义深远的研究 有两种史家，一种是没有洞察力的史家，一种是有洞察力的史家，田先生是有洞察力的史家。有两种研究，一种是由简而繁穷其枝叶的研究，一种是举重若轻明其要津的研究，田先生的研究总是能举重若轻化繁为约。有两种著述，一种是消除了许多问题的著述，一种是提出了许多问题的著述，田先生的
2、拓跋史探，就是后一种著述。 此书所探乃拓跋早期历史，诚如田先生所述，这是中古史上一个著名的“模糊区域”。而所谓“模糊”，一个重要的由头在于拓跋早期史料甚少又争议颇大。即就魏收书而言，史通外篇古今正史元魏史叙述了北魏国史的文本递嬗关系，其中有关拓跋早期历史的记载，源头多在道武帝时邓渊编纂的国记。而国记的可靠性向有三大疑问：一是拓跋部族早期并无文字，先世之事只有口耳相传之说，其中必多神话传奇之类，据此修成的国记自亦难为信史。二是道武帝开国规模而编修国记，本有浓厚的总结历史开辟未来之意，也就不免会据其现实要求而附会造作。三是国记在太武帝朝续修时又掀起过巨大波澜，主持修史的崔浩及连带诸臣因暴扬“国恶”
3、而被族诛，其中违碍之处复经涂抹删改。因而拓跋早期史事，从其口述史的源头到成文史的最早两次编修，就已决定了其内容的扑朔迷离和疑团重重。近世史家精博者如吕思勉先生曾言：“拓跋氏之初，盖亦匈奴亡后北方鲜卑之南徙者。其后得志，造作先世事实以欺人，史事之真，为所蔽者久矣。然即其所造作之语 所谓拓跋早期历史，指天兴元年道武称帝以前的拓跋部族史，亦即田先生说的拓跋的“开国前史”。 而深思之，其中真迹，固犹可微窥也。”故吕先生一方面引序纪所述远祖迁徙之迹及神元以来史事，以证拓跋早期发展过程。另一方面又指出：序纪“云(成帝)统国三十六者，四面各九国也；云大姓九十九者，与已为百姓也。自受封至成帝六十七世，又五世至
4、宣帝，又七世至献帝，再传而至神元，凡八十一世，九九之积也；自成帝至神元十五世，三与五之积也。九者，数之究也：三与五，盖取三才、五行之义，比拟于三皇五帝。无文字而能悉记历代之名，而世数及所统国数，无一非三、五、九之积，有是理乎?”吕先生以三、五、九等数及“无文字而能悉记历代之名”为无理，固是不熟悉民族学材料的误断；但以民族学家而精研民族史的马长寿先生，也说，魏书序纪“本是根据人相传授的传说写成的。任何一种传说，其中必然是有真有伪。史学家能够下一番辨别真伪，留真去伪的工夫，拓跋鲜卑的原始真实面貌，仍然可以使它大致恢复起来。”除少数持论极端者外，吕先生和马先生这种观察角度虽有所不同，然对序纪内容皆有
5、信有疑，在大量狐疑间视其为大体可靠，许多史实又难确证的看法；业已有代表性地说明了拓跋早期史料上的模糊程度，以及欲治拓跋早期史的现代学者，在基础史料上所面临的僵局。 若仅仅是模糊，倒也罢了，因为模糊和未知的区域是无穷无尽的，人类决无可能、也无须狂妄到要逐一去“以有涯济无涯”。问题在拓跋早期史这个模糊区域，对中古史研究来说十分重要，必须将之纳入考察的视野。这种重要性，主要当然是来自于北魏这个拓跋部所创建的北方王朝。要之，北魏一朝既是永嘉以来北方地区自乱而治的转折点，在魏晋南北朝史中具有关键的承前启后地位；也是自汉至唐社会变迁过程中，许多问题从纠结爆发至舒展缓和的关键时期；更是阿尔泰语系各族第一个在
6、中原地区站稳了脚跟的王朝，是北方草原部族与中华民族关系史上的一座极其重要的界标。而所有围绕着这三点发生和发展的种种问题，都必须深入到道武帝以前拓跋部族的发展史中，来求得很大一部分解释的背景。 这里我想特别强调一下上述后一点，因为它不仅直接关联和说明着前两个态势，也是拓跋早期史及其研究极大地关系到中国和世界史的部分。创建了北魏王朝的鲜卑拓跋部，实际上既是中国史上第一个在中原地区站稳了脚跟又统一了北方地区的草原部族；也是世界史上第一个完全吸纳了北方草原部族因子的中国因素。换言之，拓跋部族及其所创建的北魏，不仅空前深切地影响了中华民族和中国历史的进程，影响了东北亚这个世界史上著名的民族迁徙策源地中，
7、各族存在、发展和相互关联的大势；而且也在北方草原部族中，成功地竖起了第一个扎根塞北而统治中原地区的样板，从而也无可避免地构成了影响和改变各部族传统迁徙格局和今后发展方向的重大因素。即此亦已可见，拓跋早期史的种种问题，无论是其族源和迁徙过程，还是部族社会结构和组织体系的变迁，或者诸部族间的相互关系格局，在说明其何得在中原地区站稳了脚跟并巩固地统治了整个北方地区，亦即其何以成为永嘉乱后北方地区治乱盛衰消长的转折点和自汉至唐社会变迁的重要枢纽，乃至于其何能以草原部族而构成中国因素，从而影响了此后东北亚以及整个欧亚大陆民族关系和文明发展时，其价值和意义实在是不言而喻的。 上引文皆见吕思勉先生两晋南北朝
8、史(开明书店1948年初版)上册第三章西晋乱亡第八节鲜卑之兴。 在各族早期史诗或歌谣的叙事范型中，涉及数字时往往都有一套“定数”，我国古代则三、五、九等皆是这类定数的构成元素，直到现代如“浏阳河弯过了九道弯”的“九”，亦是。故这类数字所指之数固非史实，但其在有关史诗歌谣中，却是无比真实的。 见马长寿先生乌桓与鲜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四章拓跋鲜卑拓跋鲜卑的起源和迁徙。 我们这里说“北方草原部族”，当然不是勒尼格鲁塞草原帝国一书序言所说，“伸展于欧亚大陆中部和北部的一条长方形草原地带”，亦即EurasianSteppes上的所有部族，而只指中国北部的草原部族，具体兼指阿尔泰语系中的通古
9、斯、突厥、蒙古语支各族而言。 但问题既若此之重要，史料又稀缺而可疑，要推进其研究的困难不言而喻。尤其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另有一奇特之处，从近代史学兴起至今约百年之中，这块史学园地真似独得上天之眷顾而宗匠辈出，大师云集，一流学者聚集的密度及其各领域被深耕细耨的程度，堪称我国史坛之最。试想，在陈寅恪、马长寿、唐长孺、周一良等顶尖学者先后建树的一块块里程碑式的成果面前，一个后来的治史者，怎能不在高山仰止之下，油然而兴余生也晚之感呢?故尔直到近些年，北朝和北魏历史的研究(更不用说是拓跋早期史的研究了)给人的印象的确很容易是：可以解决的问题殆已网尽。连博士论文的选题和填充前辈学者所搭骨架的工作，亦显賸义无
10、多而须挖空心思，而留下来的问题则似暂无条件解决。看起来，除非在新资料的发现上另有机缘，抉发北魏历史特别是拓跋早期历史问题的前景，似乎已山穷水尽，难以为继了。 评论文字，历来为难，难就难在衡量的标杆难竖。我觉得上述几点，就是评介拓跋史探所含研究工作的几根最重要的标杆。除此之外，即便还有另外的标杆，也要在这个基础上再来竖立，那是后话，且先搁下。就基本面上总括说来，田先生这次选定的，实在是一项意义深远又困难重重的研究。说意义深远，是因为其不仅关系到魏晋南北朝史或北魏一朝的研究，也关系到了整部中古史发展递嬗的枢纽和东北亚古代民族关系格局的转移。说困难，是其并没有多少新材料可据，旧史料又充满了疑团和问题
11、：可资借鉴的杰出成果不少，仍足发挥和阐扬的余地不多。因而拓跋史探所收各文的研讨，不止是一如既往地体现了田先生过去开题运思的法眼和惯解难题的才华，更体现了一个真正的史家在追求历史真谛时的无畏勇气和广阔胸襟。而田先生此番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固亦主要倚仗了他那田氏标牌式的识力和理论架构能力：更以令人吃惊的谙练程度，示范式地在解析拓跋史诸长期悬而未决之题时，融贯综用了文献学、民族学(人类学)和考古学方法。也正是因此，田先生此番对早期拓跋史的探讨，也再次超越了自己以往的研究高度。 在田先生的著述中经常可以看到：大量现象之间新的联系和因果链条既被建立，有关问题及其演变的脉络随之便被凸显，而与之相应的结构性理
12、解或新的诠释体系，也就蕴含于中了。我以为这是田先生所示理论架构工作中最优美的部分。 二、本书的主要贡献和启示 田先生东晋门阀政治一书的最终结论有曰：“从宏观来看东晋南朝和十六国北朝全部历史运动的总体，其主流毕竟在北而不在南。只是北方民族纷争，一浪高过一浪，平息有待时日，江左才得以其上国衣冠、风流人物而获得历史地位，才有门阀政治及其演化的历史发生。”这是在1986年，从中我们已看到田先生的目光投向了江北，投向了代北茫茫的草原。一晃十余年过去，到1998年，北魏后宫子贵母死之制的形成和演变一文发表于国学研究第五卷，将届七十五高龄的田先生，围绕着道武帝时“子贵母死之制”和“离散部落之举”背后的现象和
13、联系，深入探讨了神元以来君位传承及其常与“后族”关联的种种问题。到2000年第3至4期中国史研究连载代北地区拓跋与乌桓的共生关系长文，在前文所示后族问题常为乌桓问题的基础上，正面考察了拓跋与乌桓关系的各个侧面，及其对于拓跋早期发展史的意义。接着历史研究2001年第一期发表代歌、代记和北魏国史，继前文对序纪内容的深入解读之后，揭出了拓跋部族从口述史到成文史，从部族史诗到王朝国史演变过程的种种窍要，这又为重新深入理解拓跋早期史料和北魏国史系统牵连的问题，提供了一把至关重要的钥匙。次年，田先生将此三文及相关诸文辑集成拓跋史探，在前言中开头便道：五胡十六国这个破坏性特强的时期的结束，归根到底是五胡之间
14、及其主体部分与汉人之间关系发展和逐渐融合的结果，“但是，在这漫长过程行将结束而又尚未结束的时候，为什么是拓跋部而不是别的部族，担当了促生催死的任务呢我要强调的是，没有拓跋部在代北百余年的发育，也就没有足以稳定地统一北方的北魏。” 就这样，我们已亲身见证了魏晋南北朝研究史上重要的一笔。上引东晋门阀政治结尾和拓跋史探开头的这些文字，十分清楚地把拓跋部在代北百余年酌发育，与未来北方地区的统一和稳定，与一个时期内南北全部历史运动主流部分的走向，也就与我们前面所述“整部中古史演变递嬗的枢纽和古代东北亚民族关系格局的转移”，紧紧联系到了一起。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上述三篇文章为代表，田先生此番研究的主要贡
15、献可以归结为：从君位传承与后族的关系、拓跋与乌桓的共生关系入手，通过对一系列史实和问题的重新梳理，揭出了神元至道武帝百余年中，拓跋部发展过程所围绕的专制皇权的逐渐树立和族际关系的日趋融合这两大主题。同时又针对序纪这份拓跋早期史的基本史料，理出了拓跋部从口述史到成文史演变递嬗及相关问题的发展线索。于是，从自身社会形态到外部族际关系，又从基本问题到基本史料，田先生都提出了新的命题，拉出了新的线索，拓展了新的方法，诠释了新的事实；也就搭起了新的研究框架，开辟了早期拓跋史研究较以往更为开阔的新前景。 以下先就前二文述其主要成就和启示。 北魏后宫子贵母死之制的形成和演变，乃是田先生此次研究早期拓跋史的核心文章，其他各文展开的种种问题，几乎都已包含其中。后来田先生把此文的构思写给学林春秋收录，就已表明了它在田先生心中的份量。而此文的成就，首先当然是出色地完成了“子贵母死”这一奇特制度来龙去脉的考察。可以说，这个史界长期不甚清楚的问题，至此已得到了确解或现时条件下的最优解。而能够弄清此制来龙去脉的关键，端
